乃当务之急。偿债基金可以从国债投资项目收益中提取定比例，从财政收入按年注入，还可以从国债基金运作增值部分滚存。有保障的资金来源，规范的运营管理，是偿债基金的必要条件，也是地方债走上良性发展的必要条件。结论当希腊债务危机显现时，德国等国强硬的拒绝了援助希腊的要求最终导致希腊债务危机全面爆发且演变成欧洲主权债务危机，错过了最佳的时机。知古鉴今，改革本来就是摸着石头过河，道路上充满荆棘，不能蹴而就，希腊债务危机为我国财政体制改革提供了宝贵的借鉴。我国政府应当引以为戒，及早采取主动积极的措施。改革不合理的分配制度与事权体制。按照级政权级事权级财权级税基级预算级产权级举债权的原则，塑造与市场经济相契合的分税分级财政体制，让有条件的地方先行试点发行地方债，然后推广到全国。地方债在欧美及日本已经相当成熟，在中国学术界已讨论多年。以此次地方债务危机为契机，推动我国地方债改革发展。与之配合引导地方政府多种方式提供公共产品，做到真正的开前门。开前门的同时应做到关后门，从根源是制止地方政府毫无节制的举债行为。进步明确事权的划分，做到不越位不错位不缺位，同时辅以适当的财政权限，规范运行。最后需要做到的是修围墙建立对地方债务运行状况的监督管理机制，同时应把财政风险监控和预警体系制度化，做到纲提目举。，希腊国债收益率飙升，希腊债务危机由此拉开序幕。对比而言，中国地方政府举债目的是刺激地方经济增长。政府通过构建投融资平台等手段向银行贷款，用以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同时保障民生，刺激经济增长，应对金融危机等。即以发展宏观层面的经济基础为先，兼顾民生福利水平的逐步提升。资金主要投向具有经济和社会效益的项目，形成大量有市场价值的政府资产，为债务的良性循环做好了铺垫。风险程度不同希腊债务水平高于国际公认的警戒线，中国地方政府债务负担低于警戒线希腊许多地方的财政赤字和公共债务占的比重都大大超过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规定的警戒线，这是导致主权信用危机的直接原因。债务坏账的违约危机将给债务国带来政府破产，国家主权丧失的政治危机。对比来看，中国政府的财政状况将健康得多。年至年中国的财政赤字占的比重分别为，呈现逐年下降趋势如下表中国国家财政赤字和时间亿元财政赤字亿元数据来源国家财政部国家统计局整理得出数据来源中国国家财政部官网国家统计局年中国公共债务占的比重为，年为，两者都远低于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规定的警戒线水平。就中国地方政府来说，年直接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万亿元，与地方政府综合财力的比率为，年中国地方政府债务占比重仅为。所以，从偿债率来看，我国地方政府的债务风险总体是安全的。风险传递的路径和范围不同希腊债务危机通过金融渠道向全球扩散，中国地方政府债务主要通过纵向和横向路径在国内各级政府间传递。当希腊屡遭评级下调，引发投资者悲观预期时，资本市场上大量投资者抛售资产，连带造成非危机国家市场信心下降，产生羊群效应，这样危机通过对资本市场影响扩散出去，政府和企业融资出现困难。年月，在连续不断利空消息打压下，欧元持续走低，重债国家国债收益率飙升意大利标售的比重年份至中国财政赤字占的比重时间占比图年期国债中标利率从月份的大幅飙升至西班牙年期国债收益率也突破，为年月后首次突破该水平。中国有中央省市县乡五级政府，实行级政府级财政的管理模式，在目前的财政状况下，由于事权的下放和财力的上收，下级政府往往收不抵支，需要依靠上级政府的转移支付。因此，上级政府特别是中央政府是我国地方政府债务的最后兜底人，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具有自下而上纵向传导的明显特征。救助机制不同希腊债务依赖在资本市场借新债还旧债的金融救助方式，中国地方政府债可以在财政范围内解决。希腊债务危机救助机制的选择主要依靠国际组织机构和金融工具的联合运用。目前国际上已成立三层救助机制，总金额亿欧元，包括三个部分是在希腊危机爆发后于年月临时性成立的欧洲金融稳定基金，最大放贷能力和提供援助资金为亿欧元，运作期三年。二是为弥补的不足于年月日成立的欧洲金融稳定机制，提供亿欧元援助，其最大借贷能力达亿欧元，以欧盟的财政预算作为支持从金融市场筹资。三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特别提供救助资金亿欧元。中国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主要由政府在财政范围内解决。中国地方政府债务有三道防火墙是政府投融资平台公司，二是地方政府，三是中央政府。首先，政府投融资平台公司形成了大量的固定资产，如公路铁路码头机场等，这些资产可以产生稳定的收益用于还本付息。其次，对于地方政府的直接借债和投融资平台公司无力偿还的债务，地方政府可以在财政预算内安排专门款项逐步还债或是变卖国有资产还债。最后，中央政府是我国地方政府债务的最终兜底人。我国是单制政体，不管是在政治上还是经济上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都负有担保责任。在万地方政府财政破产时，中央政府可以通过转移支付的方式对地方政府进行补助。第章希腊债务危机对我国地方债务问题的警示拓宽地方政府投融资渠道新型投融资平台尽管地方投融资平台的现有政府融资职能将被剥离，但是如果只依赖于地方政府债务还是难以满足地方政府对投资的巨大需求，而且，地方债务的发行权集中于省级政府，省级以下政府的融资能力可能更多地取决于其与省政府的谈判能力及当地的经济实力，其融资的自由度将受限。因此，地方政府仍然需要自己所控制的投融资平台进行投融资，以发展当地社会经济，营造政绩。原有投融资平台的最大问题在于其本身的资产与收益能力。地方政府将可能注入更多优质的能够变现或有稳定收益的资产或项目，为它提供增信措施或隐性担保，提高其资信等级，便于其社会融资。同时，改制重组和完善法人治理结构，以提升其市场化经营能力及资产质量和偿债能力。地方投融资平台可以选择其拥有稳定收益的独立项目，发行项目收益债和票据。它们是以项目公司为发行主体，与特定项目相联系的债券。债务利息的支付或是本金的偿还都来自投资项目自身的收益。相比之前的以公司为主体发债，对于发行方来说，有效隔离了偿付风险，操作简单对于投资者来说，收益回报更透明，更容易预测。以广东省为例年广东审计厅第号地方债审计公告显示，截至年月底，广东各级政府地方债总额为亿元，其中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亿元，负有担保责任债务亿元，负有救助责任债务亿元，债务规模在全国个性。建立事权与支出责任相适应的财政体制目前，我国中央和地方政府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不清晰不合理不规范，些应由中央负责的事务交给了地方，些适宜地方负责的事务，中央承担了较多的支出责任。这种格局造成目前中央本级支出只占，地方实际支出占到，中央通过大量转移支付对地方进行补助，客观上影响地方政府的自主性。完善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以后，要保持现有中央和地方财力格局总体稳定，结合税制改革，进步理顺中央和地方收入划分。根据税种属性特点，遵循公平便利和效率等原则，合理划分税种，将收入周期性波动较大易转嫁的税种划为中央税，或中央分成比例多些将其余明显受益性区域性特征对宏观经济运行不产生直接重大影响的税种划分为地方税，或地方税分成比例多些，以充分调动中央和地方的两个积极性。事权划分是现代财政制度有效运转的重要前提。在明确政府间事权划分基础上，界定各级政府间的支出责任，明确划分政府间收入，再通过转移支付等手段进行调节上下级政府不同地区之间的财力余缺，补足地方政府履行事权存在的财力缺口，实现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改革和完善政府管理体制应建立规范的地方政府举债融资制度我国现行的预算法第二十八条规定地方各级预算按照量入为出收支平衡的原则编制，不列赤字。除法律和国务院另有规定外，地方政府不得发行地方政府债券。表面上看，我国现行法律规定并未赋予地方政府举债权，但实际上各级地方政府举债早已是长期存在的事实，预算法的规定早已名存实亡。而各级地方政府在举债过程中为了绕开法律的规定，大多通过融资平台公司等变相举债，或通过政府机构违规提供担保来获得债务资金，这使得地方政府的举债融资行为极不规范，举债融资的渠道和方式众多而且隐蔽，举债程序不公开不透明，从而进步加大了地方政府性债务监控的难度和风险。因此，与其固守着已成摆设的法律规定，不如实事求是地施行开前门堵后门的政策，赋予省级政府适度举债权，并逐步向具备条件的市级政府推开，明确规范地方政府举债的条件举债形式和必须履行的程序，把地方政府的举债行为纳入到规范公开透明的制度管理中。应建立地方政府性债务的规模控制制度把地方性政府债务的规模控制在与经济增长财政收入增长以及债务偿还能力相适应的水平上。负债本身不可怕，可怕的是负债的规模失去控制，因此实行规模控制是各国管理地方政府性债务较为常用的手段。由于当前我国地方政府性债务规模增长过快，因此今后段时期对地方政府性债务规模的控制应该从严，从举债的需求和供应等方面实行更为严格的控制制度。其，应严格限定地方政府举债的资格和条件，所有举债计划都需经国务院审批，并编制地方债务预算，纳入地方预算管理，报同级人民代表大会审查和批准，坚决禁止政府违规担保行为。其二，应规范银行及非银行金融机构发放政府性贷款的行为，切实加强风险识别和风险管理，严格落实借款人准入条件，按照商业化原则履行审批程序。其三，建立地方政府性负债的风险评估和预警制度，通过可量化的风险指标来评估和预警地方政府性债务的风险，从而把地方政府性债务规模控制在合理安全的水平线内。再次，应建立健全地方政府性债务的监管制度。这几年我国地方政府性债务之所以迅速膨胀，个重要原因是我国很多地方在基础建设和公共服务设施方面长期处于相对落后的状态，地方政府官员都希望能为官任，造福方，尽快加快发展的步伐，改变落后的面貌。而自年财税体制改革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