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西方学者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国家起源问题上存在较大的分歧,但都把加强社会管理保持社会有序发展视为国家的本质属性。维护秩序,看来已几乎成为政治组织和政治活动的普遍目标,它无疑是政治体系和政治活动所提供的主要价值之。作为国家意志的体现者和执行者,各级政府理所当然要维护和贯彻国家的这属性。为社会提供公共安全服务,是国家的重要职责,同样是现代政府所必须承担的项基本职能。从这个意义上讲,维护公共安人民在起的信号,体现的是政府对社会的责任,展示的是阳光政府的形象,从而增强地方政府与社会的互信,形成救灾合力。要做到及时准确公开信息,各级政府要建立统的灾情信息库,构建完善的信息监测和处理系统要制定规范化的信息发布制度,确保信息的时效性准确性权威性不仅要将灾情的真实情况公布于众,还要对信息作出科学的解读,对公众进行相应的社会心理引导。,增强各级政府工作人员的服务意识。无论政府治理的硬件建设如何完善,其最终效果还与政府官员责任意识服务意识大局意识等紧密相关。问责强调官员权责对等。构建服务型政府是政府职能的重大转变,决不能单纯地理解为转变干部作风改善服务态度等。但不可否认的是,树立为人民,公民参与是治理的题中应有之义,中国政府治理的真谛和本质就是要让全社会的公民包括各种公民组织来依法参与对国家事务社会事务的管理,即政府与公民进行良好的合作。这是现代政府治理的最突出特点之。而当前的情况仍然是政府独大,其他各方的参与度还不够深入和成熟。必须从根本上转变救灾工作只是各级政府的事情的传统观念,真正认识到灾害应对是个政府与社会多元主体双向互动的过程,从而形成政府管理与社会自治有效衔接和良性互动的多元主体合作机制。其中,政府是主导,主要以重要的参与者议程设定者和促成公共问题解决方案的中间人的身份发挥作用。同时进行广泛的社会动员,促使各种社会组织尤其是专门从事救灾活动的组织,如红十字府在灾害治理中还存在着政府多头管理协调不畅,不能适应救灾应急的需要等问题。追根溯源,官僚体制是造成内部协调性和外部适应性困难的主要根源。在突发性灾难面前,必须做到快速反应果断决策协调作战。官僚体制显然很难适应这种需求,需要建立新的组织来承担,有学者将这种用来完成紧迫任务的组织称之为任务型组织。当然任务型组织不是也不可能替代官僚制常规组织,它所做的主要工作是灾害发生后的救灾工作。许多学者提出建立专门应急管理机构以实现各个部门之间的协调配合,对此笔者不能苟同。提出建立专门应急职能部门确实找到了旧有官僚体制协调性不够的症结所在,但是,各种灾害类型繁多,灾情各异,具有很强的不可预测性,而指望个自然灾害救治与我国地方政府治理方式的变革原稿地实行统治。尽管西方学者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国家起源问题上存在较大的分歧,但都把加强社会管理保持社会有序发展视为国家的本质属性。维护秩序,看来已几乎成为政治组织和政治活动的普遍目标,它无疑是政治体系和政治活动所提供的主要价值之。作为国家意志的体现者和执行者,各级政府理所当然要维护和贯彻国家的这属性。为社会提供公共安全服务,是国家的重要职责,同样是现代政府所必须承担的项基本职能。从这个意义上讲,维护公共安全,使人们尽可能地免受自然力的侵害,是各级政府履行社会管理职能的重要内容。而政府主导应对灾害实质上也是政府调整社会关系有效治理社会的过程。在灾害面前,只有各级政府有能力提供主要的公共资源理的主体是政府,客体是全体社会成员,管理过程是个自上而下对社会事务实行单向度的管理而治理的主体既可以是政府,也可以是非政府组织,甚至可以是公民个人,治理客体是社会公共事务,治理过程是个上下互动协调合作的管理过程。前已述及,自然灾害来势凶猛,破坏性极强,波及面很广,转瞬间给社会造成强大的冲击。因此,尽管政府在灾害应对中发挥主导作用是其义不容辞的义务,但当灾害已成为种频发状态时,仅靠各级政府的单救灾显然不可能,也不现实。相比较而言,救灾的公益性特征更为突出些。治理理论提倡政府与社会力量之间合作共治,形成种共同协商解决问题的决策和执行机制。政府与社会互动合作不仅有助于更好地应对灾害化解危机,的作用,他们的决策力执行力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救灾效果的好坏。绝大多数政府官员和工作人员本着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以人民公仆的心态投入到抗灾救灾的工作中去。但不可否认,也有部分地方政府官员和工作人员由于官本位观念作祟,延续着政治思考和处臵的习惯,以为所有公共突发事件均属于政治问题,带着所谓为民做主的有色眼镜救灾工作和灾民,而对人民的生命价值和公民基本权利不够尊重,这就使得救灾工作缺乏人性化,使得救灾效果大打折扣。国家是种特殊的公共权力,这是马克思主义对于国家本质的基本规定。同时,国家权力本身也是对公共权力的种继承。国家在执行统治任务的同时,也担负着调整人与自然和人与社会关系的责任,以便于其更有无论如何都是精力有限财力有限,不可能承担灾害应对中的所有责任,也承担不起。灾害治理不仅仅是各级政府的计划和行动,同时它也是项社会性活动。与其他公共危机事件相比,救灾抗灾活动的公益性特征更明显些,也更加适合社会组织和个人的支持和积极参与,而在这方面的政策支持和监督机制还较为匮乏。现代社会是个信息社会,信息的传播速度渠道范围已今非昔比。先进的通讯手段尤其是互联网的普及,大大便利了信息的传播,个地区旦发生灾害,转瞬之间便会传遍大江南北。当然,其中的信息鱼目混杂,真假难辨。相比较而言,国家话语政府话语在公众心目中享有较高的权威性,绝大多数人更愿意按照政府发布的信息和解读来对灾害作出判断。然而,权力。毫无疑问,在灾害应对和治理过程中,起主导作用的只能是政府。作为突发危机事件的当然管理主体,地方政府更是实现这重任的最直接的担当者。部分地方政府官员和工作人员灾害应对的责任心不强观念陈旧。在灾害应对中,各级政府官员和工作人员往往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他们的决策力执行力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救灾效果的好坏。绝大多数政府官员和工作人员本着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以人民公仆的心态投入到抗灾救灾的工作中去。但不可否认,也有部分地方政府官员和工作人员由于官本位观念作祟,延续着政治思考和处臵的习惯,以为所有公共突发事件均属于政治问题,带着所谓为民做主的有色眼镜救灾工作和灾民,而对人民的生命价值和公民基本权利外有别的传统思维使得灾害事件发生后,些地方政府对于信息发布总是持消极态度,认为救灾是政府的事情,没有必要对外通报,或者担心引起社会不稳定,而采取捂盖遮掩的方式来控制信息的大范围传播。面对政府在信息披露方面的消极作为,公众就会创造自己的话语空间,并建立自己的信任体系。信息的不确定性反而成为社会的不稳定因素,同时也会使地方政府陷入被动,这对政府的形象合法性和治理能力构成重大威胁,也大大降低了灾害应对的效率。自然灾害救治与我国地方政府治理方式的变革原稿。作为种政治行为,政府治理与政府管理具有定的共通性,者都是对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都需要权威和权力,最终目的都是为了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但是,国家是种特殊的公共权力,这是马克思主义对于国家本质的基本规定。同时,国家权力本身也是对公共权力的种继承。国家在执行统治任务的同时,也担负着调整人与自然和人与社会关系的责任,以便于其更有力地实行统治。尽管西方学者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国家起源问题上存在较大的分歧,但都把加强社会管理保持社会有序发展视为国家的本质属性。维护秩序,看来已几乎成为政治组织和政治活动的普遍目标,它无疑是政治体系和政治活动所提供的主要价值之。作为国家意志的体现者和执行者,各级政府理所当然要维护和贯彻国家的这属性。为社会提供公共安全服务,是国家的重要职责,同样是现代政府所必须承担的项基本职能。从这个意义上讲,维护公共安害事件发生后,即会通过信息技术和通讯手段等迅速传播开来,在较短的时间内聚集人们大量的注意力。同时,由于自然灾害都发生于地方,作为事件发生后的第反应者,地方政府的行为也会迅速地暴露在聚光灯下政府是否对灾害事件迅速做出反应是否及时发布灾害信息能否迅速组织力量实施救助和展开灾后重建能否合理解决灾害暴露出的隐形问题,能否有效化解灾害引发的社会矛盾等等,都为人们所关注。如果地方政府对于灾害事件处理得当,决策及时有效,不仅能迅速化解危机,而且能在公众面前树立良好的权威,建立良好的信任关系,赢得公众的支持。反之,如果地方政府不能有效地应对和管理,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减少灾害损失,恢复社会秩序,而是令公众作出反应。在灾害面前,各级政府责无旁贷成为灾害治理的核心力量。在灾害应对过程中,地方政府的应急能力和管理水平成为评价其工作和进步程度的个重要标志,也是政府获得政治合法性的重要依据。救灾主导灾害应对中我国地方政府责任定位政府作为公权的代表,必须在灾害应对中起主导作用。这规定不是来自灾害本身,而是由政府的性质职能及其权威和能力决定的,同时也是现代政府塑造政治合法性基础的客观需要。自然灾害救治与我国地方政府治理方式的变革原稿。救灾压力自然灾害对我国地方政府治理方式的挑战根据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中的分类,公共危机主要分为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和社会安全事件等大类。其中,自然灾害能较好地保障公众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同时可以在政府与社会之间建立良好的关系,增强政府的合法性基础。自然灾害同其他任何事物样,具有双重性,它既给人类社会带来了难以名状的灾难和矛盾,也在客观上为政府治理方式的变革提供了机遇和契机。正如恩格斯所说的没有哪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从我国来看,针对灾害应对中存在的问题,推动地方政府治理方式的变革,应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机制,增强灾害应对的协调性。治理理论既重视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的协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