炳麟看来，增进感情的办法除了弘扬国粹以激发爱国热情之外，就是用宗教发起信心。增进国民的道德。但若没有宗教，这道德必不得增进，生存竞争，专为己，就要团结起来，譬如碗的干缈子，怎能团得成面基于这种理念，他对各种宗教予以研究，著有建立宗教论等专题文章。值得注意的是，章炳麟所讲的宗教与孔教儒教无关，国学概论的基本观点就是经典诸子非宗教，将孔子学说从宗教中排除。同时，与国学为国之固有的思路脉相承，他提倡的宗教也不可能是作为西方文化代表的基督教，这其中的原因很简单若说那基督教，西人用了，原是有益中国用了，却是无益。因中国人的信仰基督，并不是崇拜上帝，实是崇拜西帝。至此可见，章炳麟用以发起信心增进国民道德的宗教不可能是康有为所推祟的孔教或基督教而只能是佛教。为了利用佛教增进道德推动革命，章炳麟从不同角度列举了佛教在中国的可行性和有效性佛教理论与戒律兼备，具有最广泛的受众基础佛教哲学尤其是华严宗唯识宗符合当今世界的哲学趋势，与康德叔本华等哲学之圣的思想相合佛教作为种无神论不是崇拜外界神圣，而是崇拜自心，可使人自贵其心，不依他力，在依自不依他中勇猛无畏佛教重平等，恨君权，与革命党人民族民主的宗旨相合。基于对佛教的推崇。章炳麟对佛教教义深信不疑，阐发佛教义理成为其学术重心之。即使是在日本主编民报宣讲国学之时，他也不忘连篇累牍地在民报上发表宣扬佛教的文章，以至于有人讥讽民报不做民声只做佛声，简直要把民报变成佛报了。这表明，在章炳麟那里，国学与佛学并行不悖，甚至可以说佛学就包含在他所理解的国学之中。更有甚者，用佛教宗教发起信心增进革命道德本身就是提倡国粹弘扬国学的宗旨。佛教在章炳麟所弘扬的国学中始终占有重要地位。并且作为思维方式价值取向决定着他对国学的理解和阐释，他对庄子齐物论的阐释即是明证。如果说章炳麟使用的国学概念侧重中国固有文化的话，那么这个文化并不像康有为谭嗣同所理解的那样可以笼统地称为孔教或孔子之学，甚至不能像梁启超所承认的那样让儒家与道家和墨家平分秋色。章炳麟所认可的中国本土文化以老子创立的道家为主，尤其推崇庄子。在推挹佛教增进国民道德的过程中，他将佛教与庄子哲学相互融合，认为庄子思想特别是庄子以相对主义为核心的齐物论是治国的良方，他的名言经国莫若齐物论时成为美谈，齐物论释也成为章炳麟的重要著作。章炳麟对庄子的。梁启超对孔子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定位不使用康有为谭嗣同所讲的包罗百家的孔子之学这概念。孔教也不能代表全部的中国本土文化。在梁启超那里，由于儒家与道家墨家并立，即使借用孔子之学这概念的话，它也不再包罗诸子百家。而是与儒家接近。在这个意义上，梁启超将孔子创立的学派称之为儒家思想儒家文化或儒家哲学。此外，梁启超不再彰显孔子思想的宗教内涵。而是侧重儒家的哲学思想和文化内涵。梁启超对宗教进行了界定，著有论宗教家与哲学家之长短得失和评非宗教同盟等组文章区分哲学与宗教，将孔教从宗教中排除。与此相联系，梁启超不再像康有为谭嗣同那样认定孔子是孔教的教主，而是将孔子与释迦样归为创造人类历史的英雄豪杰。理由是释迦创立了佛教，孔子创立了中国文化。这两点使康有为谭嗣同所讲的孔子之学在梁启超那里转换成儒家思想儒家哲学或儒家文化。从儒家哲学中可以看出，梁启超所讲的儒家指孔子创立的学派。并且侧重其对哲学思想的阐释，内容与宗教无关。在梁启超的思想中，伴随着儒家概念取代孔教概念，孔子及儒家的地位也随之急剧下降，从代表全部中国本土文化转变为与道家墨家并列的个学术派别。至此，康有为谭嗣同推出的无所不包的孔教时代结束，进入了儒家与道家墨家同时并存的儒家时代。梁启超早年秉持中西融合的文化观，强调舍西学而言中学者，其中学必为无用舍中学而言西学者。其西学必为无本。无用无本，皆不足以治天下。在对西方文化丧失信心之后，梁启超转而把希望寄托在了东方文化上，由早年强调中西文化融合转向了彰显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差异。孔教儒家与国学论文原稿。第。就流派而言，包括儒道墨法和阴阳等诸子百家。从这个意义上说，孔教与儒家儒学等绝非同层次的概念，彼此不是并列关系。而是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审视中，康有为谭嗣同都将孔子列在首位，在将诸子百家都归于孔子之学的同时，奉孔子为教主，将全部中国文化都归结为孔子之学，进而称为孔教，这也是两人不同于其他近代思想家的共同点。孔教这称谓表现出康有为谭嗣同对孔子和孔子之学的服膺。梁启超的儒家时代按照梁启超的说法，孔子老子与墨子作为春秋时期的位思想家，共同成为中国哲学的大始祖，后来的学派都是在这位大圣的思想中衍生出来的。在承认圣学派各殊学术迥异的同时，梁启超强调其宗旨相同。共同成为中国文化的活水源头。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写道孔老墨位大圣，虽然学派各殊，求理想与实用致。却是他们共同的归着点。如孔子的尽性赞化，自强不息，老子的各归其根，墨子的上同于天，都是看出个大的自我灵的自我和这小的自我肉的自我同体，想要因小通大，推肉合灵。我们若是跟着圣所走的路，求现代的理想与实用致，我想不知有多少境界可以辟得出来哩。梁启超不像康有为谭嗣同那样独尊孔子而将中国全部的本土文化都称为孔子之学，而是分为孔子创立的儒家老子创立的道家和墨子创立的墨家等各个学派。由于认定孔老墨同为大圣人，梁启超重视孔子及儒家的同时，也关注老子代表的道家和墨子创立的墨家。梁启超有时特别强调老子的优先地位，这点从老孔墨以后学派概观的标题上便可目了然。梁启超将孔子所创立的学派界定为儒家文化或儒家哲学。在梁启超之前。康有为谭嗣同均使用过儒学或儒家词，但在他们那里，儒家是孔教的个分支，盖儒家本是孔教中之门。谭嗣同的这个说法代表了康有为的观点，孔子之学包括儒家，以此强调孔子是中国本土文化的全权代表，孔子之学等于全部中国本土文化。鉴于孔子与孔教儒家的密切相关，康有为谭嗣同以孔教标志中国全部本土文化的做法导致孔教孔子之学与儒家概念的歧义丛生。年，梁启超发表孔子教义实际裨益于今日国民者何在欲昌明之其道何由文，肯定孔子对于中国国民的补益作用。将孔学教义儒家文化界定为中国文化的部分。梁启超在对孔子即儒家思想的阐释中，侧重其哲学文化内涵。将其从宗教中剥离出来。正如没有将孔子学说称为孔教样。梁启超提倡孔子教义时也不是将孔子奉为教主。不仅如此。与对儒家思想与宗教的剥离相致，梁启超认为尊孔并非保教，保教亦非尊孔，保教非所以尊孔论便集中反映了这观点。需要提及的是，谭嗣同与康有为样肯定孔子对于中国文化的至尊地位。但他并没有将孔子视为人类所有文化的最高代表。而是将佛教臵于孔教之上，即所谓的佛教大矣，孔次之，耶为小。梁启超同样认定佛教是人类文化的最高产品。并且是建立在极其缜密的认识论上的。章炳麟的国学时代众所周知，有别于古代的国学概念开始于年。年邓实等人在上海创建国学保存会，并创办国粹学报，这事件成为国学进入主流话语的标志。随后，章炳麟于年秋在日本东京创立国学讲习会国学振起社，成为弘扬国学国粹的先锋人物。章炳麟对于国学的贡献不仅在于对国学的学术研究和挖掘，而且在于利用杂志和讲学等形式对国学的宣传和普及。章炳麟之所以热衷于整理国故提倡国学。是因为他认为国学作为民族精神是个国家的精神命脉和灵魂。正因为如此，对于什么叫国学，章炳麟在他主编的民报第号所载国学讲习会序中写道夫国学者，国家所以成立之源泉也。吾闻处竞争之世，徒恃国学固不足以立国矣。而吾未闻国学不兴而国能自立者也。吾闻有国亡而国学不亡者矣，而吾未闻国学先亡而国仍立者也。故今日国学之无人兴起，即将影响于国家之存灭，是不亦视前世为尤岌岌乎夫国之所以存立者，必其国有独优之治法，施之于其国为最宜，有独立之文辞，为其国秀美之士所爱赏。立国之要素既如此，故凡有志于其国者，不可不通其治法，不习其文辞。苟不尔，则不能立于最高等之位臵。而有以转移其国化，此定理也。孔教儒家与国学论文原稿。第。就流派而言，包括儒道墨法和阴阳等诸子百家。从这个意义上说，孔教与儒家儒学等绝非同层次的概念，彼此不是并列关系。而是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审视中，康有为谭嗣同都将孔子列在首位，在将诸子百家都归于孔子之学的同时，奉孔子为教主，将全部中国文化都归结为孔子之学，进而称为孔教，这也是两人不同于其他近代思想家的共同点。孔教这称谓表现出康有为谭嗣同对孔子和孔子之学的服膺。梁启超的儒家时代按照梁启超的说法，孔子老子与墨子作为春秋时期的位思想家，共同成为中国哲学的大始祖，后来的学派都是在这位大圣的思想中衍生出来的。在承认圣学派各殊学术迥异的同时，梁启超强调其宗旨相同。共同成为中国文化的活水源头。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写道孔老墨位大圣，虽然学派各殊，求理想与实用致。却是他们共同的归着点。如孔子的尽性赞化，自强不息，老子的各归其根，墨子的上同于天，都是看出个大的自我灵的自我和这小的自我肉的自我同体，想要因小通大，推肉合灵。我们若是跟着圣所走的路，求现代的理想与实用致，我想不知有多少境界可以辟得出来哩。梁启超不像康有为谭嗣同那样独尊孔子而将中国全部的本土文化都称为孔子之学，而是分为孔子创立的儒家老子创立的道家和墨子创立的墨家等各个学派。由于认定孔老墨同为大圣人，梁启超重视孔子及儒家的同时，也关注老子代表的道家和墨子创立的墨家。梁启超有时特别强调老子的优先地位，这点从老孔墨以后学派概观的标题上便可目了然。梁启超对孔子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定位不使用康有为谭嗣同所讲的包罗百家的孔子之学这概念。孔教也不能代表全部的中国本土文化。在梁启超那里，由于儒家与道家墨家并立，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