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若真名之为旧学,恐怕就没有多少人愿意从事了必以科学化的国学或国故学名之,方有吸引力。整理国故的影响之,便是各中学皆开设国学课。时任中学教师的钱穆因教学所需而于北伐前后编撰国学概论书,他在弁言中指出国学名,前既无承,将来亦恐不立,特为时代的名词。其范围所及,何者应列国学,何者则否,实难判别。由于中西学科分类之间确有些难以弥合的差异,而时人认知中新旧中西的对立和冲突使调和变得困难且国学本身也有其内在的缺陷,从清季国粹学派开始就有排斥历代学术主流而从边缘重建国学统系的的学术与国家再次凸显出其紧密的关联,体现了民初对清季的思想继承。或者说,在意识层面力图区分学术与国家的民初趋新学者在下意识层面仍相当注重学术与国家的关联,两者间显然存在着种心态紧张。在这样的语境之中,从新文化运动后期开始,不少趋新学人对于国学和国故学的定义和学科认同产生疑义,有的学者更试图将两者区分开来,本文即简单探讨这现象。晚清中西学战的结果是中学已被认为无用,在定程度上或可以说,国粹国学国故等词汇的大量引入思想言说之中,恐怕就因为中学已经失去吸引力和竞争力,尤其国学明显是中学的近义词。当章太炎鼓吹以国粹激动种姓时,他以及主张以历史激发爱国心的梁启超等有意无意间不过是换个标签而试图将在时人思想言说中已经边缘化的中学拉回到中心来但正由于国粹与中学的接近,这努力抑知国故字之重心在故于故,乃知所研究之对象为过去文化思想之僵石乃知此研究之对象已考终于运动之际乃知此研究之对象与化学室之标本同其状态。如果去故而留国,则如呼西瓜之为西太阳之为太,闻者必茫然不知所云。故愚以为国故学必当称为国故学,决无可省之理。小议民国趋新学者哲学思考在世纪年代后期,当度风靡的整理国故开始走向衰歇之时,国学本身的学科定位或学术认同也产生了问题。有的学者试图用国故学来取代国学,有人根本主张国学不是学。实际上,从世纪末的甲午战争到年的事变,对于久处外患压迫下的中国士人来说,世纪年代可能是中外国家实体竞争最为淡化的时段。此时与清季的最大区别是学术与国家的疏离对强调国无学则不立的清季士人来说,国学既不能无用,也不能不是国粹但对提倡科学无国界的新文化人来说国故学界定虽明显可见毛子水的影响,其倾向性却相当不同毛氏在讨论材料时带有明显的不屑意味,而胡适在强调不含褒贬的基础上又提出国学的使命,显然相当肯定其存在的价值。这不久即引起青年读书人的臵疑,郑伯奇以为本来国学字是很笼统的名辞,而国学运动云云更令人不易理解。是种劝人研究古籍的运动呢还是劝人研究切中国的不论古今新陈,只要是中国的文化思想学术文学历史地理政治经济,乃至中国的国民性各地方的风俗习惯的种运动呢两者的范围广狭不,尤其前者顶好不过劝人用新眼光读古书罢了。郑氏的确看出了以国学代国故学的问题有没有故的存在,可以有相当大的差异。前引毛子水所言说明,运动前后时人对国故的概念原乏共识。这现象到北伐前仍无大的变化,曹聚仁发现吾人提及国故,则庞杂纷沓之观念交集于前。若就各思想政治论文小议民国趋新学者哲学思考国故的态度转变,历史研究年待刊从治病到打鬼整理国故运动的条内在理路,中国学术,年期。学术与国家的关联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是实际存在的,多大程度上是人们认知中的,不是简单说得清楚,本文相对侧重后者。思想政治论文小议民国趋新学者哲学思考。蔡尚思稍后总结性地将国学界定为国是国,学是学术,国学便是国的学术。其在中国,就叫做中国的学术。既然叫做中国的学术,那就无所不包了。既然无所不包,那就无所偏畸了。乃今之学者,或以国学为单指中华民族之结晶思想曹聚仁,或以国学为中国语言文字学吴文祺,还有以史学眼光去观察切的如章学诚章太炎等,以及误认国学为单指国文其人甚多不易枚举与中国文学的海上般大学多以中国文学系为国学系。这些人皆仅得其体,而尚未得其大全。在吾却始终以为,中国的固有文化,认为国学妨碍了中国这国家实体的发展,即郑振铎担心的会有阻碍于中国民族的进步与发展特别是阻碍中国国力及文化的发展,无意中仍回到国家立场之上。结果,在较少受到外患直接压迫的情形之下,度疏离的学术与国家再次凸显出其紧密的关联,体现了民初对清季的思想继承。或者说,在意识层面力图区分学术与国家的民初趋新学者在下意识层面仍相当注重学术与国家的关联,两者间显然存在着种心态紧张。在这样的语境之中,从新文化运动后期开始,不少趋新学人对于国学和国故学的定义和学科认同产生疑义,有的学者更试图将两者区分开来,本文即简单探讨这现象。晚清中西学战的结果是中学已被认为无用,在定程度上或可以说,国粹国学国故等词汇的大量引入思想言说之中,恐怕就因为中学已经失去吸引力和竞争力,尤其国学明显是中学的使调和变得困难且国学本身也有其内在的缺陷,从清季国粹学派开始就有排斥历代学术主流而从边缘重建国学统系的倾向虽然其国学又以包容宽广为特色但个并非枝节的原因是其风行时间毕竟太短,国学或国故学终未能形成自身的学术典范,在学科认同上缺乏个广泛接受的界定。而正是国学与西式学术分科未能成功衔接这点,成为当时及稍后些人主张国学不成其为学的立论基础,这方面的发展只能另文探讨了。注释,但显然受到学生运动的有力冲击或正因此,在年代初的科学与人生观之争中,学术超越的观念反得到较前更有力的提倡,这趋势要到之后才有较大的改变,详另文。史考摘录,收入仓修良编文史通义新编,上海古籍书店,年,页且慢谈所谓国学,小说月报卷号年月,页。详细的讨论参见罗志田新旧能否两立十年代小说月报对于整得到比较广泛的认可。傅斯年自己在年的态度便稍缓和,他那时以为国粹不成个名词请问国而且粹的有几,实在不如国故妥协。至于保存国粹,尤其可笑。凡是件事物,讲到了保存两字,就把往博物院去的命运和盘托出了。我们若真要做古人的肖子,也当创造国粹就是我们自己发明点新事物,不当保存国粹。天地间事,不进就退,没有可以保存得住的。问题在于,即使这更妥协的国故,在很大程度上仍不过是个涵盖宽泛的虚悬名号而已,使用这名词的各类人等其实未必具有共识。小议民国趋新学者哲学思考在世纪年代后期,当度风靡的整理国故开始走向衰歇之时,国学本身的学科定位或学术认同也产生了问题。有的学者试图用国故学来取代国学,有人根本主张国学不是学。实际上,从世纪末的甲午战争到年的事变,对于久处外患压迫下的中国士人来说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是实际存在的,多大程度上是人们认知中的,不是简单说得清楚,本文相对侧重后者。思想政治论文小议民国趋新学者哲学思考。章太炎在年曾提倡以国粹激动种性,在其年的规新世纪文中已将国粹国学和国故词并用,那时基本是作为互换的同义词而避免文字的重复但年多后他将其重要著作命名为国故论衡时,则意味着在意识层面对国粹的正式弃用,且多少隐含着反戈击之意国故当然比国粹更中性,而论衡则义本王充,明显有商榷批评之意。换言之,即使这中性的国故也是可以且应该商榷批评的。不过,对国故这略偏消极的隐含之义也不能太过强调,就在出版国故论衡的年,太炎又与其弟子钱玄同等发行了面向大众的教育今语杂志,其宗旨便明确首列保存国故。以保存国故取代稍早流行的保存国粹,似提示着对国故之中性意义的世纪年代可能是中外国家实体竞争最为淡化的时段。此时与清季的最大区别是学术与国家的疏离对强调国无学则不立的清季士人来说,国学既不能无用,也不能不是国粹但对提倡科学无国界的新文化人来说,学术与国家可以无关,至少关系不密切。正是在这样种立场之上,国学本身成为可以比以前远更轻松地进行讨论的题目。拘束的减少往往伴生着随意性的增加,朱熹曾说屈原之赋,不甚怨君,却被后人讲坏。章学诚以为,此语最为知古人心。与清季相类,民初反对与支持国学者多少都有从自己成心出发而将其讲好或讲坏的倾向,后者尤甚不同的是,清季人如此更多是无意中受到成心的影响,未必出自立言者有意识的动机民初人则更明显地是在意识层面为了种目的将国学讲坏。胡适等人对整理国故态度的转变即是例,但其转变态度的主要原因又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者之所以亟感有必要别于先已存在的挽救古学那没气力的运动,恰提示着立意标新的国学与旧学有着割不断的联系。在整理国故尚未风行之时,樊抗父曾主张中国固有之学术可因世俗之名以名之为旧学。但那时若真名之为旧学,恐怕就没有多少人愿意从事了必以科学化的国学或国故学名之,方有吸引力。整理国故的影响之,便是各中学皆开设国学课。时任中学教师的钱穆因教学所需而于北伐前后编撰国学概论书,他在弁言中指出国学名,前既无承,将来亦恐不立,特为时代的名词。其范围所及,何者应列国学,何者则否,实难判别。由于中西学科分类之间确有些难以弥合的差异,而时人认知中新旧中西的对立和冲突使调和变得困难且国学本身也有其内在的缺陷,从清季国粹学派开始就有排斥历代学术主流而从边缘重建国学统系的替换使用,皆可议然其意在强调国学之大全,的确与多数人特别是曹聚仁的主张异趣。不论国学是否国故学的缩写,曹氏从学理上区分国故学与国学的努力显然不够成功在多数时人认知中,两者基本是回事,许多人的确将两者替换使用。总体言之,以上诸人大致都可纳入当时的趋新派,然其关于国学与国故学的观念则相当歧异甚至对立,可知这的确是个使当时读书人烦恼困惑的问题。东南大学的史地学报在介绍北大国学季刊时说,国学之为名,本难确定其义。在世界地位言之,即中国学。分析为言,则中国原有学术,本可分隶各种学科,惟故籍浩博,多须为大规模之整理而整理之业,尤以历史为重要而研究之中,莫不须用历史的眼光。该刊关于国学的界定与梁实秋比较接近,并特别看出整理国故与史学的紧密关联但更重要的是,史地学报提出不须用历史的眼光。该刊关于国学的界定与梁实秋比较接近,并特别看出整理国故与史学的紧密关联但更重要的是,史地学报提出了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