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处。关于对史学传统观念的认识与继承。李渊的修代史诏表明要继承从‚伏羲以降‛到‚迄于晋宋‛的修史传统。而史凡例虽非出自元顺帝，但当得到顺帝认可才得以施行，其中明确讲到要以史记汉书新唐书南北史为参照，以籍之为用也,‛诏书肯定了新撰梁陈北齐北周隋‚代史‛的成就‚莫不彰善瘅恶，激代之清芬褒吉惩凶，备百王之令典。‛接着笔锋转，对前人所撰十家晋史，予以尖锐批评，认为它们‚虽存记注，而才非良史，事亏实录‛，有的‚绪烦而寡要‛，有的‚滋味同于画饼‛，有的‚不预于中兴‛，有的‚莫通于创业‛，有的‚略记帝王‛，有的‚才编载记‛等等。概而言之，这都不是完全意义上的晋史，故而‚遐想寂寥，深为叹息‛。这些话，反映出唐太宗晚年决定命史官‚更撰晋书‛的原因。‚更撰‛的要求是‚铨次旧闻，裁成义类，俾夫湮落之诰，咸使发明‛唐大诏令集卷。如果说唐高祖的修代史诏是现知较早的修前朝史诏书的话，那么，唐太宗的修晋书诏便是目前所能史。若史馆不立，后世亦不知有今日。元世祖‚甚重其言，命国史附修辽金史‛元朝名臣事略卷。这情形，同唐初令狐德棻向唐高祖提出修撰前朝史的建议，有太多相似之处。这与其说是种‚巧合‛，毋宁说是中国史学传统之规律性的反映。领导发言从正史修撰看民族交融的历史进程。‚代史‛中还有个值得关注的地方，即认为北周先人出于炎帝后裔。周书卷文帝纪上记载说‚太祖文皇帝姓宇文氏，讳泰，字黑獭，代武川人也。其先出自炎帝神农氏，为黄帝所灭，子孙遯居朔野。其俗谓天曰宇，谓君曰文，因号宇文国，并以为氏焉。‛这段记述，明确表明北周统治者的先人是炎帝之后，以及其与鲜卑部落的关系。这认识或许与隋承北周而唐又承隋有关，难免有传说的成分，国，并以为氏焉。‛这段记述，明确表明北周统治者的先人是炎帝之后，以及其与鲜卑部落的关系。这认识或许与隋承北周而唐又承隋有关，难免有传说的成分，但无论如何，唐代史臣认为鲜卑族宇文部先人与炎黄有关。当‚代史‛修撰成功之时，唐太宗对大臣们说了这样番话以明心志朕睹前代史书，彰善瘅恶，足为将来之戒。秦始皇奢淫无度，志存隐恶，焚书坑儒，用缄谈者之口。隋炀帝虽好文儒，尤疾学者，前世史籍竟无所成，数代之事，殆将泯绝。朕意则不然，将欲览前王之得失，为在身之龟镜。公辈以数年之间，勒成代之史，深副朕怀，极可嘉尚册府元龟国史部恩奖。这是唐太宗把是否重视史学作为个评价皇帝的标准，进而表明了他对史学的重视。元修史怎样看领导发言从正史修撰看民族交融的历史进程皇家修撰前朝正史既是种政治权力的表现，也是对待历史的种责任。这种观念在唐元两个王朝修撰前朝正史的活动中表现得尤为突出。而这种观念源自中国历史发展本身，同时也是对中国史学传统的继承和发展。这就是为什么唐修史是在以汉族贵族为主所建唐王朝主持下进行的，而元修史是在以蒙古族贵族为主所建元王朝主持下进行的，却会出现上述许多相同或相近之处。诚然，透过现象看本质，其理自明，即这种‚不同‛只是形式上或名称上的区别，而本质上者在各方面的诉求已无明显差别或者说是越来越接近了。这历史现象出现的内在原因，首先是历史上各民族间历史文化认同趋势的新发展所推动其次是各民族间交往交流交融趋势的新发展所推动再次是全国政治形势清芬褒吉惩凶，备百王之令典。‛接着笔锋转，对前人所撰十家晋史，予以尖锐批评，认为它们‚虽存记注，而才非良史，事亏实录‛，有的‚绪烦而寡要‛，有的‚滋味同于画饼‛，有的‚不预于中兴‛，有的‚莫通于创业‛，有的‚略记帝王‛，有的‚才编载记‛等等。概而言之，这都不是完全意义上的晋史，故而‚遐想寂寥，深为叹息‛。这些话，反映出唐太宗晚年决定命史官‚更撰晋书‛的原因。‚更撰‛的要求是‚铨次旧闻，裁成义类，俾夫湮落之诰，咸使发明‛唐大诏令集卷。如果说唐高祖的修代史诏是现知较早的修前朝史诏书的话，那么，唐太宗的修晋书诏便是目前所能见到的对已有的前代史批评最严厉的修前朝史诏书了。诏书中除了指出旧有晋史的种种弊如臣愚见，并请修之。‛旧唐书令狐德棻传这里包含着极鲜明的正统观念，正符合出身于门阀士族的唐高祖的要求。再看元修史，虽在‚正统‛问题上纠结多年，也提出了多种方案，但元顺帝最终的决定，都超出了时人的种种见解，对辽金宋朝作同等看待。这种‚各与正统‛权衡庚申外史卷上的做法，不仅是对此前‚正统‛观念的突破，而且也显示出统的元朝在政治上的自信和对待历史的审慎。在上述个方面，唐修史和元修史都有相同或相近之处，这是值得认真关注和深入思考的。从民族关系史的发展来看，如果说唐修史反映了魏晋南北朝时期民族间的迁移和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面貌的话，那么，元修史则是反映了辽金宋朝相互间民族关系的面貌。在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映了魏晋南北朝时期民族间的迁移和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面貌的话，那么，元修史则是反映了辽金宋朝相互间民族关系的面貌。在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皇家修撰前朝正史既是种政治权力的表现，也是对待历史的种责任。这种观念在唐元两个王朝修撰前朝正史的活动中表现得尤为突出。而这种观念源自中国历史发展本身，同时也是对中国史学传统的继承和发展。这就是为什么唐修史是在以汉族贵族为主所建唐王朝主持下进行的，而元修史是在以蒙古族贵族为主所建元王朝主持下进行的，却会出现上述许多相同或相近之处。诚然，透过现象看本质，其理自明，即这种‚不同‛只是形式上或名称上的区别，而本质上者在各方面的诉求已无明显差别或者说是越来越接近了。这历史现南北朝史。所有这些，都显示出唐代‚天下家‛的思想在正史撰述上的新气象。元朝作为个民族众多疆域辽阔的朝代，在撰述前朝史的过程中，涉及契丹族女真族汉族蒙古族等多个民族，同样面临着如何看待和处理民族和民族关系的问题。但通观辽金宋史在修撰的酝酿和撰述过程中，元朝君臣未曾从民族或民族关系方面提出过尖锐的看法，而是以平常的口吻讨论史，显示出宏大的气度和胸怀。元朝史臣曾言‚我世祖皇帝视同仁，深加愍恻。尝敕词臣撰次史，首及于辽。‛辽史卷末附进辽史表就修撰史而言，此话并非夸张之辞。元朝史臣对辽金宋朝朝政的评价，似以辽为较高，金次之，宋又次之。从元与朝的关系来看，这个评价是很自然的。关于对‚正统‛观念的认识和处臵。出现的内在原因，首先是历史上各民族间历史文化认同趋势的新发展所推动其次是各民族间交往交流交融趋势的新发展所推动再次是全国政治形势从分裂走向统趋势的新发展所推动。皇家主持下的修撰正史活动，从多方面折射出人们对历史现实政治文化民族及相互关系的认识。唐修史和元修史，从史学层面反映了中国各民族间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进程，饱含着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过程中的丰富信息和深厚底蕴‚代史‛修成后十年即贞观十年年，唐太宗下达修晋书诏，对当时尚存的十家晋史提出批评。诏书首先强调了史学的功用，认为‚发挥文字之本，通达书契之源，大矣哉，盖史籍之为用也,‛诏书肯定了新撰梁陈北齐北周隋‚代史‛的成就‚莫不彰善瘅恶，激代之正史修撰与民族交融进程唐修史和元修史，都是修撰前朝史的重大举措，者相比较有何异同这些异同具有何种意义这都是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关于对修撰前朝史的认识。李渊在修代史诏中不无感慨地指出‚然而简牍未修，纪传咸缺，炎凉已积，谣俗还讹，余烈遗风，泯焉将坠‛，‚顾彼湮落，用深叹悼‛等。这同元顺帝修史诏起首所说‚国为圣朝所取制度典章治乱兴亡之由，恐因岁久散失，合遴选文臣，分史臵局，纂修成书‛云云，有颇多相似之处。关于对史学传统观念的认识与继承。李渊的修代史诏表明要继承从‚伏羲以降‛到‚迄于晋宋‛的修史传统。而史凡例虽非出自元顺帝，但当得到顺帝认可才得以施行，其中明确讲到要以史记汉书新唐书南北史为参照，以春秋。‛修史诏史凡例均见辽史附录从凡例所举出的这几部书来看，可见两汉唐宋以来史学传统影响的深远，尤其是南史北史的书法，对于辽金宋史中涉及史事交叉者，尤具借鉴意义，显示出大统政治形势下历史撰述应有的格局。其余各条对志表列传的书法作了说明。至此，元修史步入正轨，这上距修撰辽金史之议，已有近年了。元顺帝至正年至年年，元朝史官在前人有关撰述的基础上，将辽金宋史先后撰成刊印并奏进。面对史，元顺帝对大臣阿鲁图等说‚史既成书，前人善者，朕当取以为法，恶者取以为戒，然岂止激劝为君者，为臣者亦当知之。卿等其体朕心，以前代善恶为勉。‛元史顺帝本纪这番话，可谓语重心长，反映了元顺帝希望大臣们能够同他样以史为鉴，共同年至年年，元朝史官在前人有关撰述的基础上，将辽金宋史先后撰成刊印并奏进。面对史，元顺帝对大臣阿鲁图等说‚史既成书，前人善者，朕当取以为法，恶者取以为戒，然岂止激劝为君者，为臣者亦当知之。卿等其体朕心，以前代善恶为勉。‛元史顺帝本纪这番话，可谓语重心长，反映了元顺帝希望大臣们能够同他样以史为鉴，共同维护元朝统治的心情。以元顺帝的这些话同前引唐太宗在‚代史‛修成后向大臣们说的话相比较的话，唐太宗只是强调了史学对皇帝的启示作用，而元顺帝认为，史书不止是‚激劝‛皇帝善者为法，恶者为戒，大臣们也应当‚以前代善恶为勉‛，进步指出了修撰前朝正史对于整个统治集团的重要意义。尽管此后十多年元朝就灭亡了，但元顺帝端外，还有这样两句话值得格外关注，即‚不预于中兴‛‚莫通于创业‛。这至少可以表明，唐太宗希望修撰出部能避免诏书中所指出的那些缺点和不足之处的完整的两晋史。今观贞观十年完成的唐修晋书，除有完整的纪志传外，还有记述匈奴鲜卑羯氐羌等族所建‚十国‛史的载记。可见，新修晋书是符合唐太宗的要求的。值得注意的是，唐太宗还亲自为晋书写了篇史论，故晋书曾度题为‚御撰‛。领导发言从正史修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