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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图书馆善本书室。
另有清抄本,现藏于上海图书馆。
同治年夏,胡文忠公遗集成书。
曾国藩对此遗集并不十分满意。
首先,曾国藩在编纂之初提出的贵精不贵多的要求未被采纳。
其次,收录的重点及校编体例与曾国藩的设想完全相反。
曾国藩的设想是批牍感人最深,尺牍次之,奏疏又次之,而此遗集则是先奏疏,继之书牍,最后才是曾国藩认为最有价值的批札。
而胡文忠公遗集对曾国藩最大的触动,是身后亦不免此劫的担忧。
曾国藩在刊刻个人撰述事上向十分谨慎,不只次拒绝过幕僚或朋友的刻书之请。
同治元年闰月,莫友芝向曾国藩建议刊刻其所选编的经史百家杂钞时遭拒谒谢节相,呈诗,因怂恿刻其昔抄文目,不应,且属他日不得听故旧门生刻其集,谓集如研经室,亦止盛年专力考证者可存,不过十之,余皆决其不传。
同治年月,赵烈文以师曷不以平生所撰示人,俾如余辈早为结集,否则千载以形迹相求,失公之神矣,建议曾国藩刊刻个人文集时亦被婉拒。
看到胡文忠公遗集后,向态度坚决的曾国藩动摇了,他开始有意指定心腹幕僚赵烈文作为其遗集编纂的负责人师曰他日见胡文忠集,选刻多不当,且多代笔,吾身后亦不免此劫,足下何策以善其后余曰请及师身论定,烈愿任编纂之役。
师曰吾无所有,不足编纂,惟望足下他日持正论耳。
事实证明,曾国藩的担忧变成了现实。
首先,赵烈文并没有参与编纂曾国藩遗集。
曾国藩去世时,赵烈文正任职易州,曾氏遗集由曾纪泽在传忠书局发刻。
其次,据郭嵩焘的记述,曾国藩遗集在编纂过程中矛盾重重鼎丞编辑曾文正公读书记弟子记,于文正公生平著录搜括无遗,而皆能撷其精英,足资后人搜讨。
曹镜初才力百倍不逮鼎丞,而味负气,所刻文正公文集,已多不惬人意矣。
这也可以理解赵烈文对曾文正公全集的不满从何而来。
汪士铎与曾国藩交游过程中,从最初相商胡文忠公抚鄂記,到未能成书的江南通志与肇域志,曾国藩从未拒绝过汪士铎的请求。
不仅如此,汪士铎重回金陵后,曾国藩俨然成为汪士铎生计保障。
身为江南耆儒的汪士铎,利用其在江南文人中的影响,积极主动地为曾国藩的文教事业奔走,人交情之深概可想见。
汪士铎与曾国藩交游研究论文原稿。
事实证明,曾国藩的顾虑是非常有道理的。
咸丰年的金陵战乱摧毁的不仅是汪士铎的家园和家庭,更摧毁了他对程朱理学的信任。
经此难,汪士铎对孔孟之学的不满与批判更加直接和激烈既来则安之,宜用文德,乃曰修文德以来之,不知不来之如何历代有修文德废武功以来远人者否长毛英夷,文德能来否大抵是己护短之见,圣人不免。
不仅如此,汪士铎认为科举遴选人材的途径太过狭隘,提出合天下论之分,吏治分,勇略分,技艺分,文章始可,今十分全用文章,宜其殆也的人才选取办法,且有改良科考之志选举之法,文即仍用股,而领题后,比发挥题意,中段从古说到今,后大比,不拘字数,说此题与今合否能行否如何变通推广改革及大不然之法,务引会典及则例自为注。
其题不拘书经,每试皆然。
这些都与曾国藩书院以举业为主的教育理念相脱离。
最后,汪士铎确以归乡为由婉辞箴言书院之席。
此事议后不久,同治年十月十日,汪士铎重返金陵后与曾国藩相见汪梅村来久谈。
请梅村与张啸山李壬叔等中饭,申初散。
汪士铎归乡之后,深受曾国藩礼遇,被安臵于金陵书局,参与部分书籍的校刻工作复校梅村分校之诗经集传,多失检处,盖梅村目眇而老眼不能无花。
汪梅村来,商校刊书事。
汪士铎在书局的工作表现虽存在着诸多不足,但曾国藩从未计较,对汪士铎的关心未因北上剿捻而中断。
同治年十月,曾国藩在剿捻征程中特意致书李鸿章要求关照汪士铎汪梅村为金陵读书种子,梅氏亦累叶清通,均希格外关垂。
有理由相信,曾国藩将汪士铎安臵于书局,更多的是出于对汪氏生计问题的考虑。
最有力的说明莫过于同治年曾国藩回任后对金陵书局事务的分工上。
汪士铎身为金陵书局员,曾国藩却未有明确指派缦老来,言节相派定书局人汪梅岑唐端甫刘伯山叔俯壬叔及予,仍以缦老为提调,以史记属予与端甫,以前后汉书属刘。
同治年月,曾国藩次离任两江总督之前,汪士铎正式辞去书局职过汪梅岑门,招入小坐,知已辞书局矣。
摘要晚清学者汪士铎学识渊博,尤长于舆地之学。
咸丰年因战乱投奔胡林翼之际与曾国藩相识,后入金陵书局以校书为业。
汪士铎与曾国藩之间的往来,多涉及刻书之事,而人交情之深厚,却非学术思想上的志同道合。
汪士铎与曾国藩相识之初,便积极为曾国藩的军事布防出谋划策,可以说,真正支撑起人交情的是统战线上的同仇敌忾。
关键词汪士铎曾国藩学术思想同仇敌忾作者简介张鑫洁,女,郑州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从事中国古典文献学近古文学文献整理与研究月河,男,本名凌解放,郑州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中国古典文献学近古文学文献整理与研究。
中图分类号文献标识码文章编号汪士鐸,初名鏊,后易名士铎,字振庵,改字晋侯,别字梅村,号悔翁,晚号无不悔翁,江苏南京人。
治学无门户之见,讲求经世致用,精于礼,工于舆地,被誉为江宁大儒宗。
道光十年中举,后次赴会试,均不中。
汪氏生著述丰富,惜多毁于战火。
现存水经注图南北史补志胡文忠公抚鄂记上江两县志续江宁府志等,以及个人诗文集汪梅村先生集十卷附外集卷悔翁诗钞十卷附补遗卷悔翁诗余悔翁诗续钞悔翁笔记梅村剩稿等,另有汪悔翁乙丙日记。
汪士铎喜舆地之学,又师从胡培翚研习经术,提出学史第地舆第兼及词章之学的治学思想。
重视个人性情在治学选择上的重要性,因亲历战乱,尤厌性理空谈之弊。
汪士铎的学识与人品深受胡林翼与曾国藩的赏识,亦为时人所钦服。
胡林翼云雅性好学,藏书万千余卷,闭户绝庆吊,蒔花木读书为乐。
国朝学人率自经史秦汉诸子外,天官历算舆地职官,苍雅典礼之属,靡不综覈。
曾国藩以芳洁欲师陶靖节,湛冥略近蜀君平相推重。
方宗诚有学问浩博,尤长于地舆。
留心时事,不逐声利之叹。
相识相交咸丰年,太平军围攻金陵,正准备北上会试的汪士铎在被困城中个月后逃往安徽绩溪避难。
咸丰年正月入胡林翼幕府。
汪士铎与曾国藩的交往即肇端于此及林翼督师皖北,与先生简牍往复无虚日,于时局裨益为多,用是遍识曾国藩朝邑合肥相国诸人。
咸丰年月廿日,曾国藩抵达武昌府城。
两日后,汪士铎与曾国藩正式相见是年,汪士铎岁,曾国藩岁中饭后会汪梅村,名士铎,绩学士也,江宁人,庚子举人,出胡中丞门下。
江宁城破,陷贼中年余。
后逃出,至绩溪山中。
去年,胡中丞请之来鄂督,修读史兵略书。
其学精于舆地,曾补画水经注图,又精于小学,又曾作南北史补注。
汪曾的首次会面十分愉快,曾国藩在随后致胡林翼的书信中对汪士铎赞赏有加得见汪梅村,洵积学之士。
月初日,曾国藩离开武昌回黄州,汪士铎仍留胡林翼幕府。
咸丰十年胡林翼去世后,汪士铎继续留鄂以编纂胡林翼遗集为职,直至同治年重返金陵。
在此期间,丁取忠就是否聘请汪士铎为箴言书院主讲事与曾国藩相商。
箴言书院由胡林翼手创办,创办之初便得到曾国藩大力支持。
在曾国藩看来,书院以培养科举人才为职,书院山长的任用有两大标准精通股及经史之学,以学识服人者为上选重视制艺,能够鼓励士子学习股,具有定的影响力与号召力者为次选。
考虑到汪士铎弃时文已久,加之年事已高患有眼疾且有归乡之志,因此,曾国藩认为汪士铎不适合担任书院主讲席承示箴言书院来岁开馆,拟请汪梅村兄主讲。
鄙意书院常课,必当以举业为主,非精熟股韵之学,则群弟子不相亲附若股韵既足服应试者之心,而经史古文又足厌高才生之望,此为山长上选,不可多得。
其次则以股韵为重,易以鼓舞士心。
盖应试者多而高才者少,天下皆然。
譬之蒉桴土鼓,古则古矣,而不适于耳茹毛饮血,古则古矣,而不适于口。
谁复亲之梅村兄学问淹雅,人品高洁,鄙人素所企佩。
但弃臵帖括,为时太久,目疾亦难痊愈,阅文费力。
若掌教乡间书院,恐曲高和寡,从者寥寥,终岁更无跫然之音。
来书谓系文忠遗言,自不可违。
顷已函致梅村,姑为劝驾。
俟接其复书,再行奉闻。
咸丰十年月,胡林翼卒。
汪士铎留鄂负责编纂胡林翼遗集。
曾国藩致书汪士铎,对胡林翼遗集的编纂提出了两点要求第,先行刊出胡氏部分文集,如奏议批答尺牍等,供世人阅览第,编纂体例上贵精不贵多胡宫保著述闳富,现在编集,闻专取其奏议批答尺牍诸种,自应急为刊刻,以餍海内庆云先睹之情。
其批牍曾蒙抄出册,惠寄敝处,实为希世之珍尺牍奏议者,计亦美不胜收。
然吾辈爱人以德,要贵精选,不贵多取。
尝勺而江水可知,睹片毛而凤德已具,似无庸求益而取盈也。
为彰显胡林翼治理湖北时在吏治团练厘金等方面做出的贡献,汪士铎取公所治官文书,排比连缀,芟文纪实,以为后世则,辑成胡文忠公抚鄂记书。
是书编纂之前,汪士铎与曾国藩相商。
曾国藩对汪氏此举极为赏识,认为首先要对胡氏批牍的价值给予足够的重视。
在编纂体例上,应改选言为纪事,体例采用编年体较为合适惟胡公近著,批牍感人最深,尺牍次之,奏疏又次之。
若刻其遗文,批牍自可贻则方来,何得摈之不登若欲改选言为纪事,此法颇佳。
然昔贤作表之义,在于省文辞而存事实作谱之道,在于搜幽远而讨佚亡。
顾阎年谱之可贵者,亦以先生事迹不显,赖旁搜遗集以证之耳。
今胡公闻见既近,勋施烂然,几于走卒皆知,日月若揭,似不必更为年谱,求显反晦。
细检档案,考核往还诸人笔札,排比成书,亦殊不易。
胡文忠公抚鄂记后确是采用编年体体例。
成书后,考虑到文忠历年于不职之员多有参劾,其人子孙仍多贵显,故汪士铎在其有生之年,绝不肯将此书发刻或抄传副本。
汪士铎的坚持,不仅是他对胡林翼的忠心和思虑的周到,亦是其人品高洁之表现。
咸丰十年十月,水经注图刊刻成书。
同治元年月十日,曾国藩收到汪士铎寄赠水经注图接汪梅村信,寄所为水经注图卷附录卷,粗阅过。
曾国藩十分重视此书,加之又新得赵烈文赠送曲阜孔氏所刻戴东原水经注,故以对校的方式细阅书夜因新得戴氏水经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