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主要的实质性生效要件。当原告撤诉行为具备其他要件时，若被告同意原告的撤诉请求，法院应准许原告撤诉。被告撤诉同意权的实质性权利面貌得以充分展现。须说明的是，被告同意撤诉仅是撤诉的生效要件，不影响原告撤诉行为的发生。‚撤诉毕竟是原告单方向法院的意思表示，即使需要征得对方当事人的同意，它仍属于原告的单方行为，被告同意仅是撤销效力发生之要件而已。‛根源在于，现代民事诉讼法典均将撤诉委诸于原告的意思自由，原告有权依诉讼情境与自身情况等因素自主决定撤回起诉，撤诉是能够直接产生诉讼法上效果的与效性行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检察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条准许检察院在诉讼请求全部实现前提下撤回起诉，定程度上开放了公益诉讼的撤诉渠道。在被告撤诉同意权能独立支配撤诉效果的情形下，法院权力须因应撤诉制度变革需要实现由实质控制权到程序控制权的现代化转型。所谓程序控制权，是指法院享有的关于诉讼程序的开启进展和终结等事项的法定职权。这种权力具有广泛的指涉性，就民事撤诉制度而言，主要透过形式审查权和法院阐明权表征出来。现行撤诉制度赋予法院全面的实质审查权，必然与作为发展趋势的被告撤诉同意权有所抵牾。但是，我国不可能全部祛除法院对撤诉事项的裁量权，只能弱化或者限制法院的裁量权。基于此，改造法院裁量权的基本手段是采行形式审查权。形式审查权是法院就撤诉成立要件与生效要件是否合法进行审查的权力。这些事项包括原告是否具有提起撤诉的诉讼能力原告撤诉是否出于真实的意思表示诉讼代理人是否具有提起撤诉的特别授权原告是否在判决确定前提起撤诉被告是否同意原告的撤诉以及被告同意的意思是否第条第款引入被告撤诉裁量权，却并未从根本上改变法院单向度行使撤诉裁量权的撤诉制度运作模式。不容否认，被告撤诉同意权在我国司法实践很少被现实地利用。换言之，被告撤诉同意权在司法实践上基本没有表现出实质性权利的基本属性，反而在相当程度上呈现出权利弱化或权利虚化的不当走势。权力的转移法院裁量的程序控制权改造在重构民事撤诉制度过程中，妥善处理被告撤诉同意权与法院裁量权的关系是无法回避的重要问题。现代民事撤诉制度构筑的是能够独立支配撤诉效果的被告撤诉同意权，使其表现出不受法院强力干涉的独立性。然而，这并不意味着需要废除法院在民事撤诉制度中的权力。这种权力无法废除，亦没有必要废除。不过，为实质推进被告撤诉同意权的独立性，应当适时适度地合理转移法院权力。法院权力的转移不只是权力的重新分配，而且是权力的改造。改造的基本理念是划定被告撤诉同意权与法院裁量权的合理边界，促使法院裁量权从实质控制权转变为程序控制权。被告撤诉同意权是限制原告恣意滥用撤诉权的基本装臵。与此同时，在特定情形下，撤诉的主论被告撤诉同意权的实质性与独立性塑造建构法律论文权与法院裁量权的彼此关系。不真正的权利被告撤诉同意权的非独立性与有限实质性作为权利成长的结果，被告撤诉同意权多视角地反映出现代民事诉讼增进诉讼两造实质平等与加强当事人程序保障等重要的诉讼理念。正如考夫曼所言，‚法律理念须对于生活事实开放，它须被实体化具体化以及实证化，所预见的生活事实须以法律理念为导向来进行典型建构及形成。‛制度利用者期待，在增进诉讼两造实质平等与加强当事人程序保障的法律理念指引下，被告撤诉同意权能被合理建构并能以适当方式在个案事实中被具体化，真正表现出权利的独立性与实质性。然而，细致梳理被告撤诉同意权的规范逻辑和司法逻辑，就会发现制度设计者既未很好地实现法律理念与实在权利的流转往复，亦在相当程度上丢失了被告撤诉同意权的独立性判断与实质性内容。如果说第层面的实质性权利面相姑且算作存在的话，那么第层面和第层面的实质性权利面相基本未能化为现实。被告撤诉同意权是种受到法院裁量权限制的非独立性权利，亦是被人为割裂为片面的有限度的实质性权利。概言之，被告撤诉同意权不仅种人为割裂权利破坏被告撤诉同意权完整性的做法。被告撤诉同意权成为实质性权利被告撤诉同意权的核心面相是实质性权利。所谓实质性权利，指涉重内容是被告撤诉同意权已经跃升为法律规范层面，成为具有坚实法律依托的实在性权利。是被告撤诉同意权是种不必受制于法院撤诉裁量权的终极规制，能够独立地支配撤诉效果的法律权利。是规范意义上的被告撤诉同意权的法律效果在实践层面上以正当的方式适时地表现出来。就其表现样态而言，可将第层面和第层面的权利概括成静态意义的实质性权利，将第层面的权利归纳为动态意义的实质性权利。被告撤诉同意权的完整的实质性权利面相是静态意义的实质性权利与动态意义的实质性权利的相互融合与交互作用，权利面相的缺失都将破坏实质性权利的完整性，减损被告撤诉同意权的制度效能。独立支配原告撤诉的法律效果是被告撤诉同意权的实质性的最重要表征，亦是被告撤诉同意权的独立性的核心要旨。原告撤诉申请权与被告撤诉同意权是对组合型权利，前者指涉撤诉权利的开启，后者指向撤诉权利的闭合。这不可避免地造成被告撤。旦被告选择同意原告撤回起诉，与法院的主观判断与诉讼认知发生冲突，法院会依照裁量权不顾被告的行为，裁定继续进行民事诉讼。故此，民诉法解释第条无法切实保障被告的程序主体性地位，造成被告撤诉同意权仅对原告撤诉申请权具有软性约束力。同时，透过公共利益标准毕其功于役事先阻吓侵害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权益的情形，并用其压制被告撤诉同意权的制度逻辑犯了以例外代替原则的。现代民事诉讼所要解决的仍主要是诉讼两造之间的私人权益纷争，较少涉及到公共利益或者案外第人利益。尽管以保障不特定多数人利益为旨趣的公益诉讼案件已经成为现代民事诉讼不可扭转的时代潮流，却无法根本改变公益诉讼只占极小比率的客观现实。我们赞赏制度设计者采用高度严格的公共利益标准限制原告恣意撤回起诉的善意，却必须深刻认识这种以例外代替原则的逻辑。试想，私益诉讼中很少出现涉及到案外第人利益或者公共利益的情形，若是原告撤回起诉，所谓的公共利益判断标准可能没有办法适用。设定公共利益标准的初衷是为了限制原告恣意撤回起诉，因其非常有限承袭民事诉讼之传统，法院否定被告撤诉同意权和裁量撤诉的主要标准是原告撤诉行为违反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权益。这种公共利益的标准长期充盈于制度运营者的法院的观念之中。遇到原告撤回起诉情形，不管是公益诉讼案件，还是私益诉讼案件，法院的主要审查事项均为原告撤诉行为是否侵犯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权益。‚只要私人还没有将官方标准变成自己的标准，国家就需要保留对政策实施渠道的最终选择权。‛法院有权不受被告同意或者拒绝原告撤诉请求之行为选择的限制，有时亦会利用公共利益标准否定被告的行为结果而采行更加符合法院行为的程序结果。毫不夸张地说，民诉法解释第条第款所构筑的撤诉模式不但不能确保被告撤诉同意权的独立性与实质性，而且有时会因过度保护公共利益侵夺被告陈述合理主张之机会，进而使得被告撤诉同意权徒具其表。贬抑被告撤诉同意权坚守法院撤诉裁量权的制度设计反映出撤诉制度承续着绝对保障制度运营者利益的理念。‚对于这种从制度设立运营者立场出发的合理化路线，应当从通过民事诉讼来保护权利的利用者立场考虑我国特有的民事诉讼情境，在被告实质性防御后至判决确定前均可以适用被告撤诉同意权。被告实质性防御是宽泛的概念，应当根据不同情形区别对待。若被告在答辩期间内就本案提交书面答辩状，被告书面答辩之时为被告实质性防御的起点若被告在答辩期间内未就本案为书面答辩，直至言词辩论时才口头回应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首次参加言词辩论时为被告实质性防御的起点。弹性处理被告实质性防御时点的主要原因是司法实践中大量被告不在答辩期提交答辩状，而是选择在开庭审理中提交答辩状或者进行口头陈述。在开庭审理之前，被告可能并未实际支出相应的有形成本和无形成本。如果将起始点划地确定为被告书面答辩时，可能造成对被告的过度保护，事实上抑制了原告撤诉权的自由性。合理的解决方式是适当延后被告撤诉同意权的起始点。利用原告撤诉无须被告同意的制度设计反向督促被告适时提交答辩状，消减被告故意拖延答辩实施诉讼突袭的可能性，形成务实而理性的规范设计。在被告实施实质性防御后至判决确定前的诉讼过程中，均须架构和推行被告撤诉同意权。判决解释第条进行逆向推演而在规范层面直接确立被告撤诉同意权，而且真正保障被告撤诉同意权的独立性判断和实质性内容。这将是我国民事撤诉制度走向现代化和国际化的重要步骤。在运作实践中，应当分别情形来确定被告撤诉同意权的法律效果。在被告为单数的民事诉讼中，被告同意即可使原告撤诉生效。被告为多数人的普通共同诉讼，部分被告同意撤诉行为，其效力仅及于同意撤诉的部分被告，不及于其他被告。在被告为多数人的固有必要共同诉讼中，原告须经全体被告同意方能撤回起诉。共同被告中的人同意撤诉，实为不利于全体共同被告的行为，对全体共同被告不发生法律效力。‚若有由共同诉讼人中之部分人或对于部分人所为之诉之撤回因未取得同意而归为无效者，法院仍应就全部诉讼为全部判决。‛在被告为多数人的类似必要共同诉讼中，情况比较复杂，应当依据不同案件的实际情况来确定被告撤诉同意权的法律效力。被告撤诉同意权应为被告不受强力干预所作的真实意思。被告应依凭自己的内心判断，清楚知道被告撤诉同意权的权利内容和法律效果，并且愿意承受这种权利所可扭转的时代潮流，却无法根本改变公益诉讼只占极小比率的客观现实。我们赞赏制度设计者采用高度严格的公共利益标准限制原告恣意撤回起诉的善意，却必须深刻认识这种以例外代替原则的逻辑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