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第类则是‚传承‛，有视觉的历史图像和口述的神话传说以及各种历史笔录，如传记笔记等。更重要的是，虽然坪井指出‚历史的材料不能为书类所限‛，但他在讲述历史学的辅助学科时，首先就是文字学和古文书学，而没有了伯伦汉收入的‚印鉴学‛‚铭章学‛等研究实物史料的学科。可见与伯伦汉相比，坪井马对史料的运用，更为侧重文字的记录。里斯和坪井马对史学方法的论述，在很大程度上形塑了日本近现代史学。但日本史家注重文献‛的性质之后，他写道‚就是最好的文献，提供给研究者的也只是片面的观点。‛然后，他简单提了下，有助于史家研究实物史料和文献史料的学科，即‚辅助学科‛。伯伦汉在史学方法论中，对这些历史学的‚辅助学科‛做了详细的介绍。他将‚文字学‛列为首位，下面是‚古文字学‛和‚古文书学‛。那些鉴定实物史料的学科，如‚印鉴学‛‚铭章学‛则被臵于其后，显示伯伦汉更为重视文献史料之于历史研究的价值。我们比较德罗伊森和伯伦汉这两本有关历史研究方法的著作，其原因是因为它们对日本近代史学的传统，造成了不小的影响。年日本经过明治维新推翻了德川幕府的统治之后，明治天皇立即下诏令编修史书，于次年建立了修史馆。这官修国史的做法，继承了源自中国唐代的传统。修史馆的馆员大都是熟读经书的博学硕儒，其中重野安绎不但受到了清代中国考据学的影响，同时有兴趣了解西方史学。从考据学的传统出发，重野安绎及其馆员以搜集考订文献史料作为修史馆初无法决然分开。因此，奥斯汀使用这个词有在哲学层面上打破主客观界限，走出形而上学传统思维的意图。不但是情感史的研究，而且在其他史学领域，有些学者指出当今学术界已经出现了个‚施为转向‛，也即史家研究写作历史不是主观对客观的认知陈述和分析，而是主客观之间相互作用，并时刻互动交流的产物。言以蔽之，通过采用解读奥斯汀的语言学理论，当代史家特别是情感史的研究者看到史料记录中，其实并无‚硬‛和‚软‛事实陈述与情感描述之间的决然区分，更不应以史料内容是否有情感的渗入而贬低其价值，然后将公文凌驾于证言之上。毫无疑问，公文的发布，虽然其语言的使用上似乎不偏不倚不痛不痒，其实也是为了‚执行‛和‚施为‛，在言与行的关系上与证言具有同样的性质。德罗伊森历史知识理论之后在史学方法论上的另部重要著作是恩斯特伯伦汉，的史学方法论。像历史知识理论样，史学方法口述证言能否成为历史证据问题探析世界历史论文史家也不例外。所以，情感史的开展，首先就要挑战这对待史料的态度。威廉雷迪是情感史的另位先驱。他在感情研究指南情感史的框架书中，借鉴了英国语言哲学家约翰奥斯汀，的开创性研究，创造了‚衔情言语‛等术语，用来考察人们用语言来表达情感的不同方式。雷迪的研究主要依据奥斯汀身后出版的如何以言行事书。此书虽然篇幅不大，但影响甚广，因为它仔细分析了语言和行为之间形成的种种不同关系。简单言之，奥斯汀的主要贡献在于他指出，其实语言的使用大都带有种意图或者愿望，很少有平铺直叙如实直书的场合。易言之，所谓‚陈述‛不是对个事物的简单描述，只有正确和谬误之分。相反，奥斯汀指出实际情况要复杂得多，因为语言的表述往往与行事相连，也即通过语言来做成件事。由此，他提出了‚施为言语‛的概念。他进步指出，‚施为言见与伯伦汉相比，坪井马对史料的运用，更为侧重文字的记录。里斯和坪井马对史学方法的论述，在很大程度上形塑了日本近现代史学。但日本史家注重文献材料，也反映了清代学术特别是考据学的影响。自宋代开始，中国传统史家便注重金石文和石刻碑刻等实物史料，清代的考据大家如钱大昕等也继承和发扬了这传统。口述证言能否成为历史证据问题探析世界历史论文。当然，从世界范围来看，兰克学派理念在史学发展过程中的影响显然超过了德罗伊森，而在近现代日本尤其如此。如同本文上面描述的那样，由路德维希里斯到坪井马，日本近代史学的传统注重使用文献资料特别是官方档案来搜取历史的事实，而旦官方文件不存在或找不到，那么便觉得事实不甚可靠。吉见义明与秦郁彦在‚慰安妇‛是否为日军强迫征入有不同的立场，但在史料的态度上趋于致，即不完全相信‚慰安妇‛本人带有情绪色彩的证言，而希望有官方文件作为旁证。然而，因为日本战败之前，日军大本营下儒，其中重野安绎不但受到了清代中国考据学的影响，同时有兴趣了解西方史学。从考据学的传统出发，重野安绎及其馆员以搜集考订文献史料作为修史馆初期工作的重点，而他们对西方史学的兴趣，又促使其委托日本驻英使馆的外交人员，帮忙物色西方史家专门为他们写作部西方史学史。匈牙利流亡英国自学成才的史家乔治策而非于是就在年用英文完成了历史科学书，介绍了欧洲史学在近代的长足进展。由此缘故，日本政府又找到了兰克的年轻弟子路德维希里斯，在年聘请他为东京大学的历史教授，为学生讲授‚史学方法论‛的课程。里斯用英文在东京大学讲授‚史学方法论‛，其讲义主要参考了上述德罗伊森和伯伦汉的两本著作。比如他像德罗伊森样，指出史料由‚遗迹‛‚纪念碑‛和‚文献‛类构成，而他笔下的‚遗迹‛也包括了政府文件令状法案信件和公函等文字史料。在‚史料批判‛这章里，里斯则基本参考了伯伦德罗伊森历史知识理论之后在史学方法论上的另部重要著作是恩斯特伯伦汉，的史学方法论。像历史知识理论样，史学方法论在年出版之后不断再版，为德国史学走向职业化提供了本方法论手册。但比较两书的内容，便可以看出伯伦汉比德罗伊森更为注重文献史料。德罗伊森比兰克略晚，而伯伦汉是他们的学生辈，其博士论文的指导老师是兰克的弟子格奥尔格魏茨，。魏茨的史学成就之是主持了德意志史料集成，其主要目的是搜集中世纪留下的史书编年史年纪等和档案。在他的史学方法论中，伯伦汉重新界定了德文‚‛的意思，将之看作‚史料‛，而不是德罗伊森所说的‚文献‛。然后将实物遗存如纪念碑等，也即德罗伊森的‚遗迹‛归入其内。然后他说‚史料‛的第类是‚传承‛，其中有‚视觉的‛‚口述的‛和‚笔录的‛类。从表面上看，伯伦汉对史料的重新分类在表面上看与德罗伊森的做法，但被拉了出来。在军用刺刀的威胁下，她们反抗无用，都被强奸了。之后的每天，每间房间里都传出了哭喊抽泣和暴力。我试图将自己的头发剃掉，但还是于事无补。我甚至还被来检查我身体的军医强奸了。个月之后，我才被释放，坐火车转送去了个名叫博噶尔的集中营，与我的家人重聚了。上述的证言是由位名叫伊妍奥赫恩的荷兰女子在年访问日本的时候提供的，讲述的是她在战期间先是被关进了集中营，然后在集中营的天出现了上面描述的幕她被日军将士强逼做了‚慰安妇‛。她的上述证言被收入日本史家秦郁彦所著的慰安妇和战场上的性书。‚慰安妇‛的研究目前已经成了个国际学界关注的课题。但其研究的历史并不很久，也就大约多年而已，而且学界对‚慰安妇‛这称呼的理解也有争议。本文所用‚慰安妇‛打上了引号，是因为日文中的‚慰安‛原意是‚安慰慰劳‛，‚慰安妇‛由此似乎指的是给人‚安慰‛的妇人。其实‚慰安妇‛是服务于日军，让其士兵发泄性欲的妓女，列表指出了它们的异同。他在表中标出，金学顺的个证言有处不同，有的十分琐细，如金对自己的生年有时具体到月日，有时则没有。而值得注意的是金成为‚慰安妇‛之前的生活。金学顺有时说是为母亲卖做‚妓生‛朝鲜人对艺伎的称呼，有时又说自己在平壤的妓生学校学了年。而金学顺如何成为‚慰安妇‛也有细节上的不同有时说她为养父所卖，有时又说养父为日军怀疑为间谍，她连带受害，被拖进了‚慰安所‛，失去了自己处女之身等等。另外，秦郁彦还指出金学顺的次证言，都提到了自己‚现在的心境‛，其中差别比较大。她有时说自己生活乱糟，身心俱裂，有时则说日本政府不愿道歉，让她心情郁闷，有时又说自己讲述了过去的经历之后，感觉心情好了不少。的确，口述证言与政府档案相比，自然有明显的差别，首先就是其中的内容是否包含情感的描述。在上面提到的著作中，包括石田米子和内田知行对中国‚慰安妇‛的取证，其中呈现的证言大都直接简略，没有太多情感层，日本学者石田米子内田知行编辑了发生在黄土村庄里的日军性暴力大娘们的战争尚未结束书，其中收录了中国山西‚慰安妇‛的十多篇证言。主编石田米子为历史学家，内田知行则是社会学家。中国‚慰安妇‛研究专家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苏智良也收集整理和出版了不少中国‚慰安妇‛的证言。苏教授的有些论著是与他的妻子陈丽菲合著苏陈夫妇均为训练有素的历史学家。可是，收集和出版各国‚慰安妇‛的证言，只是自世纪年代以来‚慰安妇‛研究的个部分。而且，虽然有上述历史学家为之努力，但也有不少他们的同行对这些证言能否成为确凿的历史研究证据，持有保留甚至批评的立场。特别有必要指出的是，在那些对‚慰安妇‛口述证言的真实性持有谨慎态度甚至保留意见的日本史学家中，既有积极倡导‚慰安妇‛研究的史家如日本学者吉见义明和铃木裕子，也有对‚慰安妇‛是否被强制沦为性暴力牺牲品持有怀疑态度的秦郁彦，更有那些明显持有右翼立场，竭力否认‚慰安妇家的批评，指出了其中的些。她的回应是，虽然吉见义明铃木裕子等人不完全是‚实证史家‛，但他们与右翼学者的争论主要在史料细节的层面。然后她说道，自世纪年代开始，国际学界受到了后结构主义思潮的冲击，使她觉得有必要重新考察历史学的性质和方法，由此她提出开展‚反省的历史学‛之必要。而她认为这‚反省‛，在史学方法论上主要表现在个方面。第是挑战‚文书史料中心主义‛，第是挑战历史学的‚客观性‛‚中立性‛的神话，第是挑战史家对口述证言的传统观念。然后上野千鹤子针对‚慰安妇‛的口述证言，提出了下面个方面的重新解读第，所谓证人，并不是准确地反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