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书写方面,都进行了有益的尝试,其成就也确实不容小觑。对此,有学者已经进行了很好的总结,在此不再赘述。这里要特别说明的是,中国现代文学无论作为学科概念还是作为文学史关键词,都需要进行与时俱进的阐释。原来学术界习惯用新文学这个概念,如周作人的新文学的源流王哲甫的中国新文学运动史朱自清的中国新文学研究纲要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蔡仪的中国新文学史讲话等书都使用新文学,直到年刘绶松原著,由易竹贤等修订的中国新文学史初稿出版,还在使用新文学这个概念,在同时以及后来的内地以及香港和都有新文学方面的史著陆续出版发行。但同期也有钱基博言说或划分中国古代文学和中国现代文学是必要的,可行的。同时还要进行跨世纪的有机整合。其,从文学史使用者的角度看,也存在着淡化理论轻视理论甚至放逐理论的倾向。从实际情况看,文学史在很多情况下是作为考试工具而被利用的,这就会造成这样的结果编纂者忽视了理论思考,接受者更是机械记忆不辨真伪,只求考试顺利不求理论探索即使那些打着教改旗帜的教材,也基本仍然遵循着硬塞必考知识给学生的思路,而不是真正为了培养创新型人才的思路。文学史包括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使用者,主要是大量的任课教师和那些意在混学分求毕业或升学的学子,他们常常被考试牵着鼻子走,出题者多考虑稳妥和客观,容易判断和批改答题者更是希望题目越简单越明确越好,对那些具有理论难度的比较抽象且常有争议的文学思潮命题,常常感到难以把握,于是就不满,就颇多微词。这样的信息反馈会促使样态文学史的书写,仅就狭义的年中国现代文学史而言,不仅有为各类大学生包括自考生服务的教科书类型的文学史,也有与教材体例明显有别的专题史史料选区域文学史及文体文学史等等。而当这种重写的欲望越来越强烈的时候,些学者便对文学史格局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不满,特别是在没有晚清,何来没有世界化,何来现代性等观念产生重大影响的时候,立志高远的学者们便在贯通中国近代文学中国现代文学和中国当代文学方面进行了诸多有益的探讨。有的学者认为这种传统的文学史段式体现了种断裂的文学观,种党派政治和思维惯性使其显示了种文史特色,也淡化了文学史的历史连续性以及文学史自身的些特征,遂提出了世纪中国文学概念,并有些学者在文学史编写层面积极进行实践,推出了多种世纪中国文学史。笔者以为,进入世纪的我们,自然应该有更为宽广的文学史视野,建构出更能练是必要的,仅仅从培养高层次人才的角度看,也应当如此。再者,要加强文学史的理论色彩,就要适当拓展视野。目前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对文学史上的作家作品文学流派及现象等进行纵向梳理的多,对作家作品及诸种文学流派现象进行横向比较分析的少。有史的垂直线索,却少有史的厚重内涵,这便导致了文学史本身的单薄,缺少应有的思想力度和征服力。在这方面就要借鉴已有研究成果,如王富仁的河流湖泊海湾革命文学京派文学海派文学略说丁帆的关于建构百年文学史的几点意见和设想等,既要加大文学史发展规律方面的研究,在文学史编纂方面更好地还原历史,也要加大对文学生态环境或文学现象关联方面的研究,在文学史中更好地体现历史。即如王富仁把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大文学流派革命文学京派文学和海派文学比喻为河流湖泊和海湾,既形象而又深刻地揭示了大文学流派小议文学史理论品格的缺失文学史论文难解决好。众所周知,教材的数量是相当可观的,如果教材编写者能够打通学校的销售渠道,其经济效益也定相当可观。正因为如此,些高校老师比较热衷于编写教材。这是揭秘性质的分析,值得深思,或可引以为戒。其,从文学史编纂形式上看,则出现了比较严重的模式化现象。编写这种模式化文学史几乎谈不上理论思考及文学史研究,而文学史研究成果的个重要价值在于,是否能以独特的思路和史识包括历史的眼光对文学历史文学现象有独特的发现,即通过文学史研究得出文学历史现象独特而有意义的见解。没有独特的文学史观念或胆识,根本谈不上创新意义上的重写文学史。特别是,中国现代文学史由于意识形态或党派争端等原因,再加上曾经发生的运动留下的后遗症和心理恐怖等潜在原因,从事中国现代文学史编纂较之于古代文学史编纂的危险系数似乎大些,于是下笔谨慎,乐于依循现有叙述模式便成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理论经典论著和文学思潮以及论争,几乎统统被边缘化了。个明显的事实是,在中国高校的文学史教学中,中国现代文学理论史和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结合是很不密切的,两者各行其是,前者常常大谈西方文论,转述多于思考后者耽溺于作家作品,主要生平加代表作品的介绍就成了课堂上的主要内容。于是乎中国现代文学的理论史及其影响下的文学发展史的线索思路变成了模糊不清的景观,教学者说不清,学习者不探问,这种状况对那些有心从事高水平中国现代文学史编写的学者,无疑也会产生种无形的压力,即使用力写出有关章节,也常常被忽视,在教学实践和学习应试环节得不到重视和使用。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中国现代文学史撰写的目的,不是重在理论思维训练,给人心智上的启发,而是实用第,应试需要第,罗列知识点,搞系列参考题参考书等等,如此这般,将传授知识把握考称和课题而撰写的文学史固然多少也有严肃的面,但也成了功利化的产品,基本很难成为具有原创性或创新性的文学史。试想,迹近垃圾的所谓教材如何能够教化出高水平的大学生和研究生在这种情形下,那种借国学或新国学中国学术来培养所谓大师的喧嚣或呼吁,听起来很美,其实不过是浮云而已。前几年在德国汉学家顾彬的新书发布会上,曾爆出现存于世的中国文学史多达多部,其中中国现当代文学史达多部的消息,经报道后激起强烈反响。顾彬言论时有夸张包括中国当代文学垃圾说等,这里所说的文学史也许在数字上亦有明显夸张,但劣质文学史生产过剩却是种事实,让人感到强烈不满却又常常感到无奈。章培恒教授曾表示,我国近年诞生了众多中国文学史的现象确实存在,这肯定是不合理的。学校拥有选择教材的权利自然无可非议,可由此也产生定的问题,比如经济利益和学术标准孰先孰后的问题就对文学历史文学现象有独特的发现,即通过文学史研究得出文学历史现象独特而有意义的见解。没有独特的文学史观念或胆识,根本谈不上创新意义上的重写文学史。特别是,中国现代文学史由于意识形态或党派争端等原因,再加上曾经发生的运动留下的后遗症和心理恐怖等潜在原因,从事中国现代文学史编纂较之于古代文学史编纂的危险系数似乎大些,于是下笔谨慎,乐于依循现有叙述模式便成了个特点。很多编纂者习惯上都在套用现有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既定的叙述模式,诸如以建国为分水岭以现实主义为主流正宗以位左右的大家为流代表作家以政治需要或时代特征为言说背景等等,辅以个人熟悉的材料有所增删,在不长的时间里即可以从容自如地编排时代背景,讲述作家生平,揭示作品主题,欣赏艺术特色。小议文学史理论品格的缺失文学史论文。其,从文学史使用者的角度看,也存在着淡化理论轻视可喜的变化与调整。其,从文学史生产或出版的角度看,骨子里特别看重经济效益的生产目的,导致了文学史经济链的形成。可以说,在经济社会,大量的教材型文学史生产都与所谓经济效益挂起钩来,编纂者追求,出版者更追求,于是叠床架屋争相编写和出版。于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编写出现大量东拼西凑的现象,甚至被人讥为垃圾化或假冒伪劣现象。从而有了骗钱的嫌疑。即使那些为了职称和课题而撰写的文学史固然多少也有严肃的面,但也成了功利化的产品,基本很难成为具有原创性或创新性的文学史。试想,迹近垃圾的所谓教材如何能够教化出高水平的大学生和研究生在这种情形下,那种借国学或新国学中国学术来培养所谓大师的喧嚣或呼吁,听起来很美,其实不过是浮云而已。前几年在德国汉学家顾彬的新书发布会上,曾爆出现存于世的中国文学史多达多部,其中中国现当代文学史达多部的消理论甚至放逐理论的倾向。从实际情况看,文学史在很多情况下是作为考试工具而被利用的,这就会造成这样的结果编纂者忽视了理论思考,接受者更是机械记忆不辨真伪,只求考试顺利不求理论探索即使那些打着教改旗帜的教材,也基本仍然遵循着硬塞必考知识给学生的思路,而不是真正为了培养创新型人才的思路。文学史包括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使用者,主要是大量的任课教师和那些意在混学分求毕业或升学的学子,他们常常被考试牵着鼻子走,出题者多考虑稳妥和客观,容易判断和批改答题者更是希望题目越简单越明确越好,对那些具有理论难度的比较抽象且常有争议的文学思潮命题,常常感到难以把握,于是就不满,就颇多微词。这样的信息反馈会促使教学者避难从易,加上中国现代文学史在高校多种原因的促使下,课时压缩了许多,任课教师常常串讲下主要作家作品就匆忙结束了文学史的讲授。于新时期以来的多年,是中国文学史包括现代文学史研究取得长足发展的黄金时段,在文学史观和文学史现象研究等方面都达到了空前的广度和深度,在文学通史断代文学史分体文学史文学接受史性别文学史等等不同类型的文学史书写方面,都进行了有益的尝试,其成就也确实不容小觑。对此,有学者已经进行了很好的总结,在此不再赘述。这里要特别说明的是,中国现代文学无论作为学科概念还是作为文学史关键词,都需要进行与时俱进的阐释。原来学术界习惯用新文学这个概念,如周作人的新文学的源流王哲甫的中国新文学运动史朱自清的中国新文学研究纲要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蔡仪的中国新文学史讲话等书都使用新文学,直到年刘绶松原著,由易竹贤等修订的中国新文学史初稿出版,还在使用新文学这个概念,在同时以及后来的内地以及香港和都有新文学方面的史著陆续出版发行。但同期也有钱基博新,教材编写则只能涉写已经取得共识的文史知识,凡有争议尚无结论的文学现象包括作家作品,较好都要回避,因为考试和批改很难把握,云云,这类观点在圈内非常流行。正是这种看上去很无理论色彩且很普通的观点,却对过去和现在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编撰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其实,高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