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案范围界定模式之比较研究国外与我国台湾地区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界定模式及启示二我国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之现行规定及对本案之影响四法治思维下我国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之完善新行政诉讼法对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之完善及对本案之影响二新的思维，新的要求参考文献法治思维下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研究以全国首例机场建设费案为例引言现行行政诉讼法实施以来，有关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争论就直不绝于耳。方面，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在整个行政诉讼体系中占据至关重要的地位，决定着行政诉讼程序的开始和进行另方面，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确立关系到多方社会主体的利益，尤其是行政机关和行政相对人。然而，在该法实施的多个年头里，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都已作了两次大范围的修改，唯独行政诉讼法直持续至今未作任何改变。随着社会的发展，这部法律的内容早已过时。终于，在年月日举行的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上，审议通过了行政诉讼法修正案草案后文简称新行政诉讼法，新行政诉讼法的出台也再次将行政诉讼受案范围这话题推上了理论研究和学术探讨的至高点。在我国，有关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研究已经有很多，但大多数学者都是从纯理论的角度来展开，鲜有学者从实践中的具体案例着手，以案例分析开篇第条便对行政诉讼受案范围重新进行了界定。相对于行政诉讼法，行政诉讼法解释的这规定有几个明显的进步之处。首先，以“国家行政职权”性质来认定行政行为的作出主体，在定程度上扩大了作出行政行为的主体范围其次，行政诉讼法解释不再局限于具体行政行为，而以“行政行为”代替，似乎为抽象行政行为进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提供了法律上的可能性。否定式列举行政诉讼法解释以否定式列举的方式增加了五种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规定，包括刑事司法行为调解仲裁行为无强制力的行政指导行为驳回行政申诉的重复处理行为以及对行政相对人不产生实际权利义务影响的行为。我国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现行规定对本案之影响本案性质本案是韩甫政律师以“民航总局做出的征收自己私有财产的行政行为违反了宪法和法律”为由向法院提起的行政诉讼，诉请民航总局退还元机场建设费，并立即停止征收。经查，民航总局委托海南航空征收机场建设费的根据是民航总局国家计委财政部于年月联合制定的份通知。该通知由民航总局国家计委及财政部联合制定，并经国务院批准，性质上属于行政规章。对于行政规章作出征收非国有财产的规定，违背了宪法第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条之规定。因此，本案在性质上属于由行政相对人韩甫政律师针对国家行政机关民航总局行政诉讼法解释第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具有国家行政职权的机关和组织及其工作人员的行政行为不服，依法提起诉讼的，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通知全称为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民航总局国家计委财政部关于整顿民航机场代收各种建设基金意见的通知，于年经国务院批准并于年月日颁布实施。通知第条和第条明确规定自年月日起，将地方委托民航机场代收的各种机场建设基金或附加费等，统并入“机场管理建设费”。同注释。西南政法大学硕士学位论文作出具体行政行为征收机场建设费所依据的行政规章“通知”这“抽象行政行为”进行审查的案件。本案争议焦点详述本案共有两个争议焦点，第个争议焦点已经通过立法法的相关规定加以解决本案的第二个争议焦点是韩甫政律师的诉讼请求是否属于人民法院的行政诉讼受案范围，法院应否受理并作出裁判。争议焦点的实质是，我国法院应否将行政相对人提起的抽象行政行为纳入法院的司法审查范围。对于这问题，学界尚存争议。有学者指出，任何个制度的革新都必须与我国当前的国情相适应，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也不例外。首先，我国现行政治制度决定了行政机关的立法是否合法，是否需要变更或者撤销的权力属于国家权力机关，法院无此权限其次，由于我国行政机构庞大，很多抽象行政行为之中难免会掺入各行政机构的政策性成分，这些具有定引导性和目的性的政策不适合进入法院审查程序再次，在实践中，行政机关制定抽象性行政文件的目的是出于保护公共利益或者大多数人利益的需要，并无侵害行政相对人的意图，即便抽象行政文件本身出现问题，也只能通过行政主体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来体现。因此，出于公共利益的需要，法院应当适度放弃对抽象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权。如此来，既不用担心出现司法权对立法权僭越的问题，也可以减轻法院的工作负担。然而，随着我国司法体制建设的进步完善，司法制度越来越全面，人们的法律意识也有了极大的提高，相应的，利益诉求的愿望也越来越强烈。根据现行行政诉讼法的规定，法院并没有获得审查抽象行政行为的权限，即便人们有非常强烈的诉讼请求，也会陷入诉求无门的境地。为了缓解人们日益增多的诉求压力，抽象行政行为入法得到了更为广泛的支持。归纳起来，理由有五首先，将抽象行政行为以立法形式明确纳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是法治思维背景下建设法治国家的必然要求其次，囿于我国目前落后的行政监督机制，法院可以通过审查抽象行政行为的方式从力度上和广度上加强对行政行为的监督第三，任何个具体行政行为的作出都必然会以个或类抽象行政行为为基础，法院不可能抛开抽象行政行为的具体规定来审查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抽象行政行为是指行政机关针对不特定主体制定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并且可以反复适用的法律规范的总和。上官丕亮“论抽象行政行为的不可诉性与可附带司法审查性”，西南政法大学学报，年第期。蔡小雪“抽象行政行为应纳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人民司法，年第期。法治思维下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研究以全国首例机场建设费案为例性，这样势必会造成结果的不准确第四，我国虽然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国法院不能审查抽象行政行为第五，在现实生活中，司法程序是解决争议或纠纷的最后道程序，司法机关对案件审查范围的大小直接影响到整个案件审理结果的公正性，行政诉讼也不例外，司法程序的这种特殊性决定了司法机关对行政行为的监督应当是具体的全面的。囿于我国目前的法治发展现状，更稳妥的做法，应当采取种渐进式和平稳式的改革步伐，分三步逐步放开抽象行政行为进入到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第步，可以先将地方人大或政府部门所制定的地方性法规和规章纳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为什么是地方性的法规或规章呢理由在于这些法规或规章效力范围有限，对其合法性审查不会引起全国范围的重大社会影响其次，这些法规或规章的制定程序不像法律行政法规那样完善，在制定过程中容易出现错误和纰漏第二步，当我国法治水平发展到定程度之后，可以适度的将具有全国性的普遍约束力的行政法规或规章纳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第三步，进步建立我国法院对行政权力的最终最后以及最完善监督机制，突破现行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之规定，赋予法官更宽更广的自由裁量权，实现法院对行政权力的完全监督。这就意味着，法院不只是可以审查具体行政行为，还可以对具体行政行为的依据作出评判。结论综合两部法律来看，行政诉讼法直接以“具体行政行为”词来界定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外延，未给抽象行政行为进入行政诉讼程序留下任何制度上和法律上的空间行政诉讼法解释虽然在开篇以“行政行为”取代了“具体行政行为”这用语，看似为抽象行政行为进入司法程序提供了可能，但随即以否定式列举的方式排除了这种可能性。因此，就我国目前的法律规定来看，抽象行政行为无论如何也不能进入行政诉讼程序，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和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对韩甫政律师作出的不予受理行政诉讼案件的裁定是正确的合法的。高鸿“抽象行政行为的可诉性研究”，行政法学研究，年第期。江必新行政诉讼问题研究，北京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年版，第页。高鸿“抽象行政行为的可诉性研究”，法律科学，年第期。西南政法大学硕士学位论文四法治思维下我国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之完善现行法律从根本上否定了抽象行政行为进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可能性，韩律师的诉讼请求也因此陷入了诉求无门的境地。然而，随着年的到来，形势似乎又变得明朗起来。年月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上指出“要深化政法领域改革，首要任务是明确各部门的职能定位，擅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逐步推进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走向现代化。”何为法治思维中共十八大报告指出“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要始终坚持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在实践中，不仅要把法治作为我国司法体制建设的目标，更要运用法治思维来指导我国的立法司法和执法。这就要求我们对法治思维的理解和把握不能仅停留在基本内涵上，更要用它来指导司法实践，以种更开阔的视野重新审视我国现行法律规定的行政诉讼受案范围。新行政诉讼法对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之完善及对本案之影响新行政诉讼法对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之完善对象更加明确化新行政诉讼法第条新增款规定“前款所称行政机关，包括依照法律法规授权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组织。”整个新行政诉讼法第条与现行行政诉讼法相似，开篇便通过概括式规定的方式奠定了整个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制度的法律基石。此外了，增加的这款规定看到了现行行政诉讼法对行政行为主体规定的局限性与片面性，对行政机关作出了扩大化的解释，意在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概念的外延上扩大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对象范围，使得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对象更加明确化具体化。范围进步扩大与现行行政诉讼法相比，新行政诉讼法第条是本次修订中的重中之重，由原来的八项具体情形扩展到十项，而且在很多具体的情形上还作了扩充性的解释。习近平，“坚持严格执法公正司法深化改革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保障人民安居乐业”，人民日报，年月日。同注释。法律硕士专业学位论文法治思维下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研究以全国首例机场建设费案为例作者姓名邓小龙指导教师金承光西南政法大学内容摘要本文以韩甫政律师诉民航总局机场建设费案为例，引出我国行政诉讼受案范围问题。现行行政诉讼法于年第七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年月日起实施。这部被俗称为“民告官”的法律对行政诉讼的程序作出了具体明确的规定，对推进依法行政解决行政争议起到了重要作用。随着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的推进，尤其是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对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全面推进依法治国重要战略思想的确立，现行行政诉讼制度与社会发展的不协调不适应问题日渐突出。人民群众对行政诉讼中普遍存在的立案难问题反应强烈。为解决这个问题，本文从案例着手，以新行政诉讼法的修改为契机，在法治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