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赞成这观点的比例最高,其次是中共党员,普通群众,民主党派成员。从综合情况分析,赞成政治觉悟越高的人对选举越积极这观点的人中,以党团员青年学生等低年龄组的人比例为高,普通群众和民主党派对此评价不高。其原因也许是由于他们有政治身份,赞成这观点多少带有些自我评价的色彩。也许是他们年龄较轻,选举经验较少,对此问题带有主观色彩。在另项对选民投票行为的调查中,对被调查者的政治身份进行分析时,我们发现党员和党政机关工作人员比普通群众和无职业者自由职业者表现出更明显的积极性。问卷显示在选民回答是领导动员组织要求去投票的人中,中共党员的比例稍低为,其它都为。在选民回答是随大流别人都去,我也去的人中,中共党员比例最低,依次为共青团员,民主党派成员,普通群众为。从以上调查问卷的情况来看,政治意识和政治身份对选举积极性国农民长期以来被认为,中国之所以不能扩大民主选举,其中重要的理由就是说农村太落后农民素质太低。如果事实能说明中国农民不但有选举的热忱和积极性,而且有能力搞好民主选举,那幺在中国还有什幺地方不能搞民主选举的呢所以我们特别要对农民的选举态度和行为与其它群体作比较分析。通过这比较分析,使我们能更深刻地了解选举行为与政治参与意识的复杂性。从而透过受教育程度和政治因素的假象看清决定选民选举态度背后的真正原因是什幺调查表明,农民的民主意识和选举积极性远远被低估了。根据对农民选举意识和选举的调查和分析,我们意外地发现,在各种类型的选民意识和选举行为积极性的调查数字都反复显示,农民表现的选举积极性明显地高于城市居民,在对不同职业的选举者的态度调查中,农民的选举积极性排列相当靠前,高于其它许多职业身份的人,包括大学生和知识分子。中国农民的素质与我们许多人想象的情况完全相反,他们远不是人们认为的那些不懂民主,缺少行使民主权利能力的愚昧的群,而是有很强的民主要求和民主能力,对选举相当积极的群。调查表明,大学和知,普通群众为。从以上调查问卷的情况来看,政治意识和政治身份对选举积极性的影响非常明显。各种调查数字都显示,共产党员和党政机关公职人员对选举投票的积极性态度都明显地高于其它非党身份和职业的人。下面我们将对受教育程度和政治因素与选举行为的关系作更综合分析。公民受教育程度和政治因素肯定与选举行为是有重要联系和影响的。但这种影响不是直接的决定性的。文化素质和政治意识要变成政治行动,还有许多中间环节和可变因素。这些因素诸如大的政治环境影响选民对选举程序的公正性评价对投票行为的期望和与现实差距产生的看法被选举对象能发挥什幺作用和人们对被选举对象作用的信心选举行为与选举者利益的关系等等。这就是说,个受教育程度高政治意识强民主知识多的人在理论上比受教育程度低民主知识少的人会有更强的民主渴求和更积极的投票行为。但由于诸种因素的影响,个所谓高素质的公民未必会有积极的投票行为,因为他们还受其它因素也许是更重要的因素的影响。下面许多调查统计表明,所谓高素质的选民群体如大学生教师文化科研人员在许多情况下选举积极经济搞得不好的地方开始。从收入经济水平与选举行为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收入状况对选举行为有影响,但不可以以生活水平高低来判断公民的民主参与态度和能力。种观点认为,人们的生活富裕了,有了财产,形成利益集团,才会寻求政治上的保护和代表,才会要求民主。其实这理论并没有足够的根据。富人有利益要保护,穷人也有利益要保护,富人保护的利益只是财产,而穷人保护的利益可能涉及生命。他们对民主的要求会更强烈。认为生活水平提高了才会有更高的民主要求的观点是很片面的。按照智者的理论,民主这种高雅的生活似乎只有在经济发达生活水平高受教育程度高和政治觉悟高的人中才能享受。但在中国大地,民主的现实发展与智者们想象的情况相反,正像俄国革命从城市取得成功,而中国革命却只能从农村开始,在最边远落后的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中国民主本来可以从发达的城市更好地发展起来,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原因我们没有。中国的民主选举正是从许多经济落后的农村开始。在这些落后的地方,没有人教他们怎幺去选举,只是法律给了农民兄弟行使选举的权利,他们就创造了各公民素质与选举改革调查网友投稿还有什幺选举不能搞好的呢利益机制与选举行为的相关分析有位记者曾在篇报道农民选举的文章中说出了农民对选举态度,入木分。他说如果民主与自己的利益相关,他们就热心参与如果民主只是项在上级规定时间内完成的任务,他们就不感兴趣。这正是我在这篇文章想要表达的思想。好象有位西方的著名思想家曾把社会中的人描绘成经济人,认为所有人交往的目的就是为获得利益的最大化。我认为他的话用于社会经济和政治范围内是比较正确。在政治领域,特别是人们的选举行为,的的确确是种利益行为。整个选举制度和代议制度都是建立在种利益代表基础之上的。公民参与选举,从根本上说都是为了种利益的。选举的内在激励机制最终由利益决定,而不是对政治感兴趣和对民主的理解,不取决于政治觉悟的高低和民主意识的强弱。虽然有人有的时候为政治理念和因政治觉悟而参加选举。但是就广大选民而言,他们绝对是为利益而选举,而很少纯粹为政治而选举。在我们设计的许多涉及选民选举行为与利益关系的问卷调查中,分析得出的结论是非常明确的。在人们般的观念中,都认为参加选举的积极性与是与他们几乎毫无关系的形式主义的选举,他们被这种形式主义的选举所厌烦。大学生是社会中的个特殊群体,是可以靠精神生活能生活在理想中的群体。社会中的普通选民,特别是农民市民选民生活在现实中,他们对政治制度的态度和对政治行为的参与则完全是现实的而不是理想化。所以,他们不会对空洞没有实际利益的选举感兴趣,不会凭空洞的政治宣传去投票,而是凭看得见体验得到的利益投票,看投票选举是不是与自己的利益有关。如果选举与他们的利益有关,就会积极参加如果选举与他们的利益关系不大甚至无关,则不会积极参加。这点从我国的选举实践中也能看得很清楚。在改革开放后,尽管中国的人大代表选举程序有不小的民主化改革,但社会上的市民农民等并没有看到这种选举能带来什幺实际利益,也就始终没有表现出什幺热忱。然而,当村民自治民主选举制度在农村实行后,农民看到真的可以选举自己的当家人的时候,农民马上喷发出巨大的热情和比任何城市居民大学生和知识分子还要高得多的积极性创造性。可见,行使民主选举的素质和能力主要不是受教育程度高低和政治意识强弱决定的农民那样理解中国革命,并为之作出巨大的贡献和牺牲。我们怎幺能说中国农民素质太低,政治觉悟不高呢今天当我们共和国进行民主建设时,又有人把农民视为民主发展的绊脚石,说农民太落后,素质太低,让农民背上了黑锅,是非常不公平的,也是没有根据的。经济发展与选举行为的相关分析有种非常流行的观点认为,经济发展了人民富裕了,才会要求民主,有了中产阶级才会建立民主制度。民主程度受经济发展的影响和制约,看来是没有太大疑问的。人们很明显地看到现代民主制度的建立是要有钞票的。很多研究成果和民主发展的实例也似乎证明了这点。公民素质与选举改革调查网友投稿。所以,不论多幺落后的地方,只要真正相信群众,给公民以真正的民主权利,放手让他们去实践民主,没有什幺选举不可以搞的只要真正依法办事,制定公正合理的民主程序,没有什幺选举是不可以搞好的。关键是我们相不相信群众,是不是真正尊重公民的民主权利,而不是味指责群众的素质低,并且以此为借口,不给他们民主权利。既然在个经济文化落后的步云乡都能把选举搞得那幺成功,那幺在全国其它地方份进行统计分析表明,表示愿意参加选举的按积极性高低排列为党政机关工作人员法律工作者企业领导教师农民自由职业者文化科技人员在校学生工人离退休人员个体劳动者无职业者。农民选举态度的赞成率为排在第位,大学生为排在第位,文化科研人员为排在第位,工人为排在第位农民比文化科研人员高出个百分点,比在校学生高出个百分点,可见,农民的选举积极性是相当之高的。在同问题的调查中,农村居民比城市居民选举积极性要高得多。在对选民选举主动性的调查中,把农村居民与城市居民对比,农民的选举主动性也大大高于市民。表调查问题您愿不愿参加人大代表的选举村民主动参加投票的为,市民只有,高出多个百分点,比流动人员高出个百分点。在调查选民是否愿意当人大代表的态度时,把农村村民与城市居民对比,农民的想当人大代表的参政意愿比市民高出个百分点,比流动人员高出多个百分点。农民不仅对现行选举积极参与,而且对选举改革抱着更强的要求和充满信心。在调查问到您认为是否具备扩大代表直选的条件时,认为具备条件的农民为,城市居民为,流动人员为。在调查问到您认选举积极性高低是没有根据的。受教育程度和政治意识与公民的投票行为有定关系,但公民的投票行为更多地取决于其它因素。研究历史事实我们也不难发现,多少普普通通的农民工人,他们没有什幺文化知识,也不谙国事,但他们为了自己的民主权利和利益,奋起而斗争,甚至不惜献身。可见,普通平民百姓点也不会忽视自己的民主权利和利益,他们更多地用行动来投票,而不是用政治觉悟和文化知识来投票。如果按受教育程度或政治意识决定选举行为的理论,我们就很难解释,当十世纪十年代,被认为最落后的中国农民,手揣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不可阻挡地走向投票站,虎视眈眈地盯着投票箱,选举或罢免自己的村长,在中国广袤的大地上强有力地书写民主的时候,而被认为有较高素质的城市居民从十世纪十年代起就躺在法律赋予他们民主选举的投票箱上呼呼大睡了年。这使我们看到选举远不是由政治因素和受教育因素决定的,而是比政治意识和文化程度更重要的因素在决定着人们政治参与和投票行为。农民与其它群体的选举行为比较中国农民长期以来被认为,中国之所以不能扩大民主选举,其中重要的理由就为什幺时候可以扩大直接选举的问题时,从居住地的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