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国后便成为了西学积极的宣传者倡导者拥护者和践行者,而陶行知正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年月,陶行知以文科第名的身份从金陵大学毕业,旋即赴美国留学。他向那个时代的许多留学生样,心怀以西洋文明振兴中华的志气,主动系统地学习西方资产阶级的文化科学知识,并逐渐接受了以自由平等博爱为核心的西学基本价值观。他首先进入伊利诺大学攻读市政,取得硕士学位,后来又转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教育,成为实验主义教育家杜威和孟禄的学生。杜威在提倡实用主义教育学说的同时,鼓吹教育要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相结合。这些思想既有反对传统教育又有反对封建的积极因素,陶行知深受其影响。因此,当陶行知少年时恢宏的社会理想被黑暗的社会现实击碎以后,他并没有因为失望而彻底游离于主流社会之外,相反,他将自己的博爱之心和教育理念,转向正在遭受苦难的广大农村同胞。在这位受过西学洗礼的教育家看来,教育本来就是每个人与生俱来的权力,社会的不平等剥夺了大多数平民的教育机会和教育资源,从而使知识成为少数特权阶级的垄断品。知识的不平等导致了社会的不平等,知识的不流通则阻碍了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因此在全盘改变社会现状的理想破灭以后,陶行知转而寻求通过自身努力,点滴改良社会。他在杜威实用主义教育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实际情况,自出心裁地开创出乡村教育和小先生制等特别适用于普遍提升欠发达国家人民素质的教育方法,并在亲身的具体实践中不断加以发展和完善。文化的趋同可以导致行为的趋同,文化的差异可能引致行为的差异,这个道理在陶渊明与陶行知的对比中,显示得尤其清楚。受到儒家启蒙的两位知识分子,虽然少年时都满怀匡济天下的雄心壮志,但当个人理想与社会现实产生尖锐的矛盾和冲突时,受到不同思潮洗礼的他们,又做出了截然不同的选择。陶渊明在儒家之外,又深受道家和玄学的影响,因此在离开官场后选择隐居山林,与外面的世界彻底划清界线,转而通过清修和躬耕,在闲适的生活中不断内省,完善自己胡霞,论陶行知民主主义思想的形成,川教育学院学报,第卷第期。第页。的人格。陶行知在儒家之外,又系统学习了西方教育理念,并在潜移默化中深受西方资产阶级自由民主思想影响,当他看到旧中国统治者纸醉金迷的腐朽生活与下层民众的水深火热饥寒交迫形成巨大鸿沟,当他看到中国缺乏高素质人才而不得不接受落后就要挨打的惨痛现实时,就立刻放下知识分子的清高品性与精英意识,投入到乡村教育和平民教育的运动中去,通过自身踏踏实实的努力,改善当时中国农村十分落后的教育状况,通过普及知识推动社会平等,通过提高平民受教育程度增强国家的综合实力,同时推进中国的民主化进程,通过启蒙进行救亡,以救亡为目的开展启蒙。我既然选择文化这个要素来解释陶行知对陶渊明的承继与扬弃,就不可能仅仅停留于分析这组个案本身。文化作为种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它的影响自然不仅止于单个或者少数社会成员,至少也会在同类人身上产生相似的作用效果。我们将从陶渊明与陶行知这组个案延伸出去,分析他们承继关系与扬弃关系背后深刻的文化背景。如果我们能说清楚这背后的逻辑关系,就不仅可以从根本上解释陶行知在尊崇陶渊明的同时又在社会理念和实际行动对其先祖多有突破的原因更能通过这组个案,窥探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对传统士大夫角色发展变化的深层原因,使从个案分析得出的结论具有更宽泛和普适的解释力。延伸延伸个案的呼唤个案研究作为种经典的社会科学经验分析方法,具有悠久的历史,也曾造就了许多优秀的研究著作人类学对单个文化的深描,社会学对个村庄的观察,政治学中的学案体著作,都是典型的个案分析。相对于比较分析文本分析和统计分析,个案分析无疑与普通人的日常经验更为接近,对初学者而言,似乎也比较容易驾驭。然而,完成项优秀的个案研究,并不是件轻松的工作而研究对象是否具有代表性,研究结论能否超越个案本身进而揭示更丰富更深刻的社会事实,无疑值得每位进行个案研究的学者深思。根据研究目的,罗伯特斯特克将个案研究分成种类型,即内在的个案研究工具性个案研究和多个案研究。在内在的个案研究中,研究者研究个个案,并非因为该个案具有代表性或是具有种特殊的性质,而是出于对该个案本身的兴趣。在工具性个案研究中,研究者更多地将个案当作探讨种议题提炼概括性结论的工具,对于个案本身的兴趣退居次要地位。多个案研究实际上是种更为极端的工具性个案研究,研究者旨在研究个总体或般情况,对于特定的个案本身则没有什么兴趣。按照这个分类方法,本文首先是种内在的个案研究。我不讳言,之所以选择分析陶渊明与陶行知这两位知识分子在思想和行动上的相似之处和迥异之处,首先因为我对他们人有着发自内心的热爱。而这种热爱除了源于对他们精神境界和人格魅力由衷地钦佩和敬仰,也多少源于我和他们分享共同的姓氏。其实,即便只从个人兴趣出发进行选题进行内在的个案研究,如果深入发掘,或许也能讲出漂亮的故事,也能获得准确的理解,也能得出圆满的结论,甚至能给自己带来获得知识和解决问题的喜悦但作为项学术研究,作为种科学思考,如果止步于此,似乎总觉得不够深入,总觉得还没有完成负载于研究对象身上的种责任和使命。这正如沃顿所言极少有研究者只谈论个案本身,他们往往具有更大的抱负。因此,本文在对陶渊明与陶行知两位知识分子的思想和行为进行比较,总结归纳出其中的相同之处和相异之处,并初步分析了造成趋同或者引致差异的原因后,更希望将个案进行扩展。在观察陶渊明与陶行知思想和行为的基础上,理解他们各自所处时代中社会要素对个体的作用和影响,不仅考察他们两人之间的承继和扬弃关系,更要从这些承继和扬弃中,窥测出更具概括性和代表性的结论。陶行知对陶渊明的承继和扬弃,并不仅仅是个家族内部两个学者之间的简单关系,更体现着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对传统士大夫角色的承继与发展,这种承继与发展背后,又有着丰富的社会内涵。因此,延伸成为个案的呼唤,没有延伸的个案,只能作为满足研究者个人好卢晖临李雪,如何走出个案从个案研究到扩展个案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年第期。第页。,转引自卢晖临李雪,如何走出个案从个案研究到扩展个案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年第期。第页。奇心的游戏,而个案经过延伸,就成为我们理解问题归纳思想的起点。从这个意义上讲,本文更希望成为个工具性个案研究,希望从两个社会成员之间的继承和变迁,理解中国近代社会与传统社会中,知识分子所受文化影响的差异。从传统差序格局到现代团体格局在乡土中国这部著作中,费孝通先生对比中国传统社会中的人际关系模式和西方现代社会中的人际关系模式,归纳出两种社会结构的理想类型,即差序格局和团体格局。在费先生看来,传统中国社会中的亲属关系和地缘关系,都以己为中心,而和别人所联系形成的社会关系,则如同向水中投入石子后形成的涟漪,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无论是社会关系造就了社会思想,还是社会思想影响了社会关系,在中国传统社会中,与这种差序格局相伴生的文化和思潮,自然也是差序的。儒家注重推己及人,孔子强调克己复礼,孟子提倡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都是倡导人们从改善自己的个人修养出发,将仁和善不断向外推扩。而道家强调个人的修行和得道,其实也反映出这种以己为中心的社会关系和社会思想。如前文所言,陶渊明的仁爱就明显地体具有这种差序性质,他的仁首先作用于自己,不断完善自我修养将自己造就为善人,然后将其扩展到妻子,尔后再推及友朋邻居,而与他本人关系相对疏远的普通民众,则较少受到他直接的关怀。我认为,陶行知的这种博爱不仅是对陶渊明的继承,更是对陶渊明仁爱精神的发展和延伸。这种在继承基础上的延展,既是中国近代知识分子与传统士大夫角色脉相承的体现,又暗示着他们将超越自己的前辈。历史的演替和时代的变迁,带来文明的更替和文化的易变,这使不同时代的知识分子在生长过程中受到了脉相承却又不完全相同的文化熏陶,也赋予不同时代知识分子脉相承却又不完全相同的责任和使命于是,不同时代的知识分子在思想和行动上必然存在着传承,同时也必然存在着差异,后来者并非总是愿意全盘接受先人留下的遗产,他们往往通过扬弃进行有选择的吸收陶行知对陶渊明的态度就是如此。扬弃前文已经介绍,陶行知对其先祖陶渊明有着相当程度上的认同,他不仅常常引述陶渊明的诗文来阐明自己的态度,还将南京晓庄自己的宅地命名为柳村,并在庭院前亲手栽植了棵柳树,以表明自己淡薄名利扎根农村的决心和信念。陶行知不仅在自己的著述中将陶渊明置于楷模的地位,他的许多思想和行为,也与陶渊明十分类似。他们都厌恶官场,他们都重视农村,他们都充满爱心,他们都青史留名。从表面上看,陶行知似乎完全承继了先祖陶渊明的社会思想和生活态度,然而,随着观察的细致和分析的深入,我们不难发现,陶行知对陶渊明并非简单意义上的继承,而是种扬弃基础上的发展。陶行知对陶渊明的扬弃,也可以使从社会视角和个体视角两个方面进行观察。社会视角出尘与入世前文已经说过,陶渊明与陶行知都对各自时代黑暗的社会现实产生了深刻的不满,这种不满源自知识分子对社会剧烈转型时期诸多失范现象的观察与思考,也促使陶渊明和陶行知对当时的社会进行了深刻的批判。陶渊明辞官隐居,陶行知兴办学校,他们都用自己的方式与各自时代的统治者划清了界限,然而他们所采取的具体行动方式,又是截然不同的。陶渊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