补偿职工因改制可能丧失的既得利益，所以样本企业中超过的企业最为的问题之，就是补偿资金的可得到性。

作为改制直接成本的补偿金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为什么国有控股的改制企业那么普遍，因为补偿约束是软的，而对于完全民营化的企业来说，这种补偿约束则是硬的。

因此才有的国有控股的改制企业报告无补偿，而大多数完全民营化的企业则需要补偿，同时前者即使补偿，其补偿金平均仅为万元，大大低于后者的万元。

在银行债务重组上则存在着另种软预算。

实际上，完全的民营化企业很少能得到债务削减或豁免，而国有控股的改制企业则能得到系列有利的债务重组政策的优惠。

所以，企业改制中，国有控股的改制模式之所以普遍大量存在，实际上是反应于这种改制的软预算约束的结果。

国有控股的改制模式或不完全民营化模式的好处还在于，可以得到资产定价的优惠。

在改制过程中，企业出售价格主要是由评估价来决定，而样本中不完全民营化企业的评估价是账面价的，大大低于完全民营化企业的。

因此，这个发现可以在种程度上扭转人们的偏见，实际上，大量的资产流失每天都在发生，而且在国有控制的条件下，这种流失更加隐蔽和不被人注意。

不完全民营化还导致了企业产权多元化。

般来说，大致存在三种形式的多元化完全私有投资者的多元化，国家与私人的混合多元化，国有内部不同机构的多元化。

第和第三种形式是两个极端状态，实际大量的企业是普遍的处在中间状态下的。

样本分析的证据表明，从横向来看，这种模式经常比另外两类模式具有较好的绩效。

这是因为，国家与个人的结合，往往能更好的发挥各自的优势，具有更多的促进绩效提高的协同作用。

在中国的现行体制和政治框架下，这种模式可以充分利用体制与政策的优惠，同时也能较好利用个人激励的优越性。

样本提供的改制前的企业绩效差异的分布状况，实际上成为后来企业发展的初始起点，后来的改制正是在这样的格局上进行和发展的。

我们看到，在改制的起始点上，与同期存在的其它企业相比，民营或经营层控股的企业就处在种绩效的相对劣势地位，所以，改制中完全民营化的企业的先天条件就是不足的，实际上，在这个样本中，我们的分析证据基本否定了靓女先嫁的假设，恰恰相反，现实中通行的往往是丑女先嫁的规则。

这个事实表明，改制经常是政府按照其部门利益的最大化进行选择的结果，不到山穷水尽无可奈何的地步，政府通常不会轻易放弃其控制权的。

因此，对改制前企业绩效的分析结果正反映了政府的改制模式选择倾向，把些较好的企业由自己来控股，而把些较差的企业当作包袱甩出去，让民营来接盘的改革起始的格局。

这就是所谓抓大放小的政策，实质上导致的是抓好放差的结果。

所以，这是中国民营化的个重要特点，与东欧前苏联的情形完全不同，不是全面推开普遍性的民营化，而是有选择的实行民营化。

因而，中国的改制具有根本不同的发展起点，以及根本不同的以政府部门利益为导向的改制政策。

结果，这样的政策导致改制样本具有很大的先天性差异，而这些先天固有的差异，不可能在改制后立即消除，还会在改制后的定时期存在，并继续影响企业的业绩指标。

有鉴于样本的这种较大偏差性特点，我们的分析如考虑企业之间的横向比较，就可能会出现种偏差，因为这样无法排除那些先天的影响企业业绩的因素。

我们主要比较改制企业是否比以前更好些，主要是自己与自己的前身来比同时，在纵向比较的基础上，即企业与自己的过去相比较的前提下，来进行适度的横向比较，即比较哪种改制模式具有较好的提升效益的效果。

对于改制企业的绩效指标的分析表明，改制取得了显著的绩效效应。

通过对于改制前与改制后的绩效测定与比较，发现改制后的企业盈利能力比以前具有明显的提高。

然而，改制以后企业出现效益的明显增长，往往是在改制后的两年，再往后来的发展则不太容易了，效益提高也不显著了，改制似乎缺少种持续递增的趋势，但能保持大致平稳发展的趋势。

通过对于不同的改制模式的改制前后绩效比较的分析，可以发现，相对于国有控股或政府控股的改制模式来说，民营企业控股的改制后绩效效果最好，经营层控股其次，职工持股会再次。

虽然它们都具有较好的促进企业盈利提高的作用，但这种有梯度的效益差异，反映了不同改制模式的不同效果。

相对来说，国有控股模式的改制效果则较差。

对于内部所有者的企业，即经营者与职工控股的企业，除了其较好的绩效效果外，还有两个证据值得注意。

是其购买企业的价格并不低，相对来说还高于国有控股模式的企业另是其投资率也不低，表明其行为的种合理性。

因此，这里的政策意义在于，内部人的民营化导向是有定合理性的，尤其在市场竞争条件下，这样的改制模式通常也是具有定竞争力的。

问题在于，当政府往往采取甩包袱，丢垃圾的机会主义政策来进行民营化时，就会把引到了死胡同。

结果，不仅可能增加企业搞不好的道德风险，也会导致劣币驱逐良币的后果，即真正的企业家的长期行为与这样的体制改革方向是不相容的。

结果，这样的政策导向往往更适合于寻租者的短期行为方式，而企业家的出局则是必然的。

实际上，改制中需要权衡的方方面面很多，不仅仅是公平与效率的权衡。

如果改制中需要权衡的只是公平与效率，那么用效率能换来公平也是值得的。

但是现在，即使我们牺牲了效率，也未必能换来公平，换来的可能只是既得利益者能够继续保持其控制权势力范围的旧体制的延续。

在种处处受制的大环境下的改制，只能是诉诸于矛盾较少的，各方利益兼顾较多的模式。

于是，国有控股兼顾其他利益相关者的模式，以及职工持股会控股的模式，成为目前改制最为普遍的选择。

在目前的大环境条件下，企业中的这两种力量是比较强的，然而，这样的改制模式的选择往往不定是最优，而可能是次优的，因为这通常是从有利于自身局部利益目标出发，而不定是与社会效益最大化的目标相致。

除非外部社会环境和社会制度发生较为重要的变化，才可能出现大量的更完全的民营化模式。

否则，这种不完全的或部分民营化的混合产权模式，将会存在段较长时期，将会成为目前转轨过渡时期的主流。

只有当市场环境恶化，竞争压力太大，企业不彻底民营化而无法生存，这时企业才会选择效率更高的民营化模式。

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讲，越是宽松的高速增长的宏观市场环境，越是较小的市场竞争压力，对于企业来说，选择是否改制，以及选择何种模式，都可能会具有种不利于效率的作用。

第二部分关于企业重组的分析报告按照调查问卷的定义，这里的重组是指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破产关闭解散，以及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之间有偿并购或者无偿划转产权的行为。

所以，我们以下的分析不涉及到产权变动的重组，只是在产权不变的原来的国有制框架下，进行的种企业组织形式的变化，企业组织的重新组合，企业的债务清偿和人员遣散，以及企业之间的合并等行为。

重组的发生方式及其基本特点重组企业问卷共分，其中中央企业家，地方企业家。

报告重组的企业合计户，占，未重组的企业户，占，其余户没有报告该信息。

表重组与未重组企业的分布是否重组全部企业中央企业地方企业企业数百分比企业数百分比企业数百分比重组未重组合计缺失值从上表中可以看到，中央企业的重组比例远远小于地方企业，仅占，而地方企业的这比例达到，这表明地方企业的重组力度大大超过了中央企业。

企业重组的时间分布全部重组企业重组时间集中在年之后，尤其是年之后。

未改制企业的重组也主要集中在年之后，而已改制企业的重组主要发生在年之后。

改制问卷的统计结果表明，最大量的企业改制发生在年之后。

这意味着，方面企业重组要略先于企业改制另方面伴随着大量企业改制，企业重组也大幅增加了。

可见，与企业改制样，企业重组也是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种重要形式。

地方企业的重组要领先于中央企业，地方企业重组主要发生在年之后，而中央企业重组主要发生在年之后。

企业改制问卷的统计结果也基本反映出地方企业改制领先于中央企业的特征，这可以反映中国渐进式企业改革的个基本特征由地方企业到中央企业，由中小企业到大型企业。

表企业重组时间的分布重组时间全部重组企业未改制重组已改制重组中央企业地方企业未填报合计企业重组的主要发起者政府是企业重组最主要的发起者，其次是控股母公司。

政府主导的重组在中央企业中尤为明显，在地方企业重组中控股母公司的发起作用接近政府。

但在企业改制后的重组中，控股母公司成为了最主要的发起者。

企业经营层企业职工债权银行四大资产管理公司等在企业重组中的发起作用尽管都明显不如政府和控股母公司，但企业职工的作用比经营层等都略大些。

因而，可以说重组的主要动力来自政府或国有控股集团。

动议者来自债权银行与四大资产管理公司的微乎其微，表明这些金融资产机构在重组中几乎没有发挥出什么作用。

表企业重组的主要发起者主要动议者全部企业中央企业地方企业企业数百分比企业数百分比企业数百分比政府部门企业的产权持有者本企业经营者本企业职工主要债权银行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其它合计中央企业和地方企业在企业重组与企业改制的主要发起者方面表现出不同特征。

在地方企业的改制和重组中，政府都是首要的发起者，其次是控股母公司而在中央企业的改制和重组中，政府是重组绝对首要的发起者而不是改制的主要发起者。

这主要是因为中央企业的改制主要是二级和二级以下的企业，而政府对级企业的改革重点主要在重组上。

企业重组遇到的困难问卷列举了企业重组会遇到的种困难没有政策性破产指标难以筹集安置职工的资金债务问题无法解决企业产权持有单位长期不能做出决定被并购兼并方经营层意见不能统实施并购兼并方经营层意见不能统其他。

只有家企业占全部重组企业的回答了这个问题，而且都选择了其他，另外家企业占全部重组企业的都没有回答该问题。

而在改制问卷中，多数企业做出了回答，并且问卷所列举的企业改制种困难都有企业进行了选择。

可见，改制比重组遇到的困难要大更多。

重组形式的选择及分布企业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