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靖桐案”为视角分析我国民间借贷利率过高的原因专门性法律法规的缺失二利率上限的设定方式值得商榷三高利借贷行为缺少惩罚机制四行政监管的缺位五民间借贷利率的比较法观察法律规制模式二法官裁量模式三折中模式六完善我国民间借贷利率制度的建议完善民间借贷利率制度的原则性思路二对完善民间借贷利率制度的具体建议结语参考文献错误!未定义书签。致谢错误!未定义书签。民间借贷利率的法律规制以“香港政府诉颜靖桐案”为例引言选题的背景及研究意义作为我国金融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很多不满足正规银行贷款条件的中小企业的资金需求都可以通过民间借贷的形式得以解决，由此看出民间借贷作为种融资渠道，其作用不可忽略。但是，随着民间借贷逐步壮大，暴露出的法律问题也很多。特别是年的温州借贷危机震动了全国。年月起，在民营经济和民间金融发达，素有“借贷之城”称号的温州，突然发生了近百民企老板集体失踪的事件，卷入这次温州老板“跑路”风潮的企业有江南皮革港尚记三旗集团以及温州最大的眼镜商信泰集团等。这次温州中小企业“扎堆”倒闭，老板集体“跑路”显然已经超出简单的经济事件的范畴，甚至有人认为此次事件会引发中国的“次贷危机”。此次危机的起因是，在紧缩的货币政策下，全社会融资总量减少，实体经济获得信贷支持的难度增加，中小企业更是向银行等正规金融机构贷款无门，不得不求助于民间借贷，民间借贷利率飙涨，引起企业资金链断裂。综合新华社及相关媒体的信息，年上半年温州累计民间借贷总量为亿人民币，借贷利率飙升，路涨至月息分，个别甚至达到分角。根据中国人民银行温州中心支行发布的问卷调查显示，温州大约有的家庭和个人以及左右的企业参与民间借贷，融资总额约有亿人民币。这些数据反映了民间借贷的发展十分迅猛，民间借贷规模大，利率高也是我国民间借贷的主要特征。对民间借贷的规制已经成为学术界和实务界的共识，对民间借贷利率的规制也是对民间借贷规制的重点之，但是如何规制民间借贷利率却众说纷纭。那么，什么是民间借贷民间借贷利率是如何产生的为什么我国对利率规制的条文并没有发挥作用国外是怎么规制民间借贷利率的我国应怎么做，才能规制民间借贷利率这些都是本文将探讨的问题，而这些问题的解决，显然能为我国对民间借贷利率的规制提供理论指导。商意盈张和平沈锡权黄深钢温州民间借贷引发企业债务危机现场见闻，年月日最后访问得到。西南政法大学硕士学位论文二研究综述国内学者对民间借贷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以下几个方面对民间借贷的宏观把握，如陈蓉的我国民间借贷研究文献综述与评论将民间借贷的内涵与外延界限，民间借贷的生成逻辑及主要特征等问题予以解答，在全面剖析民间借贷的正负面效应后，具有创造性地提出了些政策性建议，以期能够达到对民间借贷监管和改造的目的。对民间借贷在特定地区的发展情况的实地调查，如陈成建王艳徐海香的关于义乌民间借贷纠纷的调研报告张勇的民间借贷纠纷何其多江阴市人民法院滨江法庭审理民间借贷案件情况调查和王汉钰的温州民间借贷危机产生原因及应对策略等文。对民间借贷利率的形成机制的经济学分析，如周春喜姜露的我国民间借贷利率定价问题研究以温州为例和陆岷峰栾成凯的高利贷盛行的机理分析与对策研究等文章，通过从微观方面开展调查研究，以达到了解民间借贷利息的浮动是受哪些因素影响的目的。对我国目前利率规制的分析与重构民间借贷利率的建议，如廖振中高晋康的我国民间借贷利率管制法治进路的检讨与选择和强力的我国民间融资利率规制的法律问题都对我国现行的民间借贷利率规制的缺陷做了分析并给出改进的建议。对域外民间借贷利率经验的研究，如杨怡敏的中日高利贷比较与法律控制和刘萍张韶华的南非的非吸收存款类放贷人法律制度都对国外民间借贷利率的规制方法做出了详尽的描述。陈蓉“我国民间借贷文献综述与评论”，经济法论坛，年第期，第页。陈成建王艳徐海香“关于义乌民间借贷纠纷的调研报告”，人民司法应用，年第期，第页。张勇“民间借贷纠纷何其多江阴市人民法院滨江法庭审理民间借贷案件情况调查”，法制与社会，年第期，第页。王汉钰“温州民间借贷危机产生原因及应对策略”，当代社科视野，年第期，第页。周春喜姜露“我国民间借贷利率定价问题研究以温州为例”，价格理论与实践，年第期，第页。陆岷峰栾年月日最后访问整理得到。西南政法大学硕士学位论文犯本条所订罪行，经简易程序定罪，可处罚款万港币及监禁年。经公诉程序定罪，可处罚款万港币及监禁年。”而在“徐诉王黄案”中，法院的审判则是判处王黄偿还所欠本息，利息按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倍计算，仅此而已。虽然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确定了“四倍利率”的原则，但是民间借贷违反了“四倍利率”的后果仅仅是超过部分的利息不受法律保护。随着国家经济的高速发展，中小企业对民间货币资本的需求也迅速增加，在这种民间货币资本供不应求的情形下，高利贷现象也在全国盛行。如果超过“四倍利率”没有惩罚机制，那么该规定对民间借贷利率的规范作用是极为有限的。即使高利贷者只收取银行利率的倍，其放贷收入依然可观，高利贷者放贷的违法成本过小，这也是高利贷现象盛行的原因之。四行政监管的缺位“颜靖桐案”是由香港律政司检控官代表香港政府向区域法院提起的，而案件证据的收集又大多依靠的是香港警方，虽然这些都是司法程序，但是根据放债人条例，职业放债人从事放贷活动必须向放债人注册处进行登记，任何人的放贷行为违反放债人条例，香港警务处都有权利根据申请进行调查。而在大陆地区，运用行政权对民间借贷进行监管则比较欠缺。国务院是我国最高国家行政机关，根据宪法规定领导和管理经济工作和城乡建设。对国家金融的监管职能主要由发改委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等机构行使。发改委是我国重要的经济宏观调控部门，其通过收集监测得到的财政金融等方面的数据并加以分析，用以制定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土地政策，是我国指导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部门。中国人民银行是我国的央行，负责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维护国家金融的稳定与安全。银监会保监会证监会审查批准金融机构的设立变更终止以及业务范围并具体负责金融业的日常监管。但是这些行政机构对于天然具有隐蔽性的民间借贷很难起到监管的作用。由于民间借贷资金分散，借贷的行为隐蔽，数据来源不，即使作为货币政策的制定者和执行者的中国人民银行都只能抽样调查，不能准确的掌握民间借贷的规模区域分布流动特点。其次，民间借贷除了自然人之间直接借贷外，主要通过各种民间融资中介机构提供融资服务，而这些融资机构在注册时也并不是以金融机构的身份进行注册同上注。民间借贷利率的法律规制以“香港政府诉颜靖桐案”为例登记，因此也绕过了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的监管。再次，民间借贷规模大，而以目前金融监管部门的规模人力，很难对民间借贷做到全面监管。如为了解决中小企业融资困难的问题，我国积极推动金融改革。年就明确地在关于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指导意见中推出了小额贷款公司，规定省级政府金融管理机构金融办或相关机构负责对小额贷款公司监督管理并承担其风险的处置责任。然而在实践中，地方政府金融办是负责执行地方政府金融政策的办事机构，其职能是对相关金融工作进行沟通协调，其人员数量和知识结构不能够做到对“具体”金融机构的审批和监管，这样的监管体制，导致了对小额贷款公司的监管真空。正如上文所述，我国法律并没有明确规定应由哪个部门行使日常监管民间借贷的职权，出现了民间借贷行政监管的缺位。五民间借贷利率的比较法观察国外通常对银行借贷和民间借贷实施统监管，而并不加以区分对待。国外对民间借贷利率的规制有三种模式法律明文规定借贷利率上限。法律并不规定借贷利率上限，由法官自由裁量借贷利率是否合理。介于第和第二种模式之间，法律规定利率上限，但是具体的利率是浮动的。法律规制模式美国借贷利率的规定在美国，反高利贷法属于州法律，各州对借贷利率的限制都不尽相同。在加州将借贷利率分为两种，种是消费型借贷利率，另种为非消费型借贷利率。消费型的最高借贷利率高于非消费型的利率，前者为后者为。佛罗里达州将借贷利率分为两个档次，借贷金额小于万美元的，借贷利率不得高于，借贷金额超过万美元的，借贷利率则不得高于。佛蒙特州则根据抵押物的不同情形将借贷利率分为两个档次，在有抵押物为担保的情况下，借贷利率最高为，但是当抵押物存在明显贬值的情况下，借贷利率最高可以为。夏威夷州的借贷最高利率则不区分情形统为。除此以外，美国的“发薪日贷款”则是对借贷利率限制的例外。发薪日贷款是由，年月日最后访问整理得到。西南政法大学硕士学位论文放贷人提供小额短期无担保贷款，借贷人在发薪日还款，额度般在美元到美元之间，期限周，换算成年利率般都在以上，但是不良贷款仅有。根据研究显示，并没有任何实证表明由于发薪日贷款而导致破产申请的增加。反而，该种贷款增加了中低收入家庭的福利。对于在各州违反利率限制，美国的处罚措施主要有两种由于放贷者收取高额利息，其将丧失对本金及利息的请求权。放贷者并不丧失对本金及利息的请求权，但是其将受到有关机关的高额罚款。另外，美国联邦政府规定，假设借贷利率超过各州法定最高利率的两倍，将被处以联邦重罪“放高利贷罪”。并且该罪中的借贷利率也不区分民间借贷利率与银行借贷利率。二法官裁量模式不同于法律直接规定最高利率的模式，以德国奥地利英国瑞士等国为代表，对借贷利率是否属于高利采取由法官裁判的方式，而不在成文法典中直接规定。德国对借贷的规制与美国的制度既有相似又有区别，相似的是二者都对消费型借贷和生产型借贷有所区别，不同的是德国并没有具体规定借贷的最高利率，德国立法者认为纯粹采用客观标准不仅不利于交易的安全，且不适应瞬息万变的经济发展需要。根据德国民法典第百三十八条违反善良风俗的法律行为暴利规定“违反善良风俗的法律行为无效。人利用他人处于急迫情势没有经验缺乏判断能力或者意志显著薄弱，以法律行为使该他人就项给付而向自己或第三人约定或给予与该项给付明显地不相当的财产利益的，该法律行为尤其无效。”该条文通过将高利贷作为种违反善良风俗或乘人之危的行为，确定其并不产生法律上的行为效力。在德国的审判实践中，法院对当事人是否构成高利贷罪的评价标准主要是以放贷者获取的利率是否违背“公序良俗”，而此处的“公序良俗”是指“健康国民的感受”，如果被认为应受到国民谴责，那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