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致以真作伪以伪作真的后果，其结论是书画不可认识论。事实上，旁证的威力，对书画本身的真伪，并不能起决定性的作用。因为它与书画的关系币是同体，而是从属于书画，它只能对书画起着帮衬的作用。而且有时它并不能起作用甚至起反作用。它只能在对书画本身作了具体分析之后，才能得知在它的特定范围内能否起作用与所起作用的程度。因此书画本身，才是鉴别的主体，最确切的根据，也只有这个根据独立起来，才有可能利用切旁证。否则这些旁证，纵然有可爱之处，却都是带有尖刺的玫瑰。把书画本身的客观条件和书画的外围条件统起来，再用唯物辩证法的观点去进行分析研究，就是本书所要阐述的古书画鉴定的理论和方法。鉴别古书画必须采用物物对比，主要在于对实物的目鉴，即凭视觉观察并识别类作品的艺术表现的特征，画和字的时代风格和书画家的个人风格。但是目鉴必须有个先决条件，即人或时代的作品见得较多，有实物可比，才能达到目的，否则是无能为力的。因此常常还需要结合文献资料考订番，以补目鉴的不足。画家传世作品较多，能作充分的对比时，目鉴的确能够解决问题，明清人的作品传世较多，有比的条件，不考订也没有什么关系，当目鉴无所依傍，比较的条件不充分时，考订也可能起主导作用。但是考订要靠目鉴来判别哪些书画是依样画葫芦的摹临本，还是没有依傍的凭空的伪造本。在这基础上才能进步加以考订和探索，达到比较全面的理解和认识，否则考订也无济于事。所以考订次于目鉴。实际上，目鉴与考订是相辅相成。缺不可。考订，大半要翻检文献。但不要忘记，文献本身也会有，谨防上当。书画的涵义和画的分类书画的涵义和画的分类是我们鉴别古字画时遇到的第关。官教学童书也，与孔子壁中古文异。据清人王国维在史籀篇疏证序里说，太史籀当为篇名而非人名，这种字体同钟鼎文又有同有异，上承石鼓文，下启秦刻石，与篆文极近。战国时秦用籀文，六国用古文，只能说基本是如此。石鼓文可为代表。秦始皇时定书体为八种，谓之八体。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虫书，五曰摹印，六曰署书，七曰处书，八曰隶书。虫书又叫鸟虫书鸟篆，以鸟虫头起笔，以虫身屈曲为线的篆书美术字，是战国越王州句剑铭文类书体的延续刻符如新妻阳陵皆为小篆摹印为方正的小篆，开汉印篆体的先河用于门榜，封简题字署书，刻于兵本来不是书画名家，而是社会上知名人士的作品，其艺术水平本来不高，他们的作品可能有文物价值，但在艺术上并不重要。还有些画家不大会写字，他们的款字往往写得很拙劣。诸如此类，更不能单从艺术上的优劣来评论其真伪了。但也要防止过分宽大，处处原谅。如题款为名家的作品，仅有小部分较好，而大部分则无是处，把它定为真迹，那也是不对的。事实上，过严过宽都是心目中没有正确的标准和样板的缘故。这样来，真伪是非的正确判断就无从产生了。鉴别古书画的大敌是偏爱偏恶。如果只凭自己的主观标准，喜欢的就是好的，不喜欢的就是坏的。以此态度来判别真伪，就很难得出正确的鉴别结论。得不出正确的鉴别结论，就会使国家的文物受到损失，甚而达到不可弥补的地步。因此，我们在鉴别古字画中，必须防止过宽过严和偏爱偏恶的现象发生。书画鉴定虽有以上两方面的内容，但是分辨它的真伪和是非，更是这项工作的第关。评价作品的艺术高低和精粗美恶，固然是鉴定工作中的部分，可它与第项内容相比，却处于从属的地位，所以在这里，着重点是在辨真伪和明是非，不在于书画的精粗与优劣。在鉴别的范畴中，我认为真伪第，优劣第二。批判优劣，是在真伪判定之后，而不是判定之前，亦即认识优劣，不可能不在认识书画本身真伪之后。历代书画之有伪作，已经有相当久远的历史了。据北宋米芾的书史画史所记，在他前代的书法和绘画名家的作品，几乎都有伪作，而且数量相当大。如李成，伪造的作品竟多至三百本，他慨叹地要作无李论。这些记录，仅是米芾人所见，事实上还不仅限于这个数字。这些伪作，对书画的真品说来，造成了纷乱局面，因而书画要通过鉴别来达到去伪存真。说明书画鉴别的历史是与书画作伪的历史相应地发展起来的。在旧社会，古代书画大多数为封建帝王官僚地主和资产阶级所占有，他们通常从个人爱好出发，有的甚至将古书画作为个人争强斗富的工具。因此他们对古书画的鉴定有时就不能从客观实际出发，得不出科学的结论。他们所写的有关书画鉴定和评论的各种著作中虽有许多经验和资料可供我们参考。但这些经验和资料大都是零散的，而且其中往往存在着许多谬误和不实之处。由于阶级和时代的局限，在中国草书的写法，可多失之粗犷。清初到中叶，有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