涯，无论是早年为台谏之时，还是贬谪十年复出以后，均不遗余力地举荐贤才，弹劾庸懦之士，可谓初心不改，以贯之。

新五代史编纂思想考论论文原稿。

这种述往训今的思想，在论及代军制沿革问题时，体现得尤为显著。

则虽然代军制后世无足称焉，然侍卫亲军之制，则为北宋所沿用则征伐废臵为时代之亟，北宋朝之大政，故详述其源流。

在欧阳修看来，自后汉后周以来，侍卫司长官都指挥使其职益重，凡朝廷大事皆决侍卫狱。

后汉时，史弘肇为都指挥使，与宰相枢密使并执国政，而弘肇尤专任，以至于亡。

然由于其时方镇各自他痛心疾首地写道凡捂绅之士与唐而不与梁者，皆诬以朋党，坐贬死者数百人，而朝廷为之空。

将朋党为患视为压垮唐王朝的最后根稻草，并由此对朋党之由来及危害细加辨析。

在其看来，进朋党之说者，欲在空人之国而去其君子，孤人主之势而蔽其耳目，夺国而与人，居心甚毒，旦名目既成，罪名既定，往往波及甚广，为害甚剧，凡与之关联者，举凡亲戚故旧交游执友宦学相同门生故吏，皆可以党羽同罪处之。

长此以往，君子屏退，小人道长，使人闻善不敢称誉，则人主之耳不闻有善于下矣，见善不敢荐引，则人主之目不得见善人矣。

善人日远，而小人日近，则为人主者，伥伥然谁与之图治安之计哉君主长期闭目塞听，实与瞎子聋子无异，成为彻底的孤家寡人，人主之柄既岌岌可危，亡国之日也就近在咫尺了。

只要稍加联系欧阳修所处时代背景即可发现，此段朋党之论，并非仅为感怀旧史，而是有的放矢。

其时正值以吕夷简为代表的朝廷守旧势力当权之时，范仲淹欧阳修尹洙余靖等革新派代表人物备受打压，陆续被排挤出朝，贬谪地方，其追随者亦尽逐之。

面对政治危境，以及效。

时代之亟与史家之忧重修代史之缘起新代史约始纂于仁宗景祜年，成书于皇祜年，所处时代正值北宋内忧外患积弊凸显危机溢之时，冗问题愈加严重，夷狄之患日趋严峻，各地民变蜂起，年多如年，火强如火。

面对中外骚然的局面，欧阳修满怀忧虑地指出从来所患者夷狄，今夷狄叛矣所恶者盗贼，今盗贼起矣所忧者水旱，今水旱作矣所赖者民力，今民力困矣所须者财用，今财用乏矣。

力谏仁宗慎号令明赏罚责功实。

这段上于庆历年的奏疏，既是历史时势的重要缩影，也是欧阳修忧患意识的集中流露。

而此时恰为欧阳修着力编纂新代史的关键时期，也是宋代官方重修唐史大幕拉开之际，史学与政治现实之间的紧密互动，于此尽显无遗。

如果说，庆历新政的筹措反映了官方士大夫群体从动的层面对时代之亟的回应，那么，重修唐史和代史则代表了有识史家从静的层面对现实危局的忧思。

所谓麟，只是罕见之兽而已，前有治世如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世，未尝出，其出而当乱世，然则孰知其为瑞哉以其为王者之瑞，乃后人附会之说，实不足取。

以此类推，凤在舜时，被视为瑞新五代史编纂思想考论论文原稿欧阳修观察和评论代历史的个重要视角，也自然地成为其应对当时政治角力的重要工具。

而与朋党之论紧密相关者，是用人之论。

任贤直是历代史家倍加关注的问题，欧阳修自不例外。

他以周世宗善于用人为例指出呜呼，作器者，无良材而有良匠治国者，无能臣而有能君。

盖材待匠而成，臣待君而用。

故曰，治国譬之于奕，知其用而臵得其处者胜，不知其用而臵非其处者败。

饶有兴味的是，欧阳修并未刻意论述人才不世出的问题，而是更多地感慨良君难遇。

在其看来，治国之君与乱国之君的根本区别即在于，前者能臵贤智于近，而臵愚不肖于远，使君子小人各适其分，而身享安荣后者则常臵愚不肖于上，而强其不能，以暴其短恶，臵贤智于下，而泯没其材能，使君子小人皆失其所，而身蹈危亡。

这思想，同样暗含着对仁宗的种寄托，希望其能效法周世宗知人善任，锐意改革，中兴宋室，同时也是欧阳修求贤若渴嫉恶如仇性格的彰显。

综观其宦海生涯，无论是早年为台谏之时，还是贬谪十年复出以后，均不遗余力地举荐贤才，弹劾庸懦之士，可谓初心不改，以贯之。

摘要作为部以以当之，则视时天下治乱，可以知之矣。

截然区分人事与鬼神之论，明言专人事，则天地鬼神之道废参焉，则人事惑。

这是全书在历史思想上的个显著特点，也是时代风气在历史编纂学领域的集中体现。

是鉴往知来，借代史事集中道出对现实问题的痛切看法，即其在致尹洙信中所言粗申其心。

如关于唐末白马之祸事，欧阳修并非简单地以后梁篡唐王朝更迭视之，而是仔细审视其背后所暗藏的历史治乱规律，他痛心疾首地写道凡捂绅之士与唐而不与梁者，皆诬以朋党，坐贬死者数百人，而朝廷为之空。

将朋党为患视为压垮唐王朝的最后根稻草，并由此对朋党之由来及危害细加辨析。

在其看来，进朋党之说者，欲在空人之国而去其君子，孤人主之势而蔽其耳目，夺国而与人，居心甚毒，旦名目既成，罪名既定，往往波及甚广，为害甚剧，凡与之关联者，举凡亲戚故旧交游执友宦学相同门生故吏，皆可以党羽同罪处之。

长此以往，君子屏退，小人道长，使人闻善不敢称誉，则人主之耳不闻有善于下矣，见善不敢荐引，则人主之目不得见善人矣。

善人日远，而小人日近，则为人主者，伥伥司长官都指挥使其职益重，凡朝廷大事皆决侍卫狱。

后汉时，史弘肇为都指挥使，与宰相枢密使并执国政，而弘肇尤专任，以至于亡。

然由于其时方镇各自有兵，天子亲军不过京师之兵而已，故为害尚不显著。

今则不然，方镇名存而实亡，军诸卫又益以废，朝廷无大将之职，而举天下内外之兵皆侍卫司矣。

则为都指挥使者，其权岂不益重哉，其不无忧虑地指出语日涓涓不绝，流为江河。

荧荧不灭，炎炎奈何可不戒哉，考虑到北宋立国以来，直以节制武将兵权强化皇权为急务的策略，以及欧阳修本人贯强烈的尊王思想，此处史论，亦可谓尽显忧世之思。

除此之外，书中就薄敛节用安民用兵攘夷等问题，亦有重要论述，如批评吴越钱氏重敛其民以事奢僭虐用其人甚矣以后梁与吴兵力强弱悬殊而胜败难料为例，感叹兵者凶器，战者危事也，可不慎哉强调夷狄之于中国，有道未必服，无道未必不来，盖自因其衰盛。

虽尝臵之治外，而羁縻制驭恩威之际，不可失也，凡此，皆与当时的时代背景有关。

虽然代已渐成遥远之过去，但对于这段纷扰动荡的历史，欧阳修始终戒之慎之，似乎乱世此外，欧史还插叙了太祖称帝以前以臣子侍唐昭宗事初，太祖常侍殿上，昭宗意卫兵有能擒之者，乃佯为鞋结解，以顾太祖，太祖跪而结之，而左右无敢动者，太祖流汗浃背，由此稀复进见。

昭宗迁洛阳，宴崇勋殿，酒半起，使人召太祖入内殿，将有所托。

太祖益惧，辞以疾。

昭宗日卿不欲来，可使敬翔来。

太祖遽麾翔出，亦佯醉去。

此处所记虽事非关要，却不失精彩，以细节描写点出了朱温敬翔人由来已久之密切关系，而朱温小心谨慎如履薄冰的性格特点，更是跃然纸上。

至于敬翔纂修大梁编遗录事，在欧阳修看来，似为非干大体的细小之事，故阙而不载，薛史则概述其事初，贞明中，史臣李琪张衮郄殷象冯锡嘉奉诏修撰太祖实录十卷，叙述非工，事多漏略。

复诏翔补缉其阙，翔乃别纂成十卷，目之曰大梁编遗录，与实录偕行。

另如李袭吉传，薛史所记篇幅颇为冗长，其中言及晋王欲罢兵而与后梁通好事，不惜笔墨载录李袭吉奉晋王命所致梁太祖之书信全文，这种不加修饰的笔法，显然带有成书仓促而不免草创的特点，且书信内容本身并无显著史料价值，不过长于辞令而已。

从历关于命官，般不书，非常而有故则书。

不可否认，这带有鲜明主观取舍倾向的史料采撰原则，势必会造成诸多客观事实的零落，这也是欧史在史料整体性上逊于薛史的个重要原因所在。

不过，从历史研究的角度客观指出者在史料价值上的得失与差异，固然重要，但不能以此作为衡量两部史书价值高下的主要依据。

方面，传统史书尤其是史学名著并非以排比史料为主，而是往往有其明显的编纂旨趣与记述重心，而且越是在历史动荡或王朝危患之时，这特点体现得愈加明显，史家述往思来鉴往训今的思想也就愈加突出，欧史即是明证。

在北宋政权衰势尽显危机伏的严峻形势下，不可能要求史家面面俱到事无巨细地记载代这段距离自己最近最具鉴戒意义的纷乱动荡的历史，只能是有所侧重，载其大事要事亟事，这是时势使然。

进步讲，这种选择性的记述原则，堪称北宋中叶以后历史编纂学的个整体特征，资治通鉴续通鉴长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等继出之作，在记述历史方面都不是平均用力平铺直叙的，而是各有其重心，在编纂旨趣上与新代史呈前后相继交相辉映之势。

既然如此，就不能脱，未必皆真，即有之，亦意在殖谷积财，以助乱逆，进而批评薛史何得徇实录曲加推誉综合诸说，此事尽管实录及野史中不乏夸大溢美之词，但并非子虚乌有，换言之，张全义倾力治洛是真，动机有待商榷，此为争论之焦点。

旧代史成书仓促，又有立代为正统，以正赵氏政权合法性的现实需要，即如王夫之所言宋之得天下也不正，推柴氏以为所自受，因而溯之，许朱温以代唐，而代之名立焉。

故于张全义之事迹，多本之后梁实录庄宗实录而未加详考，以致虚美之迹甚是显著。

不过，在代史观问题上，除传统的正闰之论外，有关后梁的正伪之辨，自后唐以来，以至宋代前期，直争议不休。

从王禹傅批评张全义的激烈言辞来看，显然视梁为伪，故于张全义朝秦暮楚反复无常之贰臣行径，数加讥诮。

再看欧史之记载是时，河南遭巢儒兵火之后，城邑残破，户不满百，全义披荆棘，劝耕殖，躬载酒食，劳民畎亩之间，筑南北城以居之。

数年，人物完盛，民甚赖之。

及梁太祖劫唐昭宗东迁，缮理宫阙府廨仓库，皆全义之力也。

全义初名言，唐昭宗赐名全义。

唐亡，全义事梁，又请改名，太祖全责备，苛求古人。

另方面，今人普遍重视薛史的个重要原因，乃是因其排纂实录的特点而借以保存了大量已然散佚的代实录等原始文献，然而这些当代看似弥足珍贵的史料，在北宋中叶多属完璧，并非遥不可及难以窥览。

诚如清人所云宋初薛史虽成，而各朝实录具在。

观通鉴考异，尚引梁太祖唐庄宗实录，则欧公时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