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拥有最高权力的元首后,这权力就成了最高统治者尤其成了他们中间那些迷恋权力的人需要倾全力去维护的东西,于是便产生了控制人民特别是控制其中优秀分子的需要,对告密者的需要也就由此而生。当元首进步演变为皇帝以后,帝王统治对告密者的依赖更为严重。正如古罗马史家苏维托尼乌斯所说,告密者及其纵容者的恣意妄为,已是帝国时代大弊病。在几个暴君统治时期,这弊端最为严重。公元世纪晚期,把自己的权力寄于禁卫军刀尖上的图密善天性多疑,他妒忌和仇恨优秀者而从人类最底层招募心腹,利用后者监视前者。凭着这些人的举报对有名望的罗马人特别是对元老院大开杀戒。他在位十年间,稍有名望者无不随时感到告密人的威胁。告密人在康茂德时期也极为猖獗。康茂德由于自身荒淫残暴而把任何出色表现都看成对他权力的挑战。于是善于揣摩暴君心理和罗织他人罪名的告密密者苦头的人则不能说至少在相当长时期内不能说当然更别想形成使告密者畏而却步的社会舆论。至于谁要在情势所逼时作出麦克阿瑟那样的选择,等待他的将是最严厉的惩罚。而且,由于我国长期有着对于这种特殊服务的巨大需要,为鼓励人们告密,曾赐予了这行当个上得了台面的说法,叫做反映情况,还慷慨地把诸如警惕性高敏感性强有觉悟等褒奖词抛撒给告密者。于是借助于语词转换术化腐朽为神奇,使阴暗卑劣不名誉变得似乎光明正大起来。不仅如此,告密还在事实上被纳入进正统观念之中,个人能否把良心交付国家机构去支配能否跨越迂腐的道义标准而主动反映情况已经成了考验人们忠诚性的尺度。这种尺度的普遍运用使得许多干告密行当的人还硬是生出了种自家人的荣耀感。而在长期扭曲的道德评判标准下,不涉足此道的人则大多丧失了对告密行为作出正常反应的能力再加上历史上长期的皇权崇拜和现实中虚假意识形态对人的理解力的瘫化,人们甚至普遍认可了至高无上的权力每个社会成员的合理性。所以,如果说这里是,至少曾经是告密者的乐土,是算不得夸张之辞的。当我国的改革开放在风风雨法学家乌尔比安关于正义是给每个人以稳定和永恒权利的意志的定义以及诚实生活,不欠他人,各得其所的法的准则,便都蕴涵了这样的因素。这些因素又使人们有了拒绝与国家权力作不体面合作的法律依据。罗马法对整个欧美世界的深远影响使得民间具有种把来自国家对民众的单向控制视为暴政的传统。即使在最专制的时代,这传统也未失落。中世纪王权强大的阿拉贡王国位于今西班牙东北部,臣民对国王有如下效忠誓言我们这些并不比你卑贱的人,向你这位并不比我们高贵的人宣誓,如果你能尊重我们的自由并遵守法律,我们就接受你作为我们的国王和最高统治者,否则,我们就不接受。这不卑不亢的效忠誓言就犹如人民的尊严与权利宣言。在最早形成专制体制的法国,年国会通过撤消对菲利普世的效忠的出亡法时有如下声明当个国王不履行他作为保护者的职责,当他压迫他的臣民,践踏他们自古遗留下来的自由时,他就被认为不是国王而是个暴君。因此这个国土上的各个阶级可以合法地合理地废黜他而另立个国王。无论何时何地,告密都是与阴暗鬼祟不名誉紧紧连在起的。喜欢干这行当的人与建设性活动无缘。他不是个适合盛产告密者的地方。社会艺术论文告密现象之盛衰。告密盛衰探源下相似的政制有着相似的需要。这可以解释些政体是盛产告密者的合适土壤,但并不能解释在相似政制下告密者的不同际遇。虽说告密现象和告密人是切形式的专制极权的天然伴生物。只要有不受制约的权力存在,只要有控制人民运动人民的需要从而有对人民进行监视并对无论政治或思想信仰上的异己不断进行清洗的需要,那么,专靠窥探监视别人,给人罗织罪名,打人秘密报告而谋取好处的角色就必不可少。然而有个重要因素使得不同国度中同样受到制度性鼓励的告密者境况大不样。这就是文化的精神传统的因素。在欧美,且不说在告密者没有多少伸展拳脚机会的民主政体下这类人名声极坏,日子难过。就是在纵容告密的专制时期,甚至在暴政下,告密者都是不敢声张自己所从事的行当的,旦劣行败露,就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欧美的精神文化传统中有许多因素促成了这样的舆论倾向。其中有两点很值得注意。首先是作为个人自由和尊严依据的希腊遗产。这就是希腊哲学以及虽然范围有限但却塑造了人类早期自由公民的民主。希腊社会艺术论文告密现象之盛衰督教及其教会以其对整个西方世界的精神领导取代了罗马帝国对这个世界的世俗领导。在它身上,广博的包容性与惟我独尊的偏狭性并存它的教廷在历史上则既有着维持全球公正与和平的理想和努力,又有着维持其作为上帝代言人的独尊地位和充当切人精神主宰的野心。基督教的包容性使它具有接纳不同国家民族性别和人种的人而成为普世信仰的品质,其教会的理想和努力则使它担当了教化抚慰播种文明的使命但把自己当真理化身和维持自己的观念和信仰至尊地位的企图则衍生了异端裁判所这种邪恶而血腥的恐怖机构。异端裁判所负有的消灭异端的使命使大批专门监视别人告发别人思想不端的告密者应运而生。在教会的权威不容质询的时代,告密者把无数人告上了异端裁判所,而与异端裁判所沆瀣气的世俗法庭则执行的任务,把被异端裁判所定罪的人送上火刑架。在好几个世纪中,火刑堆的烈焰曾卷着浓烟在欧洲各地燃烧。十世纪,纳粹德国以数量庞大密布全国的特务机构盖世太保和告密制度来实行恐怖统治。战后东德建立了更为庞大的同类机构斯塔齐和更为有效的告密制度。米勒也曾尖锐批评麦卡锡参议员的告密盛衰探源上历史上,专业密探或业余的告密者在东方或西方都曾普遍存在。印度早在吠陀神权政治时代,国王就豢养了大批密探作为他控制臣民的工具。在古犹太国,希律王在人民中布臵密探,窃听人们的谈话,对每句他认为有敌意的话进行惩罚。古希腊是现代西方文明的发源地。但王政时期在秘密宫殿中行使着绝对统治权的神王与东方君主样有着对告密的需要。他依靠书吏来实现对全部社会生活的。而当时的书吏作为唯掌握着文字的阶层,他们身兼任,既在宫里从事建立档案的秘密工作,同时又充当神王的耳目,专门去发现和向神王密报人民中的异象。王权解体后,权力不受控制的神王消失了,希腊社会进入城邦时期,并逐渐形成以公众集会广场为中心的社会空间。在这个时期,社会政治生活的公开性使耳目这类人物在大多数城邦丧失了存在的制度性依据。各城邦仍然有告密者,但他们的活动程度视各城邦政治制度而异。沿袭了王政时期些专制政治特征的斯巴达寡头政制建立了最早的秘密警察,他们权力很大,不仅监视民众,而且可以杀戮奴隶,杀戮对象主要是被他们发现具有勇敢之类危险品格的奴隶。所首演变为皇帝的趋势,甚至接连出现过好几个暴君,但罗马深厚的共和传统却从未完全丧失。共和传统体现在元老院这共和时期遗留下来的机构上,深藏在人民内心,甚至保留在些皇帝身上,受到他们的尊重。共和传统对告密这种寄生于秘密政治的丑恶现象是种遏制力量。特别当皇帝本人还保留着对共和传统及其当初支撑这传统的那些古老道德的尊重时,告密者的日子并不好过。例如图密善之前在位的提图斯治下便是如此。提图斯是图密善的兄长,在位仅两年,但颇有政绩,声望卓著。他厌恶告密,常在广场当众用皮鞭棍棒犒赏告密人,还把其中些拍卖为奴,些流放荒岛。而在图密善与康茂德两个暴君之间的将近十年中,元老院否定了帝位的世袭,恢复了开国初期由元老院提名产生皇帝的做法,此间接连代皇帝其中有著名的斯多葛派哲学家马可奥勒留都很尊重共和传统,他们把自己看成元老院的元首,认可自己是元老院代表人民选出的行政代表或国家第公仆的身份,因而不把权力寄托在武力上,而是直保持着文官政府形式。在这近个世纪的准共和政制下告密者几乎销声匿迹。罗马帝国灭亡后,作为帝国遗产保存下来的基派立场,为了种政治信条而牺牲思想上的正直。这是由虚伪的理想引起的道德败坏。比较而言,被迫的告密者多少有些值得同情之处。但卡赞的遭遇表明,在美国,哪怕情势所逼而沦为告密者,都将终身背负恶名,遭人唾骂。其人格污点,无论事业成就有多高,也难以抵消。但在中国就是另番光景了。这里干这行当的很多,而且多的是自愿者。不过,在我国告密词极少使用甚至避讳不谈。热衷此道的只干不说,吃告密者苦头的人则不能说至少在相当长时期内不能说当然更别想形成使告密者畏而却步的社会舆论。至于谁要在情势所逼时作出麦克阿瑟那样的选择,等待他的将是最严厉的惩罚。而且,由于我国长期有着对于这种特殊服务的巨大需要,为鼓励人们告密,曾赐予了这行当个上得了台面的说法,叫做反映情况,还慷慨地把诸如警惕性高敏感性强有觉悟等褒奖词抛撒给告密者。于是借助于语词转换术化腐朽为神奇,使阴暗卑劣不名誉变得似乎光明正大起来。不仅如此,告密还在事实上被纳入进正统观念之中,个人能否把良心交付国家机构去支配能否跨越迂腐的道义标准而主动反映情况已经成了考验人们忠诚性的尺度提名产生皇帝的做法,此间接连代皇帝其中有著名的斯多葛派哲学家马可奥勒留都很尊重共和传统,他们把自己看成元老院的元首,认可自己是元老院代表人民选出的行政代表或国家第公仆的身份,因而不把权力寄托在武力上,而是直保持着文官政府形式。在这近个世纪的准共和政制下告密者几乎销声匿迹。罗马帝国灭亡后,作为帝国遗产保存下来的基督教及其教会以其对整个西方世界的精神领导取代了罗马帝国对这个世界的世俗领导。在它身上,广博的包容性与惟我独尊的偏狭性并存它的教廷在历史上则既有着维持全球公正与和平的理想和努力,又有着维持其作为上帝代言人的独尊地位和充当切人精神主宰的野心。基督教的包容性使它具有接纳不同国家民族性别和人种的人而成为普世信仰的品质,其教会的理想和努力则使它担当了教化抚慰播种文明的使命但把自己当真理化身和维持自己的观念和信仰至尊地位的企图则衍生了异端裁判所这种邪恶而血腥的恐怖机构。异端裁判所负有的消灭异端的使命使大批专门监视别人告发别人思想不端的告密者应运而生。在教会的权威不容质询的时代,告密者把无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