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民的个体和精神逐渐消亡，文化经济政策的推行使得士林文人的认同已是大势所趋，而清廷对有君无臣论的倡导，却从入关伊始直到乾隆中前期，持续近百年之久，可见其政治目的已超越了稳固政权的基础层面。明清之际君臣观的冲突与流变明清之际士人的思想活跃言论张扬，与帝王的意识形态和话语系统之间形成了极大的张力。他们对崇祯君臣的不同评价，对有君无臣论的不同看法，便是这种张力的具体体现之。明亡前，崇祯君臣的话语言说中，有君无臣论是政治批评的重要内容在明亡后的遗民著作与清廷言论中，有君无臣论还构成了对明亡的种解释模式。虽然明亡清兴，江山易主，但清朝君主与崇祯帝明遗民与崇祯朝臣，却各自呈现出了思想上的种连贯性。同样，士的话语与君的话语之差异也并未随着易代而消弭，反而在此时更显清晰。明亡之后，些遗民不仕新朝，却并非不心系天下，明清之际持论各方对有君无臣的不同态度，体现了不同立场之间的对话与博弈，其内在的话语意涵指向的是对君臣关系的不同思考。有明百余年的历史中，士的声音从来都不曾湮灭，士大夫关于君臣关系的思考言论与实践也从未止息，自万历以来尤以针对君主的政治批评最为显著。到了明代最后朝崇祯时期，士大夫的君主批判又与其内部强烈的自我批判相结合，呈现出曲折的形态。然而其脉络并未终止，易代之时，明代士论的张扬与非君思潮因亡国的刺痛和思想领域的解禁而更为开放。尖锐的抑君论集中于这时期，以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原君中天下为主，君为客的观点为典型代表。其实早在此前，万历年间的吕坤就重申过荀子的主张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遍列于卿内翰台省，而不能救宗社之陆沉，仅以死谢君父，将谁责而可哉,王夫之认为在朝廷之中实有大批人才被埋没，他们不能施展抱负匡扶社稷，最终只能以死报国，将谁责而可哉这是对王朝的最终负责人崇祯帝掷地有声的质问。由此王夫之得出结论上无恒心，下无适守，其前后的因果关系不言自明。谈迁说到明末可用之人的匮乏，也同样注意到了上与下之间的相因性先帝之患，在于好名而不根于实，名爱民而适痡之，名听言而适拒之，名亟才而适市之，聪于始，愎于终，视举朝无人足任者，柄托奄尹，自贻伊戚。谈迁认为举朝无人足任者乃是崇祯帝的主观看法而非实际，其根源在于先帝之好名名亟才而适市之。朝廷缺乏长养人才之法，过于急躁功利的结果是使人才难尽其用，转而委政于宦寺，最终只能自食其果。然而遗民内部思想与言说种种，原非铁板块，对于谈迁等人所论的朝廷用人问题，顾炎武便呈现出了不同的解释理路，他引资治通鉴所载唐德宗时期史事为例昔者唐德宗即位，疏斥宦官，亲任朝士，而张涉以儒学入侍，薛邕以文雅登朝，继以赃败。故宦官武将得以籍口曰南牙文臣赃动至巨万，而谓我曹浊乱天下，岂非欺罔邪于是上心始疑，不知所倚仗矣。呜呼,吾不知今日之攻宦官者，果愈于宦官乎顾炎武认为文臣的贪鄙才是导致上心始疑，不知所倚仗的真正原因，将王夫之谈迁等人所论的因果关系翻转，由此顾氏也对大臣提出了这样的要求为人臣者必先具有人君之德，而后可以尧舜其君。对于明末官僚的现状，在顾氏看来则是典型的无臣朝多沓沓之流，士保庸庸之福。曾与陈子龙等人共同创建几社的夏允彝，同顾炎武样认同有君无臣论，认为烈皇帝之英敏勤政，自当中兴，而卒致沦丧者，以辅佐非人也。夏氏不仅认为烈皇帝手下辅佐非人，对于弘光朝也做如是观群臣之负烈皇帝也以私忍，群臣之负弘光帝也以营贿，其负国同也。崇祯末年，京师陷落，崇祯帝自缢于煤山，死前留绝笔朕凉德藐躬，上干天咎，然皆诸臣误朕。朕死无面目见祖宗，自去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裂，无伤百姓人。崇祯帝所言，有对自我的反省对祖宗的愧疚以及对黎民的留念，而所有遗憾的根源，在崇祯帝看来则都是诸臣误朕。就在两日前，崇祯帝曾在御案写下文武官个个可杀之字密示近侍，随即抹去。可见对于此前臣下提出的有君无臣说，崇祯帝无疑是极其认同的。不过他认同的，必然只是士大夫负国家的面，并不会认为自己对无臣局面的形成亦负有责任。崇祯帝在位十年中，内阁阁臣更换频繁，其中薛国观周延儒两位阁臣相继赐死，谈迁说自直阁以来，贵极人臣，生赴市曹，惟王毅愍夏文愍两人耳，于时号酷烈，旋亦湔雪。今我末造，纶扉若为冥涂，韩城宜兴相继赐尽，年之内，增惨鼎轴。其他督抚部院之处死者为数更多，对无臣的无奈愤恨以至绝望，最终被崇祯帝自己以最悲怆的方式诠释出来。崇祯朝的有君无臣论，以当朝士大夫的自我反省和官僚内部的自我批判为指向，与万历天启年间庙堂之上频频发出的非君之论不同，崇祯帝的忧勤和决断，在客观上使得非君之论并不如此前凸显，而国事纷纭之时，以阁臣为首的官员多贪鄙怯弱，彼此党争不休，这又加剧了士大夫内部的自我批判倾向。然而清醒的士大夫并不止于提出有君无臣之现象，既然有君，何以无臣其言论中仍含着对君主的委婉批评。而崇祯帝以君主的立场所认同的有君无臣，并无士大夫话语意涵中的曲折之处，将亡国责任全然付与诸臣，是对官僚群体的彻底失望与最终审判。这两种含义有别的有君无臣之论，在后世还将分别得到进步的发挥。明遗民对有君无臣论的质疑有明百余年国祚的终结使士人面临着生与死出与处的多重选择，对于那些不仕新朝的遗民而言，关于明亡原因的反思成为他们缅怀故国的种共同方式，崇祯君臣的责任自然成为了思考的焦点。有君无臣论，由明亡前对朝政时世的批判和感慨，变成了评价崇祯君臣和追论亡国责任的话语基础。亡国之痛激发了些遗民的冷峻思考与批判，他们对崇祯朝有君无臣论提出了反对。王夫之直言惜天下之不治者，曰有君无臣。诚有不世出之君矣，岂患无臣哉,在搔首问中他对此说法具体展开，说前代之亡，皆以国无人而致败。惟本朝不然。他再提及刘宗周黄道周等人，认为人才之盛，莫盛于斯，且非废锢林泉，高卧不起也。明遗民对有君无臣论的质疑，延续着有明代士大夫对于君主批判的政治传统。明政权的覆亡并没有阻碍士论和士风的延续，遗民接续着崇祯朝士人关于有君无臣论的深层意涵，针对明亡事实，将崇祯朝士大夫关于无臣与有君之矛盾与内在关系进步展开，将彼时对崇祯帝委婉的劝谏变成此刻痛定思痛的批判，无论王夫之所认定的有臣，还是张岱所说的无臣，其指向都落在了无君之处。在这个意义上说，遗民非君思潮的延续，正是明代士大夫政治传统的种张扬。在明亡之后的非君，并不构成对先帝崇祯和明政权的背叛或疏离，而意味着更深层次的怀念与忠忱，以及对遗民身份的自我认同，长久以来明代政治砥砺而成的士大夫君主论背后之道德自信，在明亡后的遗民身上得到了充分体现。可以说，若无对故国先帝深沉之情感，若无对明代士气高扬的政治文化之继承，便不会有遗民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反思与批判。清初统治者对有君无臣论的认同与倡导在评价崇祯君臣和反思明亡的问题上，与遗民几乎同时发声的，便是清初的统治者。在这个话语场域之中，有君无臣论得到了迥异于明遗民的高调认可与张扬，对于有君无臣的观点，清初统治者竟与崇祯帝自我的判断颇为致。他们接过崇祯帝关于有君无臣论的话头，将此说再重申与倡导，构成了历史上易代之际新政权之于旧政权独特的历史评价方式。顺治年，摄政王多尔衮率先认可有君无臣之说，认为崇祯皇帝也是好的，只是武官虚功冒赏，文官贪赃坏法，所以把天下失了。顺治帝亲政以后，也沿袭了多尔衮的看法，在拜谒思陵时竟然大呼大哥大哥，我与若皆有君无臣,对有君无臣的极度肯认，在顺治时期的官方文本之中皆得以记录和体现。顺治十年，在谕修明崇祯帝陵诏中，顺治帝写道原彼当年孜孜求治，宵旰不遑，祇以有君无臣，薄海鼎沸，洎乎国步倾危，身徇社稷，揆诸正终之例，岂同亡国之君顺治帝反复强调庄烈愍皇帝励精图治，宵旰焦劳，原非失德之主，良由有君无臣，孤立于上，将帅拥兵而不战，文吏噂沓而营私。在此贯的思路基础上，顺治十年，大学士金之俊拟撰崇祯帝碑文，正式代表清廷向臣民宣扬对崇祯君臣的评价和明亡原因的认识岂非天之所废，莫能兴之，而人谋不臧，适任其咎者邪考史传所载，凡末季亡国之君，覆车之辙，崇祯帝并无蹈焉，乃身殉社稷，不引天亡之言，亦綦烈矣。除了天之所废的天命论以外，有君无臣是清朝统治者宣扬的明亡之最主要原因於戏，伤哉,有君无臣，贻祸邦国，竟若斯哉,此明代往事之可为痛哭流涕者也。对前朝政治有君无臣的愤慨和对崇祯帝国破身亡的哀痛，清朝统治者的表达竟有甚于明之遗民,康熙帝秉承这种明亡解释观点，也说天命和崇祯的君德愍帝即位，未尝不励精图治，而所值时势，无可如何。明之亡，非愍帝之咎也。崇祯末年，京师陷落，崇祯帝自缢于煤山，死前留绝笔朕凉德藐躬，上干天咎，然皆诸臣误朕。朕死无面目见祖宗，自去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裂，无伤百姓人。崇祯帝所言，有对自我的反省对祖宗的愧疚以及对黎民的留念，而所有遗憾的根源，在崇祯帝看来则都是诸臣误朕。就在两日前，崇祯帝曾在御案写下文武官个个可杀之字密示近侍，随即抹去。可见对于此前臣下提出的有君无臣说，崇祯帝无疑是极其认同的。不过他认同的，必然只是士大夫负国家的面，并不会认为自己对无臣局面的形成亦负有责任。崇祯帝在位十年中，内阁阁臣更换频繁，其中薛国观周延儒两位阁臣相继赐死，谈迁说自直阁以来，贵极人臣，生赴市曹，惟王毅愍夏文愍两人耳，于时号酷烈，旋亦湔雪。今我末造，纶扉若为冥涂，韩城宜兴相继赐尽，年之内，增惨鼎轴。其他督抚部院之处死者为数更多，对无臣的无奈愤恨以至绝望，最终被崇祯帝自己以最悲怆的方式诠释出来。崇祯朝的有君无臣论，以当朝士大夫的自我反省和官僚内部的自我批判为指向，与万历天启年间庙堂之上频频发出的非君之论不同，崇祯帝的忧勤和决断，在客观上使得非君之论并不如此前凸显，而国事纷纭之时，以阁臣为首的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