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政策研究动态漫谈

他认为，由于存在价格粘性，通货膨胀的变化会引起资源配置的扭曲，带来经济效率的损失成本。

而弹性价格下，通货膨胀变化不存在这样的损失成本。

因此，政府必须在通货膨胀变化所带来的平滑税收收益与资源配置扭曲成本之间进行权衡。

利用美国战后数据对模型进行的校准结果显示价格粘性对最优通货膨胀的波动影响明显。

粘性价格的波动幅度明显小于弹性价格的波动幅度。

具体而言，如果有的企业不能灵活调整价格，那么粘性价格的通货膨胀波动幅度仅有弹性价格的如果有的企业不能灵活调整价格，则粘性价格的波动幅度仅为弹性价格的价格粘性对名义利率有影响，但影响不大。

在弹性价格下，名义利率为零，弗里德曼规则成立在粘性价格下，名义利率视经济情况而定，接近于零。

价格粘性对税率和政府实际债务的时问序列特征方面影响明显。

在弹性价格下，税率和政府实际债务的时间序列特征与经济冲击的时间序列特征基本相同但在粘性价格下，二者的时间自相关程度接近于，呈现随机游走的动态特征，与经济冲击的时间序列特征基本无关。

美国经济的实际通货膨胀波动成本大于收益。

但如果政府支出冲击的波动增大，则通货膨胀的收益会增加，甚至大于其成本。

，在个货币能降低交易成本的货币经济模型中，同样讨论了粘性价格和不完全竞争市场对最优政策的影响。

虽然他们的模型与的模型不同，但结论基本上相同。

即，弗里德曼规则不再成立，通货膨胀的波动很小，政府债务和利率具有随机游走的动态特征。

在上述分析中，除了，以外，都没有考虑政策的时间致性问题，他们都假设政府能够执行自己的承诺。

，则专门分析了政策的时间致性。

他们的分析表明，对于应用研究中广泛使用的些货币经济模型而言，如货币具有效用模型现金商品信贷商品模型货币购买时间模型，如果最优政策是时间致的，则弗里德曼规则是最优的反过来，如果弗里德曼规则是最优的，则最优政策是时间致的。

这结果暗示，实践中政策当局能够通过精心的债务管理解决政策的时间致性问题。

二基于博弈理论的分析这种分析方法的思路是，首先假设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分别由两个的部门执行。

虽然财政当局和货币当局的目标都包含产出和价格，但二者的目标差异非常明显。

这种差异表现为，方面，在产出和价格的理想水平上，双方的看法不同另方面，在产出和价格的权衡上，双方也有所侧重。

通常情况下，保守的货币当局不仅产出和价格的理想水平比财政当局低，而且在产出和价格的权衡方面，货币当局更注重价格。

由于财政当局和货币当局的相对以及各自目标的差异，其行动选择对经济的影响就有多种可能。

首先是双方是协调合作，还是各自行动。

如果是各自行动，那么行动的类型是执行规则，还是相机抉择。

如果是相机抉择，那么双方是同时行动，还是有先后顺序。

如果有先后顺序，那么是财政当局先行，还是货币当局先行。

对于这些不同的情况，通过构造适当的博弈模型，就可分析政策的最优性问题。

这方面的研究主要包括两个方面是单个财政当局和单个货币当局的分析，另是多个财政当局和单个货币当局的分析。

显然，后者不仅要分析财政当局与货币当局的关系，还要分析多个财政当局之间的相互关系。

单个财政当局与单个货币当局的政策分析，首先利用为当双方同时行动时，产出和通货膨胀的结果有三种可能种是产出高于通货膨胀低于双方的理想水平另种是产出低于通货膨胀高于双方的理想水平最后种是，或者产出高于双方的理想水平通货膨胀则处于双方的理想水平之间或者通货膨胀低于双方的理想水平产出处于双方的理想水平之间。

虽然第种结果看起来很有吸引力，但实际上很难成为现实。

现实中更有可能出现的是第三种结果。

当有方具有先行选择优势时，结果同样有三种可能。

这三种结果均比双方同时行动的结果要更好些。

存在两种优先选择权时，很难说谁先行动结果会更好些。

这意味着双方的合作结果会更好些。

当货币当局执行承诺时，其结果与货币当局有优先选择相同。

另外他们还讨论了财政政策制度性约束的影响，结果表明这种制度约束会使产出和通货膨胀更接近货币当局的理想水平。

，从经济主体的理性选择角度重新考虑了财政当局的目标。

他们认为，财政当局的目标成本不仅包括产出和通货膨胀与理想水平的偏差，而且，包括财政政策本身的成本。

相应的最优政策分析表明在货币当局与财政当局的目标致，而且双方联合遵守承诺条件下，如果没有财政政策的自身成本，则最优政策使产出和通货膨胀与理想水平致财政政策成本会使产出低于理想水平，通货膨胀平均水平与理想水平致。

他们把前种结果称为第优，后种结果称为第二优。

在双方为相机抉择条件下，双方同时行动的最优政策使产出低于通货膨胀高于第二优。

财政当局先行的结果是，或者，产出高于通货膨胀低于双方同时行动的结果或者，产出低于通货膨胀高于双方同时行动的结果。

货币当局先行的结果是，或者产出与通货膨胀同时高于或者同时低于双方同时行动的结果。

这说明这三种体制安排各有所长。

在双方有方执行承诺另方相机抉择条件下，如果货币当局不能内部化财政政策的成本，则财政当局的相机抉择行为会使货币当局执行承诺变得毫无意义而货币当局的相机抉择行为不会使财政当局的执行承诺失去意义。

二多个财政当局与单个货币当局的政策分析从财政政策为社会提供公共物品的角度出发，讨论货币统区的最优政策问题。

他们认为，如果多个财政当局是分散决策货币当局是相机抉择，就会产生系统的通货膨胀偏差和公共物品的过度支出。

事实上，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往往是由财政当局试图稳定经济而形成。

因此，应该从稳定经济角度研究最优政策。

由此出发认为，在货币同盟区内，对各国财政当局的些限制，如欧盟的稳定与增长条约，能提高社会的福利水平，因而是必要的。

而，则认为，如果货币当局能够执行承诺，则对财政当局的限制没有必要，甚至是有害的。

这意味着货币当局应该保持较强的性。

，认为，由于存在财政政策的外部性，统的货币政策会产生时间不致性。

非合作的财政政策会使产出过低通货膨胀过高。

但如果当局各方能够就产出和通货膨胀的理想水平达成致，那么即使没有财政当局的政策协调以及货币当局的执行承诺，经济也会达到理想水平。

他们把这种现象称为政策的共生性。

虽然也得出了财政当局协调行动比不协调要好的结论，但他反对任何政策当局的协调行动。

他认为，由于潜在财政赤字免费搭车等原因，政策的协调难以成功。

因此，应该从制度构建入手，严格财政当局和货币当局的政策规则，强化稳定与增长条约。

为防范可能出现的金融危机，应建立强大的银行监管体系。

三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组合的实证分析，利用个国家的相关数据证实，在这些国家中松财政政策促发了紧货币政策，而紧货币政策引发了松财政政策。

他们把这种现象称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替代。

，利用个国家的数据也证实了这点。

就其原因，他们认为，由于受马约的影响，为了满足加入欧盟的条件，各国财政当局采取了保守的财政政策，而货币当局则采取了宽松的货币政策。

分析了德国法国西班牙和意大利的数据，认为，从世纪年代以来，各国的货币当局采取了严厉的货币政策，有效地消除了通货膨胀。

各国的财政赤字与财政政策无直接联系，是由非政策性的冲击造成。

财政当局的行动变化没有改变货币当局的政策选择。

另外，他们以意大利为例特别强调了，必须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统框架中进行分析，单独就其中的个进行分析很可能误人歧途。

，利用新凯恩斯主义模型分析了美国年的政策情况，认为，在世纪年代和年代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替代的，但从年代开始政策的互补性增强。

不过互补性是非对称的。

同时，他们强调，判断政策是互补的还是替代的，不仅与经济冲击的类型有关，而且与所采用的模型有关。

货币政策研究动态漫谈基于公共财政理论的分析这种分析方法的基本思路是，首先，假设政府集财政政策职能和货币政策职能于身，政府的支出为外生性给定，政府通过税收发行债券和货币获得收入。

这样政府的财政政策就简化为税率和债券发行量的选择，货币政策就简化为货币发行量的选择。

然后，通过构造拉姆齐问题，利用拉姆齐均衡来刻画最优税率最优债券发行量和最优货币发行量的特征。

最后，分析这些最优政策下的名义利率是否符合弗里德曼规则。

这种方法的本质是利用通货膨胀税，把最优的货币发行量问题转化为个最优税率问题。

这方面的研究主要包括两个方面是弹性价格且市场完全竞争条件下的分析，二是市场不完全竞争条件下的分析。

弹性价格且市场完全竞争下的最优政策分析。

这方面的研究主要有。

卢卡斯等人重点分析了个没有资本条件下，最优政策的时间致性问题。

他们认为，在没有货币时存在最优财政政策，政府可通过税率和债券的组合使社会福利最大，最优财政政策具有时间致性。

在有货币时，虽然存在最优货币发行量，但这货币政策不具有时间致性。

因此，建立种形式的制度以保证政策的执行是非常重要的。

沿着这思路，利用公共财政理论重新分析了最优货币数量规则，在个货币作为交易媒介的模型中分析了最优税率问题，利用新古典增长模型和经济周期模型讨论了最优税率问题。

利用实际经济周期的理论和方法对上述工作进行了扩展，是考虑了资本积累，另是考虑了政策在应对技术冲击减缓经济波动方面的作用。

但他们的分析只是在实体经济中引入了资本因素，在货币经济中仍然没有资本。

在对实体经济的分析中，他们认为，最优的财政政策具有以下特点劳动收入征税的税率在经济波动中应该基本不变资本收入应该不征税。

而在对货币经济的分析中，认为最优货币政策应该对冲击做出响应，对技术冲击是反周期的对政府支出冲击是顺周期的，并且满足弗里德曼规则，即名义利率为零。

利用不同的经济模型深人讨论了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最优性问题。

他们认为，对个确定性增长模型而言，即使是存在经济主体的异质性，稳定状态的资本收入税率应该为零。

如果经济主体的偏好满足消费和劳动的可分性条件，在非稳定状态下的资本税率应该在期初时征税，在此之后不再征税。

对于存在技术冲击和政府支出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