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屠杀中的个主要角色纳粹政权周边欧洲世界受害者的命运是如何互相影响互相交织的。而历史学家使用‚修通‛方法进行有效移情后，可以将它们放在合适的位臵呈现，以达到内容上对第视角叙事的补充。更重要的是，这种个体记忆从结构上撕碎了严丝合缝的历史叙事和解释，对通俗化和扁平化的大屠杀叙事加以解构。不同身份背景的犹太受害者的日记片断穿插出现在传统的历史叙事中，会造成种阅读上的断裂感。这种断裂感的目的正是打破表面上的因果联系，增加了描述性的力量，产生种立体和纳粹政权的推动下，上述种形式的反犹主义共同构成了种被系统阐述的完整的意识形态，也被称为‚政权动员神话‛。弗里德兰德还将救赎性观念引申到对历史所做的般性解释上，从大屠杀这样的特殊事件出发，进步质疑现有的种历史解释模式，即要对任何个事件提供个合理性解释，以及要对个过往做因果联系式的分析。他将这种解释传统与犹太教的弥赛亚式救赎信仰相联系，比如以色列对大屠杀史的叙述到最后演变成了个神话，即‚场空前的灾难终将导致场大救赎以色列国作为上帝应许之地的诞生‛。他认为针对大屠杀的极端体验，要找到种符合我们所期待的合理化常规化的解释是困难的，也是值得质疑的。但他没有就此在怀疑论的道路上渐行渐远，而是积极地在方法论层面针对大屠杀历史叙事中语言的不透明性进行了更多反思，并尝试利用新的方法突破大屠杀历史叙事的局限性问题。弗里德兰德对大屠杀动因的意识形态分析以其对天主教和犹太教深入学习的经历作为背景，但也在另个侧面说明了这时代的西方自由主义学者对意识形态的看的部分。‚现代反犹主义研究‛丛书的主编赫伯特施特劳斯在该丛书的前言中就指出，有相当部分历史学家认为基督教反犹主义与现代反犹主义之间‚存在着强烈延续性‛。而现代犹太史的经典之作现代世界中的犹太人鲜明指出，在现代‚西方世界中的犹太人问题很大程度上是个典型的种族问题‛。宗教和种族层面的反犹主义与大屠杀密切相关，但将它作为解释纳粹大屠杀发生的思想根源却忽略了其独特性。数千年的基督教反犹传统并不能提供纳粹大屠杀在彼时彼地出现的充分解释，而生物学层面的种族排他主义在最初对犹太人的隔离驱赶中已有体现，亦不能有力说明‚最终解决‛政策为何在年开始实行。同时，世纪年代后期在联邦德国学界出现了针对纳粹历史解释的相对主义化趋势，这引起了弗里德兰德的注意，并提醒他进步探索反犹主义独特性的必要。世纪年代后期在联邦德国史学界出现了新右派修正主义，他们强调德国作为受害者的角色及其遭受的战争苦难，认为大屠杀的悲剧不会再上演，主张纳粹大屠杀并非独无。其主要代表恩斯特探究关于弗里德兰德纳粹大屠杀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史学论文析师为患者进行催眠治疗时，用来克服患者下意识抗拒的种方法和手段，其本质是移情式的还原。弗洛伊德认为创伤会造成的第步体验是当医生‚要求患者说出他心里发生了什么时，他希望患者能倾吐出大量的信息，但通常首先发生的是他无话可说，沉默不语这种态度被认为是对创伤性记忆的抗拒。‛这种抗拒是种压抑，属于患者的自我保护机制。患者的第步体验是重复，即创伤会被现实生活中无意识的行为重复所暴露。例如病人表示不记得童年时对父母的权威压迫有过蔑视和反抗，但会在医生对父母权威话语的模仿时展现出蔑视和反抗行为。患者这种重复本质上是种无意识的移情，它既是创伤的最深体现，也是医生有意识的移情的关键。修通作为移情治疗的方法，体现在第步，即医生对患者重复行为暴露的创伤主动移情，可将患者过往不自知的重复行为还原到记忆中。这种还原是以第者视角进行的，让患者在恢复记忆的同时像理解他人样理解过往的自己，达到治愈。要做到修通，医生既要对患者的创伤主动移情，又要保持清醒的第者视角。弗供个合理性解释，以及要对个过往做因果联系式的分析。他将这种解释传统与犹太教的弥赛亚式救赎信仰相联系，比如以色列对大屠杀史的叙述到最后演变成了个神话，即‚场空前的灾难终将导致场大救赎以色列国作为上帝应许之地的诞生‛。他认为针对大屠杀的极端体验，要找到种符合我们所期待的合理化常规化的解释是困难的，也是值得质疑的。但他没有就此在怀疑论的道路上渐行渐远，而是积极地在方法论层面针对大屠杀历史叙事中语言的不透明性进行了更多反思，并尝试利用新的方法突破大屠杀历史叙事的局限性问题。深层记忆既排斥又依托共同记忆。它与共同记忆的复杂关系，体现了种独特的创伤性，这正是受害者个体记忆对于大屠杀研究的独特价值。排斥体现在意义上，‚个体的共同记忆往往倾向于恢复或建立连贯性终止性，甚至可能是种救赎的姿态。而问题在于深层记忆蔑视任何赋予它意义的企图。‛由于共同记忆总是企图使痛苦被治愈断裂被修复苦难被拯救。而深层记忆排斥任何附加的意义，这会导致深层记忆拒绝向共同记忆程度上是个典型的种族问题‛。宗教和种族层面的反犹主义与大屠杀密切相关，但将它作为解释纳粹大屠杀发生的思想根源却忽略了其独特性。数千年的基督教反犹传统并不能提供纳粹大屠杀在彼时彼地出现的充分解释，而生物学层面的种族排他主义在最初对犹太人的隔离驱赶中已有体现，亦不能有力说明‚最终解决‛政策为何在年开始实行。同时，世纪年代后期在联邦德国学界出现了针对纳粹历史解释的相对主义化趋势，这引起了弗里德兰德的注意，并提醒他进步探索反犹主义独特性的必要。世纪年代后期在联邦德国史学界出现了新右派修正主义，他们强调德国作为受害者的角色及其遭受的战争苦难，认为大屠杀的悲剧不会再上演，主张纳粹大屠杀并非独无。其主要代表恩斯特诺尔特主张，希特勒针对犹太人的大屠杀是对斯大林‚大清洗‛运动及所谓‚亚洲式酷刑‛在逻辑上的回应和防卫。这种解释很大程度迎合了冷战局势下的意识形态站队和德国当时的民族认同氛围，但作为对纳粹大屠杀根源的历史解释无疑是危险的将纳粹大屠杀在性质弗里德兰德对大屠杀动因的意识形态分析以其对天主教和犹太教深入学习的经历作为背景，但也在另个侧面说明了这时代的西方自由主义学者对意识形态的看重和强调。从西方学界对弗里德兰德的评价可见，冷战带来的意识形态对立作为延续至今的思维惯性，同样值得警醒。以‚修通‛突破深层记忆的表现局限弗里德兰德在从事大屠杀相关的历史研究中发现，受害者个体记忆的创伤性是大屠杀所造成的重要影响之，‚深层记忆‛体现这种创伤性及其对于历史研究的价值。同时，深层记忆由于具有没有终止超越语言排斥意义等特性，在历史表现中充满局限。为了不使受害者记忆在历史书写中陷入‚不可言说‛的死胡同，他利用精神分析方法中的‚修通‛作为理论支撑来突破深层记忆的表现局限。在世纪年代以前，关于大屠杀的职业历史研究以积累史实为主，而受害者特别是幸存者的记忆因其不确定性和不可靠性常被排除在外。这时期对大屠杀的回顾通常有两种互不交叉的形式种被称作‚记忆的形式‛，通常以幸存者的回忆录大屠杀主题纪念馆等为，而非经验性的历史论据而被援引‛。在同时间，以色列因与周边阿拉伯国家的战争不断，其知识界也出现了对大屠杀作为政治符号和民族认同标志的反感。年，以色列著名历史学家科技哲学家奥斯维辛幸存者耶胡达埃尔卡纳发表了篇名为忘却的需要的文章，指责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的袭击是‚异常的‛和不正义的，并认为集体记忆下的大屠杀被过度政治化了，正在演变成种‚深刻的存在主义焦虑‛，即‚全世界都在反对我们，我们是永恒的受害者。‛他呼吁减少对大屠杀过度的纪念，以此来去除大屠杀的政治化‚依赖过去的教训来建设未来，利用过去的苦难作为政治论据这些意味着让死者参与生者的政治生活。‛他的呼吁在以色列引起了强烈反响，这种要求弱化大屠杀象征意义的呼声后来在以色列日益高涨。弗里德兰德将这现象与德国的趋势联系起来，担忧这种大屠杀在主流话语体系中的核心地位正在消失的趋势。德国正在兴起的对纳粹罪行的相对主义解释正是由于从德国问题和德国认同出发的视角对受害者个体记忆的排斥，而以色列在政强度‛，还是被康菲诺称为‚历史感‛。这种独特的历史洞见，只属于弗里德兰德自己，它很难作为方法论策略被别的历史学家特别是不再与大屠杀同时代的历史学家所模仿。弗里德兰德在大屠杀史研究及其理论创新上所做出的贡献，对于反思大屠杀史研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注释以下简称大屠杀，也称纳粹屠犹，通常指年间由德国纳粹政权发动的针对欧洲约万犹太人吉普赛人等的大规模种族灭绝事件｡来自希腊语，现成为英语和德语指代此事件的专有名词，英语中有时也以年纳粹德国实行的‚最终解决‛政策‚‛来指代，希伯来语中常用指代｡美克劳斯，佘江涛译强迫症的历史德国人的犹太恐惧症与大屠杀，南京译林出版社，年，第页｡‚最终解决‛政策，也称‚犹太问题的最终解决方案‛，是纳粹德国在战时期特别是年以后，对欧洲包括但不仅限于犹太人的大规模屠杀政策及行动的代称｡年德国与苏联开战后，月，并确定了对犹太人大规模灭绝的基本政策，大量犹太省和克制，以及作为幸存者的责任和担当。正是这种职业和时代的责任感，激发弗里德兰德不断反思大屠杀史的发展状况，并结合后大屠杀时代的创伤研究理论和语境对大屠杀的历史书写进行理论解释和叙事实践的改进。弗里德兰德在为大屠杀提供更全面解释的实践中不断提醒自己要保持怀疑，这既是由于他作为史家应有的批判精神，也是出于对大屠杀为自己这代亲历者所带来的创伤的强调。创伤研究加深了人们对以往大屠杀历史书写表现局限的认识，也加深了历史学家对受害者经验之认识力量的认识。历史的分析方法和叙事形式不论如何创新，都需要以靠近真相为基础。就像弗里德兰德在为主题为‚探究表现的极限纳粹主义与最终解决‛的学术会议论文集所作的序言中反复引用的卡罗金兹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