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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重了媒体的证明责任,因此媒体败诉率极高。
主张此种证明责任分配方式的人认为,在名誉权与新闻自由发生冲突时,应当优先保护名誉权,因此通过加重被告方的证明责任来实现对个人名誉权的保护。
早在年,时任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庭长的唐德华就突然增多的新闻名誉权案件接受记者采访时明确表示公民的名誉权比舆论监督更重要。
新闻侵害名誉权证明责任倒置虽然极大地保护了公民的名誉权,却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新闻媒体的新闻自由。
均由原告承担证明责任损害了公民个人权利还有些学者和法律工作者认为谁报道,谁举证的做法无据可依,因此主张使用谁主张,谁举证的朴素证明责任分配标准对新闻侵害名誉权的证明贺卫方名人的名誉权官司,载。
最后访问年月日杨磊,周大刚起诉媒体新闻法律热点问题透视,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年,第页。
华中科技大学硕士学位论文责任分配加以规定。
主张者根据年最高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中第七条的解释,认为原告不但要对新闻侵权的损害事实因果关系承担证明责任,还应当对于侵权行为采用过错责任原则,无论故意或过失都应承担责任,由原告对过错承担证明责任,而并不区分原告是普通公民还是公众人物,也不对案件的性质加以区分。
这就会形成种对公民尤其当原告是普通公民时名誉权保护不利的局面。
因为作为普通人物,基于其本身的弱势,对于新闻工作的运作等很难接触与了解,因此对于报道的虚假性的举证就存在着困难,同时新闻媒体的过错也很难由普通公民加以证明,而公众人物则不然,其本身的地位优势等可以帮助他从不同方面得到救济。
这种证明责任分配标准的支持者往往认为,新闻自由权要优先于公民的名誉权。
他们认为,当人格权和新闻自由权产生冲突时,国外往往倾向于对后者实行优先保护,但我国却恰恰相反。
这种证明责任的分配方式,虽然保护了作为最重要的舆论监督工具的新闻媒体的新闻自由,却又在无形中限制了作为公民人格权之的名誉权。
曹瑞林新闻法制前沿问题探索,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年,第页,第页。
例如公众人物可以通过其他新闻媒体对报道作出回应,或者利用自身的公众地位维护权利,而普通公民则很难利用这些方式与侵权媒体抗衡。
王利明,杨立新人格权与新闻侵权,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年,第页。
华中科技大学硕士学位论文四美国新闻诽谤诉讼证明责任的分配美国对于媒体侵害名誉权的宪法性保护是通过系列不同时期法院判例体现的。
在美国司法实践中,有关举证责任分配的新闻诽谤诉讼中利益的实施,论述了公众人物的形成和发展。
美国新闻诽谤诉讼的立法发展美国名誉权的法律保护是通过诽谤法完成的,并且大致经历了刑事制裁侵害名誉权行为依侵权行为法请求赔偿的民事诉讼方式和诽谤法向宪法过渡三个阶段,这种新闻诽谤诉讼的发展与变迁,是通过系列不同时期法院判例体现的。
年的曾格诽谤诉讼案,导致美国首次建立了批评政府无罪原则,而年的纽约时报诉沙利文案,明确了实质上的恶意原则,并将美国诽谤法引入宪法第修正案。
从此,美国最高法院逐渐试着在判决新闻自由和名誉权二者之间规定界限与范畴,同时朝有益于新闻自由的目标发展。
此后,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通过对系列诉讼的判决,在针对美国联邦宪法第修正案中关于言论自由规定的扩大说明的前提下,对公众人物和个人诽谤案件进行了区分,并将公众人物的理论内涵进行了愈来愈细致的限定。
可见,随着维护名誉权以及诽谤诉讼的不断增多,美国联邦法院越来越重视言论自由和保障名誉权二者的联系,保护名誉权已经由简单的刑事民事法律难题提升成为个关乎人权的紧要的宪法难题。
二美国新闻诽谤诉讼证明责任分配所涉及的概念美国新闻诽谤诉讼证明责任分配原则与我国最大的区别就是利用利益衡量说将此类案件分为了涉及公共利益的侵权诉讼与涉及个人利益的诉讼,并在新闻诽谤诉讼中,区分了原告的身份,分为公众人物与普通公民,从而指导证明责任的分配。
美国实质上的恶意的宪法含义是指明知虚假亦或不计后果地忽视真伪。
参见唐纳德吉尔摩,杰罗姆巴龙,托德西蒙大众传播法判例评析第六版上册,梁宁等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年,第页。
华中科技大学硕士学位论文利益衡量说目前,美国理论界通常采用与证明责任分配相同的方式决定诉答责任的分配原则,亦即利益衡量说,它是在美国占据主导地位的证明责任分配理论。
关于美国利益衡量说的原理,笔者在本文第二部分证明责任分配的学说中已进行了叙述,在此不再赘述。
利益衡量说在美国新闻诽谤诉讼中的适用,帮助法官和陪审团合理的分配证明责任,将案件分为涉及公众人物的公共利益案件和涉及普通公民的案件,对不同的个案在证明责任分配上采用不同的标准对公众人物案件更为严格,要求举证被告有实际恶意,而只涉及普通人的案件,则只需原告举证被告有过失即可。
公众人物上世纪六十年代,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诉沙利文案中首次提及公众人物的概念。
此后系列的判决逐渐形成并完善了公众人物这法律概念,并针对公众人物与普通公民形成了两种不同的证明责任分配标准。
后经过系列相关案件,美联邦最高法院将公众人物的概念进步细化,大致可分为三大类是在政府行政机关担任重要职务的人员,法官亦往往称之为完全目的的公众人物二是自愿的公众人物,也称为有限目的的公众人物,主要是歌星影星等文体界艺人三是非自愿的公众人物,指那些自身并非公众人物,却由于个别状况的产生而无意牵涉其中因而变为公众人物,这类数目通常比较少。
美联邦法院认为第类公众人物在社会事务中的影响举足轻重,其言语行为往往涉及到大众的知情权问题,对其隐私名誉需做特别的制约第二类公众人物涉及到公众的娱乐生活,也有必要对其人格利益加以适当的限制。
三美国新闻诽谤诉讼证明责任的分配除了那些通过即决判决程序审结的案件,美国在新闻诽谤诉讼的证明责任分配上与我国有着本质的区别。
,转引自陈刚证明责任法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年,第页。
王利明公众人物人格权的限制和保护,中州学刊年第期,第页。
即决判决是指对重要的事实没有争点的案件,根据当事人的申请,法官根据无争议的事实作出法律上的判决。
参见罗斌,宋素红中美新闻诽谤诉讼理念比较,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年月,第页。
华中科技大学硕士学位论文出于保护个人利益的考虑,传统的诽谤法更倾向于保护原告的利益。
通常,被告要证明自己无罪,必须要承担证明报道真实的责任,证明其所公布内容符合事实而原告要赢得官司,却不定对报道的虚假性承担证明责任。
并且,被告因纰漏或者疏漏导致的失误,也应该承受所有责任。
诽谤法严厉的责任制势必会约束大众的言论自由,尤其会极大地制约公众批判国家或官方工作人员的权利。
美国纽约时报案引发的诽谤法的宪法化使美国新闻诽谤诉讼形成了套证明责任分配的标准。
无论是新闻诽谤公众人物案件还是新闻诽谤普通公民案件,原告都应对新闻的发表以及身份的认定承担证明责任,这在纽约时报诉沙利文案之前就已经确定了。
然而在新闻报道的虚假性和过错责任上,则是在此案之后才逐渐予以确定。
关于虚假性纽约时报诉沙利文案之前,诽谤性言论的虚假性是根据推定得出的。
④上文谈到,美国的证明责任分配主要采用利益衡量说,再结合个案的实际情况进行审理,但总的原则仍是由主张新闻侵权存在的方当事人即原告对新闻报道的虚假性承担证明责任。
也就是说,美国的新闻诽谤案件里,作为原告的当事人必须对报道失实承担证明责任。
也就是在新闻诽谤案件中,假如发生有争议的言论内容报道存在虚假或者真实性不确定的情况,需要原告提供证据证实言论或报道虚假,否则法院就判原告败诉。
该原则最终是在费城报诉海普斯案中形成的。
关于过错原告除了要承受报道失实的证明责任,还应当对被告的过错负有证明责任。
但是根据利益衡量说,不同身份的原告对新闻媒体存在的过错负有不同程度的证明责任,不同性质的新闻报道中的原告也对过错负有不同程度的证明责任。
公众人物或者政府官员发起的诉讼案件或者牵涉公共利益的案件,必须由原告举证证明被告具有实质上的恶意,否则承担败诉后果,而由普通公民提起的诉讼案件,则原告只需要证明被告为过失即可。
任东来新闻自由与个人名誉的艰难平衡,载。
年月日最后访问唐纳德吉尔摩,杰罗姆巴龙,托德西蒙大众传播法判例评析第六版上册,梁宁等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年,第页。
唐纳德吉尔摩,杰罗姆巴龙,托德西蒙大众传播法判例评析第六版上册,梁宁等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年,第页。
④唐纳德吉尔摩,杰罗姆巴龙,托德西蒙大众传播法判例评析第六版上册,梁宁等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年,第页。
罗斌,宋素红中美新闻诽谤诉讼理念比较,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年月,第页。
华中科技大学硕士学位论文五我国新闻侵害名誉权诉讼证明责任分配的建议以法律要件分类说和利益衡量说确定证明责任分配的原则前文笔者已经论述法律要件分类说应作为我国证明责任分配的般标准。
故而,新闻侵害名誉权诉讼在证明责任分配上也必须以法律要件分类说为基础。
但是,由于新闻侵害名誉权诉讼证明责任本身的特殊性,导致其证明责任分配原则也不同于般的元化证明责任分配标准,新闻自由权与名誉权的冲突要求应当有种权利制衡机制作为证明责任分配的标准的补充,故笔者认为,我国新闻侵害名誉权诉讼证明责任的分配,应当以法律要件分类说为基本原则,同时补充适用利益衡量说,在适用法律要件分类说的基础之上,将利益衡量说应用于具体的诉讼之中。
只有将两种证明责任分配张对于原告是公众人物与原告是普通公民应加以区别对待。
在原告为公众人物的诉讼中,应当基于优先保护新闻自由权的原则,由原告承担违法性的证明责任。
因为新闻媒体对公众人物的监督是司法首先要保护的对象,此时媒体自由地发挥监督职能的重要性要大于公众人物个人名誉权的重要性,因为它更多的牵涉到了公众的权益。
同时,公众人物的特殊身份地位有利于其从各方面取得证据证明事实的虚假性,因此,体现在证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