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要求的水平的情况下才能适用。因此,在中国今后签订双边投资协定时,应明确规定公平与公正待遇标准的补充适用地位。投资者应首先适用其他相应具体条款保护自己的利益,当其他条款不足以保护时才能考虑公平与公正待遇标准条款。如果依据投资保护协定的其他具体规定可以确定的事项,直接适用该规定,不予适用公平与公正待遇标准条款。例如,如果东道国的行为违反国民待遇或最惠国待遇,仲裁庭应直接以此定案,不得再以此为由认定东道国违反公平与公正待遇标准。只有对于投资未作规定的事项,才涉及到适用公平与公正待遇标准的问题。因为通过国际投资条约中的国民待遇和最惠国待遇条款的规定,投资者已经取得了与其国内竞争中相同的保护水平,足以解决投资者与方的投资者在其领土内对投资的管理维持使用享有或处臵不得采取不合理的或歧视性的措施。这样的规定还见于我国和科威特尼日利亚等国签订的双边投资协定中。在这种类型的双边投资协定中,限制缔约方对其领土内投资的管理维持使用享有或处臵采取任意或歧视性的措施,从消极方面对公平与公正待遇进行补充规定。将公平与公正待遇与最惠国待遇国民待遇并列规定。在我国与西班牙葡萄牙德国印度等国签订的双边投资协定中,将公平与公正待遇最惠国待遇国民待遇并列规定。例如我国和西班牙年第条投资待遇第款规定缔约方的投资者在缔约另方的境内的投资应始终享受公平与公正的待遇,在该条第款和第款中又分别规定了国民待遇和最惠国待遇。将公平与公正待遇与国际法联系起来。这种模式又可分为两种类型,种是把公平与公正待遇与国际习惯法的最低待遇标准联系起来。例如中国和墨西哥年第条规定最低待遇标准任缔约方应根据国际法给予缔约另方投资者的投资包括公正和公平待遇第条投资待遇第款规定缔约方的投资者在缔约另方的境内的投资应始终享受公平与公正的待遇,在该条第款和第款中又分别规定了国民待遇和最惠国待遇。例如年解决投资争端国际中心审理的诉阿根廷案就采用了这种解释方法。采用这种方法进行解释时,国际投资条约的缔约目的对于解释公平与公正待遇条款意义重大。但是,在大多数的国际投资条约中,条约的目的大多是片面强调保护投资者利益,很少提及东道国应享有的管理国家经济权力等内容。采用这种方法进行解释时很容易做出倾向于投资者保护的解释。因此,方面,对于公平与公正待遇条款约文之通常意义,缺乏致的理解。所谓公平与公正往往变化无常,自古没有定论。正如特设仲裁庭年在案裁决中指出的那样,对于公平与公正待遇的界定,至今人们远未通过查看该术语的通常意义而企及另方面,虽然运用对国际投资条约目的及宗旨的解释方法,可以缩小对公平与公正待遇标准理解的差异,但仍无法将如此宽泛的语言正待遇标准就是包含在国民待遇与最惠国待遇标准之下的,是它们的组成部分。公平与公正待遇标准和国民待遇最惠国待遇作为并列的大投资待遇标准已经得到了世界各国的认同,上述规定势必又引起对公平与公正待遇标准理解更进步的混乱。大多数的国际投资条约都只对公平与公正待遇条款作了非常简单概括的规定,并未对其含义作出明确的界定。我国对外签署的双边投资协定中大多也未明确规定公平与公正待遇条款的适用标准和具体内容。在国际投资法中,由于公平公正两词的概括性与模糊性,对公平与公正待遇标准的内涵和外延的理解存在着广泛的争论,在理论上主要有广义和狭义两种观点。狭义的观点认为公平与公正待遇等同于国际法最低待遇标准,它主要是在其他国际法和国内法的实体性规定未能提供保护的范围内为投资者提供种基准的保护。广义的观点则认为,公平与公正待遇标准是种包含充分的保护与安全国际法最低待遇标准以及不歧视原则等义务在内的全面的待遇标准。即依据公平与公正中外双边投资协定的缔约现状和风险防范原稿作用不大。笔者认为,我国应坚持以国内法作为判断公平与公正待遇标准的主要依据。例如我国与意大利年签订的第条明确规定缔约任何方均应在其领土内尽可能促进缔约另方的国民或公司的投资,依照其法律和法规允许该类投资并给予公平合理的待遇。当然,如果我国对外签订的国际投资条约中已经明确规定公平与公正待遇标准的判断依据,就应当遵守国际投资条约的规定,如上述中国与意大利之间双边投资协定的规定,即应当适用国内法,而且是东道国的国内法。但是,如果国际投资条约中未作明确规定,也应当适用东道国的国内法来判断。这是因为,根据国家的属地管辖权,外国投资者旦进入东道国境内,就应当服从东道国的法律管辖。此外,外国投资活动多发生在东道国境内,因此也应当适用东道国国内法来解释给予外国投资者和投资公平与公正待遇标准的含义。在国内法没有相关规定时,可以依据包括发展中国家在内的世界各国公认的国际法规则来判断公平与公正待遇标准的内容。可见,可分为两种类型,种是把公平与公正待遇与国际习惯法的最低待遇标准联系起来。例如中国和墨西哥年第条规定最低待遇标准任缔约方应根据国际法给予缔约另方投资者的投资包括公正和公平待遇以及完全的保护和安全的待遇。本条规定将给予外国人的国际法最低待遇标准作为给予缔约另方投资者投资的最低待遇标准。公正和公平待遇和完全的保护和安全这两个概念并不要求给予由国家实践和法律确信所确立之国际法要求给予外国人的最低待遇标准之外或额外的待遇。违反本协定的其他条款或其他国际协定的条款,不构成对本条的违反。在该条中,采用了由国家实践和法律确信所确立之国际法的用语,实际上即是指国际习惯法,这里公平与公正待遇和国际法最低待遇标准是联系在起的,公平与公正待遇标准是国际习惯法的标准,不是条约标准。第种类型则没有涉及国际习惯法的最低待遇标准。例如我国和塞舌尔年第条规定任缔约方都应当根据国际法原则给予另缔约方投资者在其领土内进行的投,只有违反习惯国际法的行为才构成对公平与公正待遇标准的违反。如果不对公平与公正待遇标准的适用进行严格限制,会使投资者起诉国家的门槛过低,从而导致滥诉,使公平与公正待遇标准成为凌驾于国家经济主权之上的条款,破坏东道国的经济主权,因为国家经济主权的项重要内容就是对境内外国投资活动进行管理监督。当判断项国家行为是否违反公平与公正待遇标准时,应把国家的各相关制度作为个整体来考量,不能仅仅因为该国违反了国内法的项规定即推定该国违反公平与公正待遇,而要其承担国际责任。如前所述,在我国缔结的双边投资协定中公平与公正待遇措辞简单并且不统,内容抽象而不具有可操作性,在仲裁实践中可能授予仲裁庭过大的自由裁量权。虽然我国在些双边投资协定中另有条款限制缔约方对其领土内投资的管理使用或现有采取任意的或歧视性的措施,从消极方面补充了公平与公正待遇标准,但这样的规定可能与国民待遇或最惠国待遇内容重复,在细化该待遇标准的内容上款规定,为了给缔约国维护公共利益保留空间,通常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安全和健康保护环境维护公共秩序所采取的措施不属于征收。同样,对于公平与公正待遇,投资条约也可以规定在这些例外情况下采取的措施不属于违反公平与公正待遇。此外,国家在紧急情况下,包括遇到经济危机国际收支严重失衡和对外财政困难时,也可以采取相应措施,在此紧急情况下采取的措施也不属于违反公平与公正待遇。结语公平与公正待遇条款的设计初衷是发达国家用于保护其在法治欠发达的发展中国家投资的海外投资者利益的。但该条款既可能保护投资者利益,也可能给东道国带来滥诉的风险。况且,在国际资本全球流动的今天,越来越多的国家同时兼具资本输出国和资本输入国的双重身份,国家不仅代表着投资者的利益,也代表着东道国的利益。如何灵活适用公平与公正待遇条款成为这些国家面临的重要课题,其中就包括中国。据统计,年中国吸引外国直接投资从年的亿美元攀升至亿美元,跃居全球发展中国家榜首。施,从消极方面补充了公平与公正待遇标准,但这样的规定可能与国民待遇或最惠国待遇内容重复,在细化该待遇标准的内容上作用不大。笔者认为,我国应坚持以国内法作为判断公平与公正待遇标准的主要依据。例如我国与意大利年签订的第条明确规定缔约任何方均应在其领土内尽可能促进缔约另方的国民或公司的投资,依照其法律和法规允许该类投资并给予公平合理的待遇。当然,如果我国对外签订的国际投资条约中已经明确规定公平与公正待遇标准的判断依据,就应当遵守国际投资条约的规定,如上述中国与意大利之间双边投资协定的规定,即应当适用国内法,而且是东道国的国内法。但是,如果国际投资条约中未作明确规定,也应当适用东道国的国内法来判断。这是因为,根据国家的属地管辖权,外国投资者旦进入东道国境内,就应当服从东道国的法律管辖。此外,外国投资活动多发生在东道国境内,因此也应当适用东道国国内法来解释给予外国投资者和投资公平与公正待遇标准的含义。在时,伴随着更多的中国企业走出去,中国对外投资的存量接近亿美元,也居发展中国家首位。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国更应研究国际上关于公平与公正待遇的仲裁实践,借鉴和参考其他国家签订的国际投资协定中关于该条款的规定,从而完善我国双边投资协定中公平与公正待遇条款,以更好地发挥其积极作用。参考文献陈辉萍,黄玉梅国际投资协定中公正与公平待遇标准的新发展国际经济法学刊,徐崇利公平与公正待遇标准国际投资法中的帝王条款现代法学,。将公平与公正待遇与国际法联系起来。这种模式又。在国际投资条约中,公平与公正待遇同国民待遇和最惠国待遇相比,是绝对的待遇标准,主要发挥补充性标准的作用,只有在其他条款的规定不足以保护投资者的利益,而东道国给予投资者的待遇又达不到国际最低待遇标准所要求的水平的情况下才能适用。因此,在中国今后签订双边投资协定时,应明确规定公平与公正待遇标准的补充适用地位。投资者应首先适用其他相应具体条款保护自己的利益,当其他条款不足以保护时才能考虑公平与公正待遇标准条款。如果依据投资保护协定的其他具体规定可以确定的事项,直接适用该规定,不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