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向执政党的转型将面对‚不可避免的妥协‛。执政实践的学习效应，成为民粹主义政党融入主流政治的重要动力。在周期性的选举中，民粹主义政党最终会面临和主流政党同样的难题，那就是如何在获得执政权的同时兑现代表性承诺。就此而言，民粹主义政党可以传递代表性危机的信号激发边缘群体的政治参与，通过表达遭受排斥的利益诉求重塑政策议程，但民主制度的代表性建构问题力量。‛多元社会尊重个体和群体的差异，有利于发挥人的潜能。但社会的自由发展也会扩大阶层区域之间的差距，滋生各种利益矛盾。为了将各种竞争性诉求传递至公共领域，现代政党走上了政治舞台，‚通过表达人民的要求而代表他们‛。借助政党的代表功能，代议民主在多元化表达与权威性整合之间保持政治平衡。民粹主义政党的崛起强化了民粹主义理念对政策议程的渗透，影响了政党体制的发展趋势。西方国家的传统政党格局，主要由左右翼政党及少数平衡性政党构成。由于主流政党地位的下降和民粹主义政党影响力的上升，传统政党体制表现出碎片化趋势，民粹主义政党成为影响政府构成的‚关键性变量‛。民粹主义政党虽然批判民主政体中精英主导的代议制度，但它并非从根本上反对代表，而是寻求维护人民权益的‚民粹主义政治代表模式‛。民粹主义代表模式的设想，体现了在大众与精英之间塑造政治致性的代表观念。围绕代表者和被代表者之间的关系，存在着委任式代表和信托式出现之前，封建社会呈现出多元分散的政治格局。为了处理司法税收等重要问题，国王召集贵族以及其他阶层的代表组成议事机构。民主制可以追溯至古希腊时期，当时的雅典城邦公民无需代表的中介作用，直接参与公共事务的管理。在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过程中，资本主义经济获得了长足发展。国家渗透社会和社会制约国家之间出现了双向互动，政治统治愈发需要社会同意的支持。代议制政府的社会基础最初比较狭窄，只有特权集团或有产阶层拥有代表权。为了实现公民权益的平等代表，以社会中下层群体为基础的民粹主义运动宣扬人民主权思想，成为政治发展史上的‚积极因素‛。由于人民主权思想的传播公民社会的发育以及大众型政党的兴起，民主政治逐渐与代表观念深度融合。历史起源上具有等级色彩的代表制，最终在现实功能上转换为民主政治的载体。随着普遍选举的实现，社会成员不再是被动的统治对象，他们通过政治参与的方式建构政府的回应责任。人民向代表赋权和代表对人民负探究西方国家民粹主义的兴起与政党代表性危机政党论文特征的民粹主义抗议，在实践形态上最终有赖于精英人物的组织动员。民粹主义政党针对移民等特定议题，可能会强化全民公决等直接民主的作用，但为了实现集体行动的有效性，普通成员仍然需要将决策权赋予政治精英。民粹主义政党要么作为在野党，通过倡导特定的议题间接影响政策过程，要么作为执政党通常是执政联盟的成员，在分享领导权的基础上直接提出政策主张。为了维护自身的执政地位并达成可行的政策方案，民粹主义政党有动力在政策试错的基础上，协调意识形态纯洁性与决策过程有效性之间的关系。以意大利联盟党为例，在经历了北方联盟时期与意大利力量党的合作失败和获得执政经验之后，就逐渐认识到从抗议党向执政党的转型将面对‚不可避免的妥协‛。执政实践的学习效应，成为民粹主义政党融入主流政治的重要动力。不同于以上研究，本文以国家与社会关系中的政党政治作为分析视角，认为西方主流页，中央编译出版社，年版｡西方民粹主义的话语政治及其面临的批判，政治学研究，年第期｡西欧民主制度的幽灵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研究，第页｡李存娜全球化冲击互联网民主与混合民粹主义的生成解释意大利星运动的兴起，欧洲研究，年第期｡左与右的共奏欧洲民粹主义政党的现状影响及未来，探索与争鸣，年第期｡亨廷顿失衡的承诺，第页，东方出版社，年版｡高春芽政党代表性危机与西方国家民粹主义的兴起政治学研究，。探究西方国家民粹主义的兴起与政党代表性危机政党论文。民粹主义政党的崛起强化了民粹主义理念对政策议程的渗透，影响了政党体制的发展趋势。西方国家的传统政党格局，主要由左右翼政党及少数平衡性政党构成。由于主流政党地位的下降和民粹主义政党影响力的上升，传统政党体制表现出碎片化趋势，民粹主义政党成为影响政府构成的‚关键性变量‛。民粹主义政党虽然批判民主政体中精英主导的代议制度，但它并非从根本上反对代表，而是寻求，就失去了与普通公民的制度化联系，从开放式的代表组织蜕变为封闭式的统治机构。主流政党代表功能的弱化，促使人们转向政治代表的替代模式，从而为民粹主义诉诸民意的社会动员提供了空间。民粹主义者试图重建人民的主体地位，通过缩小普通公民与政策过程的距离，弥合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代表性鸿沟。为了掌握政治权力控制政策议程，民粹主义者同样必须遵循政党政治的逻辑。民粹主义政党可以表达边缘群体的利益诉求，激发社会成员的政治参与，发挥重构代表性的作用。但在西方阶层结构和身份认同趋于多元化的背景下，民粹主义政党也可能极化已有的社会矛盾。西方国家的代表性危机，涉及政策供给和社会需求两个方面的冲突。政党国家化导致的回应能力缺失，和社会多元化导致的公民诉求超载，都会加剧代议民主制度的危机。从政党政治的视角讨论代表性的断裂和重构问题，主要是宏观结构层次的分析。如何评估社会观念变迁特别是变革型精英的微观动员在民粹主义兴起中的作用在周期性的选举中，民粹主义政党最终会面临和主流政党同样的难题，那就是如何在获得执政权的同时兑现代表性承诺。就此而言，民粹主义政党可以传递代表性危机的信号激发边缘群体的政治参与，通过表达遭受排斥的利益诉求重塑政策议程，但民主制度的代表性建构问题并不会完全解决。尤其是在西方阶层结构身份认同趋于多元化的背景下，社会群体都在平等的旗臶下追求各自认可的民主代表性。这种理想化的追求有可能超越政党政治的回应能力，将西方国家推向制度形式与治理效能相分离的境地。亨廷顿曾经认为，‚由于美国人希望政府达到的民主超出其所能，政府只得显示出比其实际上更加民主的样子‛。在民主政治已经具有天然正当性的现代社会，民主的话语越来越强势，民主的允诺也越来越高涨，但民主的效能未必尽如人意。在竞争性选举的制度环境中，民粹主义政党的行动目标包括控制职位影响政策和追逐选票等多种形式，这些目标之间事实上存在着‚抵消效应‛。比如，掌握执政的情形。具体来说，‚政党国家化是指政党日益服从于国家的逻辑，不但其职能而且其组织形态，逐渐地与国家同构，从而丧失了政党作为政治组织和政治运动的特征‛。围绕政党国家化的形成原因，可以进行宏观结构和微观行为两种不同层次的分析。从宏观分析的角度，政党国家化源于政府职能扩大所提供的制度环境。现代西方政治发展的突出特征是，公民权利的保障随着国家权能的拓展而不断健全。在普选权实现以前，普通公民被排斥在政治过程之外，国家事实上成为资产阶级的统治工具。在普选权实现以后，社会成员则在政党的领导下，通过政治参与的方式提出各种社会经济诉求，逐步完善了国家的福利职能。西方福利国家的建立促使经济资源集中于公共管理部门，逐步拉近了政府与社会的距离，为政党融入国家获取资源创造了条件。从微观分析的角度，政党国家化还与公民群体的行为取向密切相关。普通成员的社会状况政治偏好直接影响政党的组织形态和动员策略。在民主制度发展史上，为服务领导人的工具‛。公民难以通过政治问责的方式，获得有效的政策回应。由此出现的后果是，代议制政府的‚结构可能是民主的而实际过程则是寡头的‛。最后，政党国家化还会形成排斥性的政党体制。由于主流政党在获取权力阶段实施资本密集型竞选，在行使权力阶段进行利益集团化执政，政治舞台上出现了具有排斥民意表达的政党体制。主流政党之间虽然存在竞争关系，但在垄断领导权和分割国家资源方面具有共同利益，它们竭力防范其他挑战性政党的出现。例如在实行议会制的奥地利，就多次出现人民党和社会民主党组建左右翼共同执政的联盟政府，‚孤立和遏制反对党对他们的挑战‛。在上述政党体制趋向封闭化的情形下，主流政党与人民之间就从原来的代表和被代表关系蜕变为排斥和被排斥关系，这在话语上很容易转换为普通大众与特权精英的对立。遭受政治排斥的社会成员，就成为民粹开竞争，但这些建制内政党事实上垄断了公共职位的分配，选举成为领导权在精英内部自行转移的自我保护机制。主流政党与国家之间形成了封闭的共生关系，民主政治的功能也因此集中于维护既有的权力结构而非推动社会变革。根据代议民主的运行逻辑，政党是嵌入社会并服务于民主政治的中间组织，需要将多元利益诉求整合为公共政策。当政党既发挥代表功能又发挥统治功能时，公民的政治认同促使他们将政党视为民主过程的组织者，代议民主同时具有建构正当性和代表性的双重作用。而在政党国家化的条件下，民主政治的正当性功能与代表性功能出现了分离。政党竞争虽然在选举程序上更迭了领导权组建了合法政府，但代表民意的功能已经大为削弱。代议民主预设的功能是，公民可以通过选举程序控制政党问责政府。而政党国家化逆转了民主政治的运行目标，它导致主流政党通过选举程序控制政权逃避责任。政党国家化对民主政治产生的消极影响，首先表现为‚资本密集型‛的政党竞选。在古德诺政治与行政，第页，复旦大学出版社，年版｡赫希曼自我颠覆的倾向，第页，商务印书馆，年版｡萨托利政党与政党体制，第页，商务印书馆，年版｡萨托利政党与政党体制，第页｡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第页，商务印书馆，年版｡萨托利民主新论，第页，东方出版社，年版｡巴尔托利尼彼得梅尔当代政党面临的挑战，拉里戴蒙德理查德纲瑟主编政党与民主，第页，上海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