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女性更为柔弱，健康状况受到更多因素的影响妊娠分娩等，所以在相同健康状况下，女性主观幸福感更高。在本研究中，健康是无论对于男女重要程度仅次于经济满意的可行能力变量。可以说健康这种基本可行能力的满足是实现理想的生活方式，做喜欢做的事情的基础，也是获得其他可行能力的重要保证。教育。总体上，随着学历的提高人们的主观幸福感是呈上升趋势的。此时教育所起的作用是毋庸置疑的，它改变了人们认识事物看待世界的方式，使人们用理性宽容和理解解读世界，给人类内心带来更多的平和与安逸，消除纷争与敌对。拥有较高学历的人，通常具备些方面的专业知识，不仅可以满足基本工作对知识和文化的要求，而且能胜任复杂的脑力劳动，为此将获得更高的效率和更优厚的回报。从本研究数据还可以发现，女性受到教育这可行能力的影响更大，通常情况华中科技大学硕士学位论文下接受教育的女性将比同学历的男性更幸福，生活满意度更高。在不考虑其他因素影响的情况下，学历的提高，使得女性的就业面更广，机会更多，这样不仅可以获得稳定的工资收入，更重要的是将极大的提升女性在家庭和社会中的地位，尤其是些思想观念落后，生产力水平不高的地区。但是，从回归结果看，当考虑所有变量后，教育与两性的主观幸福感都不具有显著关系，女性甚至起到了负向的预测作用。笔者总结了以下几种原因自身因素不允许，即些人患有疾病或残疾聋哑人以至于不能接受正规的教育。由于个人或家庭的收入不足以负担教育投入，所以不能接受更多的教育。以教育为因变量，考察其他七个自变量对教育的标准回归系数，发现收入对教育的影响最大，标准回归系数为对于女性，学历很高时硕士及以上，限制因素会相应增加，比如年龄的增长会影响婚姻和生育等。收入。传统意义上讲，收入是衡量人们福利大小，幸福感水平的基本指标，当然收入等级的提高意味着幸福感的增加。但是在森的可行能力框架下，收入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将变得很有限，这是因为人际之间将收入转化为福利的能力存在差异。例如，个身患残疾的人与个健康人就算有相同的收入，他们将收入转换为福利的能力却也会存在很大差异在追求向往的生活方式的过程中残疾人受到更多限制。这样纯粹的以收入为衡量标准会产生偏差。事实也证明，当收入达到定阶段级幸福感和生活满意度将不再增加，而且在其他因素的影响下有所降低。如本研究中，男性的主观幸福感在收入达到定等级后呈显著下降的趋势。此时人们对收入将变得不敏感，有时会因为高收入而带来烦恼和不安财产的分配保存。而女性却恰恰相反，更多的时候是在较高收入档次上更幸福，生活满意度更高。此时女性有较好的物质基础，较高的家庭和社会地位，更强的自由选择能力。单纯来看，基本收入的满足是必须的，是保证人们基本物品供给的前提。但是，综合各种变量的影响后，两性的收入对主观幸福感失去显著关系，无法从收入的多少再去预测幸福感和生活满意度的水平。由此也证明，收入作为衡量福利和幸福感的唯变量是不完善的，需要其他的可行能力作为补充。闲暇。有研究认为适量的休闲娱乐活动可以促进工作效率和工作积极性的提高。本研究也证明，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对闲暇认识程度越高，获得的闲暇时间越华中科技大学硕士学位论文充足，他们的主观幸福感就会越高。休闲活动可以使人们放松心情减少压力，可以给人们带来愉悦缓解疲惫，适当的运动还有助于身心健康。总之，休闲是两性都非常重视的可行能力，是获得高质量生活所不可或缺的。但是当其他因素被考虑在内时，闲暇与女性的主观幸福感失去显著关系，即闲暇对女性幸福感和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受到了其他因素的干扰。笔者认为，闲暇重要性的体现是需要定条件的，例如，需要身体健康才能去享受闲暇带来的美妙感觉需要定的经济基础，没有生存压力等后顾之忧有选择做喜欢事情的能力，没有过多的限制和条件，外部环境允许等。而作为女性，需要面对就业面相对较小，繁育后代，社会传统等各方面的压力，所以拥有闲暇这项可行能力的价值就无法很好的体现出来。经济满意。本研究的统计数据说明，个人或家庭对经济满意的程度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人们的主观幸福感，且男女的差别很小。由收入可行能力我们知道，人们不会因为这变量的无限增加而变得更幸福，而是有个阶段效应，超过这个阶段收入将失去敏感性。所以，人们对经济满意并不意味着收入总量越高越好，而是人们主观的评价问题。当男女认为个人或家庭的经济状况可以充分保证正常生活，不必担心因为经济问题而造成基本物品缺乏，无力应对不可避免的突发事件时，可以充分保证进行正常的社会交往，体面自然时，男女都会拥有非常高的幸福感和生活满意度。相比其他七种可行能力，经济满意对男女的主观幸福感影响最大，处于最受重视的地位。这也可以说明收入对人们主观幸福感的作用是有限的，而人们对经济状况的主观感受决定了收入的影响效果。信任。这里的信任不仅指在市场交易过程中应遵守自愿平等开放的原则，做到诚实守信。也包括人与人交往过程中的真诚善良与宽容。在社会运行过程中，人们需要种公开性，要求在市场交易过程中信息准确公开，在日常生活中没有欺骗与谎言。当大多数人是值得放心和信赖时，无论男女都会感觉到轻松更小的压力和更多的宽容，这样也会有更高的主观幸福感。当然，在回归分析时，信任这变量与女性的主观幸福感没有显著关系，笔者华中科技大学硕士学位论文认为这可能是由于在生活中女性更倾向于谨慎小心，自我保护的意识要强于男性，而且对于女性来说很难动辄就敞开心扉与他人交流和沟通。政治参与。政治参与的般意义就是普通的公民通过定的方式去直接或间接地影响政府的决定与政府活动相关的公共政治生活的政治行为。政治参与是代表文明进程的重要指标。政治主体即公民作为委托人有表达利益诉求政治意愿制约政府行为的权利，只有当政府畅通公民参与渠道，充分代表广大群众的利益和意愿时，才能得到人民的认同和忠诚。而此时人们也会因为充分表达了自身的意见发挥了主人翁的作用而感到幸福和愉悦，生活满意度增加。有研究证明社会经济地位如职业地位受教育水平家庭收入等会对两性的政治参与产生巨大的影响，即政治参与这可行能力的获得需要更多的条件。而很多限制因素，如教育收入等同时也是重要的可行能力，为此，相当大部分的人很少参与政治活动甚至失去了表达自己政治意愿的机会。本研究也证明，同时考虑其他七种可行能力后，男性和女性的政治参与对主观幸福感都失去了显著性，这也许就是以上原因所致。自由选择。自由即是享受人们有理由珍视的那种生活的可行能力，包括免受困苦，可以识字算数，享受政治参与等等。而且，自由选择不仅起到工具性作用，更为重要的是其本身就是种不可或缺的可行能力。这种可行能力的获得将使人们有更多的选择空间和机会，能有效的实现目标达成愿望。为此，人们自由选择的能力越强，幸福感和生活满意度越高。由回归分析可以看到，在考虑所有因素后，自由选择是对主观幸福感影响较大的变量，这也说明无论对于男性还是女性，自由选择都是非常重要的可行能力。建议着重满足急需的重要的代表性可行能力是人们过上幸福生活的保证，也为政策制定和社会改进提供了理论参考，使得政府和社会组织在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中有的放矢。结合本研究的分析结果，在政府制定政策过程中应该给予两性在经济满华中科技大学硕士学位论文意身体健康和自由选择方面以优先考虑在本研究里，这三种可行能力对两性的主观幸福感影响最显著。当然对于其他可行能力也要给以足够的重视，因为很可能在时间段里几种可行能力显得非常重要和急迫，而随着时间的变化，另外些可行能力又被放在首要地位。或者，些基本的可行能力是实现其他可行能力的重要基础和保障如教育水平经济地位决定人们从事政治活动的程度。对于经济满意，首先要保证就业率和收入水平，为此就要创造就业条件，扩大就业机会，加强就业培训，为求职者营造个良好的就业环境，保证人们的工资收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给予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群体以救助和适当补助，做好下岗工人再就业培训，强调人们对知识和技能等基本可行能力的获得，进而可以自力更生。形成清晰而致的核心分配制度，尤其是缩小人们之间的收入差距，制定最低收入保障计划和基本收入计划，以此来提高人们对经济状况的满意程度。但是当人们的经济水平达到定阶段后，就要注意对经济结构和政治制度的调节和改进，构建稳定健康的经济环境和政治氛围。政府和相关机构要做好各种意外事故和突发自然灾害的应对和处理，妥善应对因这些不可抗力给人们带来的冲击和慌乱。对于两性健康，首先要满足不发达和贫困地区人们对住房食品等基本物品的需要，解决对基本生存问题的后顾之忧。建立规范的医疗保健机构，防止可避免的疾病之害。国民整体健康状况的提升素质的提高又离不开适当的休闲和合理的运动，可行能力休闲的满足可以减少人们因为工作和生活积聚的压力和浮躁，增加愉悦感和幸福感。丰富的体育锻炼又可以强壮体魄，增加免疫力等。尤为重要的是，鉴于女性身体构造和心理特征与男性显著不同，健康状况受到更多因素的影响，为此要给予女性健康以更多的重视，如对不合理生育观念的纠正，妊娠期女性的补助工资和假期等。而自由选择这可行能力的实现是个漫长而艰巨的过程，首先要改进政治制度和社会结构，增加人们自主选择的权利和自由。这要求政府保证公民有自主表达政治意愿和利益诉求的权利，尊重人们的宗教信仰，减少在政治经济领域和生活中不恰当的约束和限制，使人们有选择喜欢的生活方式的自由。教育是传承知识和经验，提升人民素质的最重要途径，是决定很多其他可行能华中科技大学硕士学位论文力能否获得的基础，是个国家强盛和发达的智力支持。为保证人们能顺利接受正规教育，家庭或个人的收入应得到充分的保障，在此前提下调整教育结构改善教育环境，提高国民素质，以保证教育对人们过上幸福生活的积极作用。而从本研究的分析也可以看出，教育对女性主观幸福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