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土地乐此不疲，而农民显然难以接受如此低的补偿。中国人民大学毛寿龙教授据此认为，群体性事件凸显出来，是因为中国这阶段也是产权利益关系不明确的阶段。在他看来，随着社会的发展，包括土地等在内的财产越来越值钱，但财产的产权利益关系不明确的局面未能得到根本性的改变，侵害群众利益的事情时有发生。公安部年统计显示，劳资关系农村征地城市拆迁企业改制重组移民安置补偿等问题，是酿成群体性事件的直接原因。四川省汉源县去年发生起群体性事件，当地居民力抗权力资本化，为了维护自己的家园和土地曾多方寻求途径解决，但均未能得到公正对待，最终迫不得已群起抗争。值得注意的是，群体性事件矛头往往指向与群众有直接利益冲突的基层政府。年月，重庆万州名冒充公务员的男子殴打群众，当即引起公愤，以致酿成大事件。李景田副部长表示，基层干部有的可能水平不高，有的化解矛盾能力不强，也成为引发群体性事件的重要原因。公安部部长周永康说，深入分析这些事件，基本上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具有非对抗性，基本上属于经济利益诉求问题，没有明显的政治目的。如果有关地方部门高度重视，妥善处理，绝大多数是可以预防和处理好的，但是如果久拖不决，往往就使历史遗留下的矛盾问题与改革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新矛盾新问题交织在起，酿成大祸。群体性事件反映出了社会对基层政府的不信任。姜明安教授表示，对基层政府腐败官僚作风的民愤，是产生群体性事件的深层次原因。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表示，群体性事件多发的大原因，就在于些地方政府在制订公共政策时，对弱势群体考虑不周。有研究人士指出，目前中国弱势群体的规模已达亿亿人左右，约占全国总人口。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于建嵘研究员对转型期间工人农民的维权行为有深入研究。他认为，中国已经进入了这两大弱势群体维权抗争的社会冲突多发期。但弱势群体在社会和政治层面处于弱势地位的现状，决定了他们很难表达出自己的利益诉求。在涉及他们的利益的时候，往往要靠政府和大众媒体来为他们说话，他们自己的声音是很微弱的。中央党校社会发展研究所冯书泉教授如是说。群体性事件往往事发突然，演变迅速。当弱势群体诉求压抑已久，在极端情况下不满情绪被引发时，在信息不公开的情况下，流言推波助澜，进步促成群众与基层政府的对抗，最终失控，产生巨大的社会危害。重庆万州安徽池州等地群体性事件都起因于此。在利益被侵害后，个人无法找到协商机制和利益维护机制，这是群体性事件发生的根本性原因。毛寿龙教授说。毛寿龙因而建议，政府应当确立群众利益问题解决机制，把矛盾局限在群众个人的利益范围之内，以司法制度来解决。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孙立平教授表示，在利益主体已经多元化的今天，利益表达的问题，特别是弱势群体的利益表达问题，已经是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建立起相应的利益表达机制，是建构和谐社会的重要环节。在中央党校周为民教授看来，建立这种利益诉求和维护机制，与政府正在进行的改革本身密切相关。政府职能革命就是要把部分功能移交给社会，发展社会的自我协调自我管理能力。在他看来，和谐社会的政治理念的提出，预示着政府将进步还权与民，对于民众的权利和利益，最有效的维护手段是创造种机制，让民众能自主表达自主维护自主实现。国务院研究室社会司司长张大平日前也公开表示，在当前社会总体和谐的情况下，也存在些不和谐的因素，其中突出表现在由人民内部矛盾引发的群体性事件。群众和群众之间的矛盾好处理，重要的就是政府和群众之间的矛盾，因此必须进步转变政府职能，规范政府行为，切实维护群众利益。全国政协常委翟泰丰则认为，在当前经济和社会矛盾的凸显期，许多群体性事件的发生都具有全局性，涉及诸多方面的体制机制的改革和完善。中国现行处理社会矛盾的体制机制，不能适应当前形势发展的要求。翟泰丰建议，建立国家省市三级社会矛盾预测评估化解机制，将群体性事件消弭于未萌期。来自公安部的消息称，针对群体性事件的研究和长效机制建设已经开始。参与国务院中国转型期群体性突发事件对策研究课题的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管理学教研室主任魏永忠表示，首先要做的是立法工作，要建立处理突发群体性事件的法律法规体系。作为维护社会公正的最后的底线，司法体制成为专家瞩目的另焦点。专家普遍认为，只有健全而的法制，才能维护弱势群体的利益。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治安系主任郭太生对此表示，要真正解决群体性事件，需要在坚持法治原则内，真正做到以人为本，尤其要关注弱势群体的冷暖。东方早报年月日中国目前正处于人均住证，理由是林力为外地人。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十五条规定公民以他的户籍所在地的居住地为住所经常居住地与住所不致的，经常居住地视为住所。从通则来看，外地来京人员在北京买了房，那么房子所在地即其经常居住地就应被视作是住所，那他也就应当相应地获得住所所在地的户籍。因此，购买房屋后依然要办理暂住证，显然是与法律规定相违背的。暂住在自己的房子里这种无奈的事实不在少数。齐先生是浙江舟山人，其父与其母早年离婚后，来上海再婚，育有女。年前齐先生父亲去世，齐先生来上海奔丧，由于齐先生的生母及继母都已亡故，齐先生与同父异母的妹妹感情颇为融洽，因此在上海逗留了段时间。其间，他结识了位上海姑娘，年后两人结婚成家。由于夫妇俩均是普通工薪阶层，收入不高，且结婚年后便有了儿子，经济并不宽裕，没有能力在上海购置商品房安置自己的家。齐太太常年带着儿子居住在娘家，当然母子两人的户口也落在齐太太的娘家。齐先生仍在舟山工作，八年里夫妇俩均是两地分居。年月，齐太太遭遇车祸不治身亡。相隔个月不到，原本重病缠身的岳父不堪最小的女儿意外死亡的打击，撒手西去。而岳母则早在多年前便已因病去世。齐太太上面共有个兄姐，而齐太太带着儿子原本和老父亲起住在老父亲所有的房子内，这房子是老父亲惟的遗产。个兄姐决定平分这宗遗产，但也不打算遗漏齐太太岁的儿子。平分的惟方法就是把房子卖掉把卖房款分作份。但是卖房子就意味着这套房子内的户口都必须迁移掉，岁儿子的户口何去何从位兄姐找来齐先生，给齐先生两种选择要么拿走五分之的卖房钱，然后自己解决儿子的户口要么按照总房价拿出五分之四给各兄姐，然后房子归他，孩子的户口不用迁移。虽说是老房子，但在上海这种老房子挂牌售价也能卖个十四五万元，齐先生根本拿不出其中的五分之四。于是齐先生找到自己的妹妹，请求把儿子的户口落在她家。妹妹家欣然答应，无奈多方奔走，却因为非直系亲属，人可以住，但户口无法迁移。如此来，齐先生只能回舟山把事情拖下去。时间长，妻子娘家的位兄姐不答应了，轮流给齐先生打电话，由好言好语到恶语相向，最后闹上了法庭。建国以来，中国户籍管理制度的变化大致可划分为个阶段第阶段，年以前，属自由迁徙期第二阶段，年，为严格控制期第三阶段，年以后，半开放期。年以前，中国没有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人们可以自由迁徙。年月日，经全国人大常委会讨论通过，毛泽东签署号主席令，颁布了新中国第部户籍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确立了套较完善的户口管理制度，它包括常住暂住出生死亡迁出迁入变更等项人口登记制度。这个条例以法律形式严格限制农民进入城市，限制城市间人口流动，在城市与农村之间构筑了道高墙，城乡分离的二元经济模式因此而生成。我国的户籍制度形成于上个世纪年代中期，它用复杂的法律政策把人口分为城市与农村两大类，不同的人享有完全不同的权利福利，两类人口不能自由流动迁徙。但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这制度加剧了城乡在方方面面的差距，造成了社会的不公平。上世纪年代以来的市场化进程，使户籍制度有所松动，但其核心制度依然相当稳固，大量人口流入城市，为城市的经济发展及社会进步作出重要贡献，但在法律上却不具有市民的身份。由于城乡户籍分割，政府近来为解决民生问题所采取的种种措施，主要照顾到城市中低收入群体。而属于绝对意义上的贫困群体的乡村中低收入群体，及身处城市却没有城市户籍的人口，却很难平等享受政府的财政转移收益。据公安部和有关专家估算，目前，全国流动人口接近达到亿。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渐形成，人口的合理流动已成为股不可阻挡的潮流。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开始，横亘在中国城乡之间的户口藩篱开始出现松动。从中央到地方先后出台政策，改变城乡二元制的现状，逐步降低农业户口与非农业户口间的待遇落差。就在各地陆续实行各方面的户籍制度改革拓宽外来人口进入城市的渠道降低户籍门槛的同时，年月日前后在北京市两会期间，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北京市国民革命委员会北京市委委员北京市政协委员张惟英却提出了在北京实行户口准入制，的建议。建议称目前北京市的居住人口已超过北京市各种资源的人口承载极限，严重制约了北京的发展。外来人口的大量无序调入，更加剧了这矛盾，使北京市的可持续发展难以为继，所以控制北京市的人口规模是必须的。建议人设想通过适当提高进入门槛的方式，限制那些北京不需要的无序流动的人才，而将些于北京发展有利的高级人才留下来。尽管该委员就该问题在此后又做了相关的解释，但很多人还是认为此举是对外来民工的种歧视性的做法。时间，各类媒体上骂声片。与此同时，另位专家的研究报告亦引起了人们的更大关注。月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研究员崔传义向本报提供了其最新的份研究报告。报告称，户籍制度改革需要再推进步，应逐步创造农民工可转化为稳定的城市产业工人和市民的制度环境。要考虑农民工户口迁入发达地区城镇条件的重新设定，在住房就学社会保障社会管理等方面推进与户籍制度改革相关的配套改革。作为国务院的政策研究机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于我国的政策走向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事实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制度环境研究课题组对个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