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是制度正义除了需要制度选择设计的正当性之外，也需要操作制度运行的管理者公共权力行为的合理及合法性基础此外，行政正义的局限性不仅仅在于公共行政管理者运用公共权力的操作层面上的基础，还在于包括行政管理者在内的公民对于正义期待与代表全体公民意愿的行政制度之间存在的差距。即使是正义制度在其履行正义职责时，亦有个时效相对滞后的问题，因而，亦会引起人们的道德愤恨。这就需要宽恕之美德，以遗忘不正义行为。而这宽恕和遗忘有赖于公民以自己的仁爱以及对行政制度正义的信念和希望超越对等的报复。毋庸质疑，公民行政管理者和公众个体的美德精神与行政制度的正义正如鸟之两翼车之双轮支撑着现代行政的正义导向。转贴于看准网全文完年月日践的具有强烈组织性能的治理活动，那么公共行政如何回归道德的目的性价值辩护这追问的实质意义就在于如何建构论证行政权力及其运用方式的道德正当性及合理性基础，实践行政行为的道德准则，实现其价值层面上的意义。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纯粹的价值中立以及效率不可取的境域中应该遵循种什么导向由行政本身的内在逻辑和需求探寻，这导向毋宁是公共行政中的正义。转贴于看准网罗尔斯在正义论中开篇明义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像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样。这论断同样适用于行政领域。作为种制度，首要的便是在纷繁复杂的价值冲突中能有效地维护政治秩序，获得公众的认可及同意，赢得合法性基础。现代行政的发展逻辑在获得合法性方面暴露了自己的缺陷，因为合法性的奠定和维护除了依靠政府单纯的价值中立和效率之外，更多地基于政治制度本身内蕴的理性和人们对它的信念，合法性作为政治利益的表述，它标志着它所证明的政治体制是尽可能正义的。因此，合法性基础实际上包含着对政治秩序有效维持这合理性评价和道德性评价中的实质正义。而正义正是合法性的内在动因。以合法性的结构视之，管理者和公众是合法性的结构载体，两者不是纯粹的单维构建，而是具有回应性的，共同使合法性呈现动态发展过程。并且随着公众价值的多元性精神特性的差异化扩大，公民更多的是在现代民主法则的框架下，根据自己的道德判断和利益来评价政治及行政，因此对公众回应需求的满足程度成为能否赢得认可和支持的重要关键因素，而。必须改变观点，对当前治理模式的基础本身提出质疑，即使这些基础已经为长期的习惯所肯定。这实际上是个大胆的结论，意味着公共行政也和人类的治理样处在根本的转型之中，这促使我们重新思考行政正义导向的内在需求。罗尔斯认为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这实质上潜藏着这样的论断正义毋宁是制度的正义。以此推之，行政的正义毋宁是行政制度的正义，实现行政正义导向的关键在于行政制度本身。行政制度是行政最为重要的规则体系。只有通过制度的安排，对有限的社会资源进行合理的分配，公共行政才可能保持它的正义导向，才能实现良好的社会秩序。同时，也只有体现正义的制度才能成为协调社会各阶层相互关系的基本准则，才能为全体社会成员所接受并自觉遵守，否则就沦落少数人谋取私利的工具。构建符合正义导向的行政制度是个系统的工程，需要考虑到行政的制度选择制度设计和安排的正当性程度，深入研究制度的实际运作。这关涉到制度选择设计和安排的社会客观条件和环境，包括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条件和环境，比如，社会的政治自由程度公共理性程度制度创新的资源供应社会公民的政治参与政治责任和政治美德状况，以及特别重要的是制度选择设计和安排与社会政治生活实践要求的契合程度，等等。确立行政制度的正义导向不仅是公共行政目标模式的变更，而且意味着公共行政的制度运行机制和行为模式的根本性变革。然而，单纯依靠行政制度的正义是否就能保证行政的正义导向根据慈继伟正义两面性的解释，制度正义是有局限的，需要对个体美德这种需求最根本的是对正义的诉求。然而，正义要成为现代行政的新导向还必须满足这样的事实行政虽然不能以单纯的效率为导向，但是却不能缺乏效率。以正义原则为导向是否会降低行政效率换言之，正义导向是否排斥效率恰恰相反，正义导向之中涵盖着最大的效率追求。对于个社会来说，最大的潜在的动荡因素是来自社会内部各个阶层之间的隔阂不信任抵触和冲突。通过对社会成员基本权利和基本尊严的保证，通过必要的社会调节和调剂，社会各阶层之间的隔阂可以得到最大限度的消除，至少可以缓解，进而可以减少社会潜在的动荡因素。社会成员之间价值观等非政治因素的差异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以统的观念整合人们的思想难以达成，重要的是应付这些非政治因素的渗透所采取的方式。行政的正义导向能够为公众提供平等地表达社会诉求参与社会治理的机会，积极地发挥自己的潜能，不仅在行政体系自身中呼唤出有效率的行动，而且能够在它的管理对象那里，即在整个社会中激发出存在于社会成员之中的整合社会秩序推动社会发展的潜能。因此，正义的导向消弭了社会矛盾，增强社会成员的凝聚力，极大地激励他们的主动眭和积极性，使政府在获得最佳的社会秩序的同时，政府从日常社会事务的管理中极大地解放出来，降低政府的运行成本，呼唤出高效率。因此，现代公共行政应该抛弃以往的逻辑，以正义为导向。然而，以平等正义为主张的新公共行政或新公共服务并不能真正实现正义，法国学者皮埃尔卡蓝默对新公共行政追求正义的困境做出了很贴切的诊断仅仅进行机构改革是不够所导致。然而，冲击后的行政还要有能够实行价值中立提高效率的实践性或环境性契机。政党分肥制便为之提供了这样的机遇。威尔逊的行政价值中立原则便是针对当时美国的政党分肥制，为了劳永逸地摆脱其纠缠所做出的设置。他以完全超脱道德政治甚至是法律领域的事务性来描述行政管理的领域，它与政治的领域那种混乱和冲突相距甚远。在大多数问题上，它甚至与宪法研究方面那种争议甚多的场面也迥然不同。恰是服从于解决政党分肥制这具体问题的价值中立原则与韦伯的官僚制相结合，把道德价值从公共行政领域中彻底剔除。由此，现代行政发展逻辑在历次的思潮碰撞中，在政治与行政的分离过程中，形成了这样的理论抑或假象行政与道德全然无涉。它试图逻辑周延地表明效率是价值中立的必然结果，而要实现效率，惟有寻求事实与价值两分的价值中立。二问题现代行政逻辑与道德之间行政摆脱了道德行政学脱离政治而产生毋宁是现代性事件，经过与道德的决裂以及机械论科层制的发展，公共行政尝试依据科学和技术路线寻求自身发展逻辑的理性化，逐渐构建起自己的逻辑体系。然而正当现代行政构造起自足的技术体系，准备摆脱道德飞跃发展的时候，道德的问题却又紧紧地纠缠着它，使之返回始发点。道德问题犹如现代行政背负的原罪，即使他们妄图遗弃，却又总是悄然复归。这原罪，便成为新公共行政运动及新公共管理运动进行政府再造的突破点。尽管它们的努力无法超脱现代行政的发展逻辑，甚至恰恰表现了官僚制总体实现的结局，但阐明了行政逻辑的显性危机。失，其具体运作机制上也反映出超道德行政的谎言。行政的体制的建构以及行政机制效能的发挥都有赖于公民的政治参与，作为民主政治的基本特征之，政治参与是现代政治发展的重要内容。没有公民对政府行政的参与和实践，也就不可能实现全体公民对政府行政的共同认同和实践承诺。每个具有自由意志和独立的理性判断能力的人，不会在无强迫压力的情况下认同和承诺任何外在于他自己意志认同的制度约束或规范限制。在公民对约束自己自由意志的行政机制的认同过程中，个人的理性判断和价值筛选起着关键的作用，解决不了这个关键因素，行政效率也无从谈起。然而，问题在于个体存在着差异，而且道德上的差异甚于生理上的区别。作为公民的个体在政治参与的实际进程时，不可能完全摆脱不同家庭教育宗教信仰和道德理想的影响。恰好相反，这些差异巨大的非政治的因素常常深刻地影响着公民的意识和主张，乃至他们的政治选择和政治行动。在这样的矛盾中，单纯依靠技术显然不能解决这些问题，反而会陷入非此即彼的困境，毫无效率可言。如果在现代行政的逻辑中，以价值中立为出发点，仅仅为了追求科学能力的优越感和效率的提升，以单纯的手段或技术来理解行政，而与正义与非正义善或恶美德至善等道德问题全然无涉，那么行政本身也难以证明其合法性和基本的效率优越。三回归公共行政的道德价值性辩护若缺少道德的价值向度，或者过度强调现代民主政治的价值中立或价值无涉而追求行政的道德无涉，那么行政的正当合法性也就成为问题。如果我们把行政界定为以行政机关为主体，运用公共权力所这问题的探究迫使我们回到现代行政发展逻辑链的始发点价值中立的问题上回复这样的追问行政能不能彻底脱离道德的范畴易言之，超道德的行政是否可能显然，价值中立本身也是种价值观，并非没有价值立场，而是为了确保自身的价值及效率性，超越于包括道德伦理宗教和其他切非政治文化价值之外的独立性，追寻中立性的立场。从行政本身的建构来说，这样的立场始终是难以存在，因为行政本身不是种纯粹的技术应用问题，而这正是由行政的意图和手段所决定的。行政的目的并非单纯机械性地分配资源，其作用本身潜涵着价值性的目的或关怀。尽管政府通过援引其之为社会变化的管理者的科学能力及纯粹的技术，来证明其自身的合法性和权威性的方式曾经起到定的作用，但是公共行政所面临的是包括多元文化多元价值观的冲突所产生的难题，单纯依靠简单的技术能否解决价值冲突上的问题已是不言而喻。单纯追求效率和中立价值的技术操作始终无法越过难以精确衡量隐性价值这鸿沟，功利主义的困境深刻地表明了这个难题。因此，针对这难题，法默尔不无义愤地说人在这种形式的合理性为效率追求技术中当然可以获益，但要以抛弃实质的合理性为代价。因此，他建议我们应该摆脱这种困境，从后现代性而非现代性的心灵模式思考公共行政。然而，这种现代普遍理性主义规范论的视角只注意到了行政作为种非人格的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