弊千官百职之正论军万姓之烦言是无由知之的，造成贤才不能以自达，聪明时有所偏蔽，因此直言陛下之资于外者，未若尧舜之博也。如果内得未深，外资未博，那么帝王的学养根基就不深，会像木之方植而易揺，如泉之始导而易塞样，容易意志动摇，不能始终如，其结果是不能纯乎尧舜之道,为了能让孝宗学用结合，他提出应该仍开大小经筵以讲学，常御早午朝以听政。其举行大小经筵时，要择端介博雅之儒臣侍班进讲。皇帝听讲不明和疑问之处，要清问和详诘。如果讲官木讷，之心的左右，君主之心需要通过讲学来端正圣道在经，为政必先于论道，君心理万事，讲学乃所以正心。然而，武宗时群珰窃柄，导上佚游，媟嫚极矣，兵部尚书许进认为不能独攻其标，而应治其本，即通过讲学来格正君心，于是因经筵有见，上疏强调帝王经筵讲学的意义帝王之学在养心亲贤，而经筵为首务。胡直在读到他的这份奏疏后，也阐述道夫唐虞之世，天下政务不少矣，然元圣上贤交议文陛之上，则独以道心精为授受，以兢业佚欲为劝戒，皇皇焉，不敢以他务先之。彼岂不欲咨实政而亟为此款言哉，诚以天下治忽之机，在人主之心，而心之难操，又非可与众庶论也。故虽以元圣辅之，上贤犹惧罔念之为狂，而况武皇帝左右狎溺荡心伐性，且十百寻常者乎,是故公当其时，人不与适，政不与间，乃奋其衷赤，以帝王之学为言，意庶几焉。看来，儒臣认为天下治乱之机在君主心，而人心又最为难测，因此必须用理学诚意正心和修身的功夫来修理君主之心，这样就必须重视经筵日讲的举办，通过讲学来格君心之非。明代之未免有欲，如果皇帝的欲望非惟不能寡，而又纵之，就会带来不良后果，效验昭昭。提出寡欲之道，惟在于正心，盖欲者邪之动，正心之道盖理欲本交战，邪正每相形。真万世圣学养心之要道也,杨守陈指出对帝王进行教育时，应该备极帝王之全道，特别是要重视理欲危微之辨。这种理欲观，甚至影响到皇帝的思想。明太祖曾提醒太子做到是非不混，理欲判然，如此则天下之事，可得而治既然理欲并存于人心，而欲望又带来灾难，那么要想国家大治政权稳固，就要存天理，灭人欲，去除私欲，格君心之非，要格君心之非，使归于正，就必须讲求圣学，通过儒臣的经筵日讲，来使君主圣德日厚。正统时侍讲刘球上疏指出古圣王不作无益，故心正而天不违之，要求皇上勤御经筵，数进儒臣，讲求至道，务使学问功至，理欲判然，这样便能圣心正而天心自顺。在儒臣看来，只要格君心之非，使其心无邪念，不事逸乐，就能培植德性，专心理政，达到民富国强的局面。因此，他们不断强调通过圣学教育，格君心之非养君德之明代宫廷教育思想初论论文原稿根基就不深，会像木之方植而易揺，如泉之始导而易塞样，容易意志动摇，不能始终如，其结果是不能纯乎尧舜之道,为了能让孝宗学用结合，他提出应该仍开大小经筵以讲学，常御早午朝以听政。其举行大小经筵时，要择端介博雅之儒臣侍班进讲。皇帝听讲不明和疑问之处，要清问和详诘。如果讲官木讷，那么由侍班诸臣覆解详释，旁引曲谕，必待圣心洞然明悟而后已。他特别强调凡圣贤之旨帝王之道，与夫理欲危微之所以辩，知行精之所以尽，以及人臣贤否，政事得失，天下治乱兴亡，皆必讲之明而无疑，乃可行之，笃而无懈与此同时，他强调孝宗要重视上朝时与大臣们做深度交流，京官如府部都察院堂上官并科言官，地方官如镇守官巡抚巡按及府卫正官来朝和赴任的，皇帝都要俯降辞色，或询时政，或询贤才，以及诸司之利弊，兵民之休戚，年岁之丰凶，下至方之风俗，夷之情状，俾各从实以对。并将资于内的经筵日讲称为出治之本，将博于外的接见各级官员称为致治之纲，这表述反映了杨守陈圣学中的体用结合嘉隆疏钞，明万历刻本贺钦医闾集，民国明丛书本张卤勤朝讲重延纳以臻新政熙降疏，载贾近编皇明两朝疏抄，明万历刻本张朝瑞皇明贡举考，明万历刻本王治议举典礼以隆圣德疏，载贾近编皇明两朝疏抄，明万历刻本左懋第萝石山房文钞，清乾隆十年左尧勋刻本。明代宫廷教育思想初论论文原稿。明代儒臣在实施知行合和学用结合的教育时，有两层意思层是，在经筵日讲内贯彻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也就是说不仅要讲解经书的训诂上的意思和般的学理知识，而且要讲解帝王的理欲抉择和为政之道，以及明代政治实践的事例。弘治元年，杨守陈在讲学勤政疏中指出，如果经筵日讲和东宫讲读时仅仅略陈训诂，未尝进详说，以备极帝王之全道，理欲危微之辨，何自而明知行精之功，曷从而尽言下之意，就是要求经筵讲读时学些有助于现实政治的学问，达到知行精之功。另层意思是，将皇帝的经筵日讲这种学习与其政治实践活动相结合，互相促进，以培养皇帝的素质和能力。在明代儒臣那里，对皇帝圣学的设计，并不单这并不意味着明代皇帝和太子教育的成效就很大。相反，其宫廷教育思想是在儒臣逼迫皇帝和太子接受教育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皇帝的消积怠学和怠政，使得明代宫廷教育的成效相当低下，说明了在皇帝专制制度和儒家意识形态的博弈中，皇帝拥有政治权力的强大优势，可以对儒学思想阳奉阴违或拒不执行，儒臣对此也常无可奈何。但是，皇帝旦将儒臣的苦口婆心当作耳旁风后，其个人的失德太子的失教和政治的败坏就愈演愈烈，导致江河日下，不可收拾。虽然末帝崇祯比较勤学和勤政，但其父祖和兄长相反的行为，却早已埋下了王朝灭亡的深刻动因。参考文献郑庆云务学亲贤养圣体以慰群望疏，载贾近编皇明两朝疏抄，明万历刻本黄光升昭代典则，明万历十年周日校万卷楼刻本明太祖实录，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张廷玉等明史，北京中华书局，胡濙任贤良以隆治本疏，载张瀚辑皇明疏议辑略，明嘉靖刻本吴达可圣治宜新乞勤政学以隆治安疏，载吴亮辑万历疏钞，明万历十年刻本李东阳初开经筵谢宴赉表，载贺复这种将经筵日讲之学与上朝理政之政相结合的观念，在隆庆时王治所上议举典礼以隆圣德疏中也有反映自古帝王勤学好问，视朝亲政汲汲遑遑，无敢暇豫者，因为非讲学无以明其理，非勤政无以周其应。他提出于讲也，务有启沃圣智之良规于朝也，务有谨议取舍之实事，如此则圣德日崇，圣功日起，而万世治安可坐致也,吴达可则直接论述了讲学与行政密不可分的关系夫政与学，非有也，必学之功纯，而后政之用善。日废学，是日荒政也。因此，他强调将经筵日讲与实际政治联系起来请自今伊始，经筵照旧举行外，每旬日内，以日御朝，余日侍讲，燕闲温习经史，无间寒暑，无分朝夕，凡帝王之大经大法，必反而求之身心，遇灾而撤乐减膳，不徒赈给已也，祷祀而秉志斋心，不徒遣祭已也。认为凡此皆学之实，可以养君德，亦可以保圣躬。也就是说，不仅要从经筵讲堂和书本上学习，还要施诸现实政治之中，使讲用结合。学用结合的结果，可以达到道统与治统的统。崇祯时左懋第在解释皇帝诚正功疏，治平罔效两句谕旨王道之盛者，必曰禹汤文武，名号之美与天无极。虽云天笃其资，实由学得其大也。并指出皇上英资天纵，睿质夙成，孝敬之德，彻于天亲，仁爱之恩，被于民物。乾刚独断而不苛，委任臣工而不贰，此真大圣人聪明之资也。然而，夫有大圣人之聪明，必讲于大圣人之学术而后可。他以日头来做比喻夫日，太阳之精也，然必丽于中天，而后光被合。今皇上大聪明犹之日也，而大学术者乃皇上之中天也。在重视君师的同时，明人也十分重视经筵和日讲的举行，认为经筵和日讲是达到帝王教育的制度保证和重要途径。明代教育思想家认为，只要君主意诚心正，举行经筵和日讲，学习圣人先贤治国之道，天下种种困难都能够迎刃而解。因此，他们特别重视讲明正学，涵养德性的经筵日讲制度。郑鹏上奏阐述了经筵日讲制度应该遵循的准则学问之功莫先于论辨。臣闻太祖时，宋濂等讲经义，从容赐坐，咨及时事。太宗时，杨士奇等日造扆前，承顾问，漏下十数刻始退。孝宗御经筵，每有疑难，曲加延访。吏部尚书王恕至于圣躬过劳熙朝，特崇讲幄。广厦细旃之上，言有箴规冠带搢绅之伦，环而观听。岂徒藻饰太平之具，是惟培养君德之基,迥轶前闻，永垂后法。他最后重申了君主虽属天才但需后天学习的教育观念皇帝陛下，聪明首出，睿智性成，固天纵之多能，尤日新而不已。日新就是通过每天的讲学获得更多的新知识。儒家是先知先觉天才论的倡导者，但同时也是人人可以为尧舜的后天教育论的提倡者。在对待皇帝教育上，明代儒臣虽然承认皇帝是天子，有天纵之圣，是睿资天纵英资天纵睿质夙成和资质齐圣，但却认为有必要由儒臣讲学传授圣人的经义，培养帝王的道德，以成就其功业。明宣德至正统间人吴节在再陈十事疏中论述道经筵讲学以养主德，资虽齐圣，不废问学，道可默契，亦须讲说。自古殿廷奏对事，止及事之本末，所以治其标也，惟经筵之开，其所陈说者皆帝王圣贤正心诚意修身治国平天下之实，学通此可以达彼，执可以应万，所以治其本也。即万几纷纭，未可废学。盛暑隆寒，不当辍讲。师臣宾臣，坐而论道。勋戚贵胄，侧稿。非讲于学术，即皇上之大聪明，何所丽乎言下之意，帝王虽然是个光芒万丈的太阳，但它只有上升到中天才可以普照大地，只有讲求学术的儒家才具有可以把太阳升到中天的本领。明代儒臣表面上承认君主的英资天授，实际上常利用自然灾害频发的机会，让君主承担政治责任，修省养心，而修省养心的途径便是勤学和勤政。万历年间，聂应科在陈末议以广德意疏中指出近来灾异叠见，雨泽愆期，因此虽然皇上英资天授，睿智性成，但是东南频年水旱，西北异常风霾，天心示儆变，他特别强调变不虚生，感召在人，因此皇上必须修省而挽回之，根本之处在养圣心以崇昭假之实，即只有通过勤学与勤政两途才能消除灾祸故惟勤学可以澄定此心，皇上经筵之御，得无有昔勤而今怠者乎愿自今以往，时御经筵，俾大臣侍从轮直进讲，凡正心修己敬天勤民之谟，虚衷讨论，则典谟训诰皆圣心之师资，以勤学而养矣。同时指出惟勤政可以惕励此心，愿自今以往，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