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的附属品”，“古代论文的话，总是注意根本的思想情感和作用，很少说到本身构造的技术，所以虽然是论文，实在是重义而不重文”。虽然中国古人很早就注意到语言形式对于文学的重要性，魏晋六朝更是以语言作为区分文学与非文学的重要依据，但是语言始终只被视为工具，处于从属的地位，这就在很大的程度上限制了人们对文学自身特性的认识。这样种观念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可谓根深蒂固，直到晚清和“五四”时代依然在发挥其影响力。但饶有意味的是，关注语言问题引发了晚清和“五四”时代的文学变革，这与个更为深层的问题密切相关中国文学批评在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过程中，其语言意识也在发生着变革从单纯的工具论到开始从本体的层面考察语言，意识到语言的意识形态属性，从而以语言变革作为文学变革乃至于文化革新的先导。当然，此时的变革多少还是不成熟的，还是在“工具”与“本体”之间徘徊游移。黄遵宪在杂感中写下了这样的诗句“造字鬼夜哭，所以示悲悯。众生殉文字，蚩蚩何蠢。”可见他已经认识到语言文字并不是可以随意运用的工具，而是承载了厚重的文化，这种观念与视语言为本体的现代语言观有相通之处，已经透出了现代的气息。而这样种在体用之间徘徊的矛盾，在梁启超身上体现得尤其明显。梁启超早年在论语言文字时，主要着眼于言文分离不利于开发民智在中西对比时也是从功用人手，语言工具观表现得十分突出。不过，梁启超与“五四”学人的观念已经透露出变革的气息，因为他们已经是在动态的框架中思索。梁启超指出“盖言语凡以表示意识，意识之范围日扩，则所以表示之者，自能与之相应，此其也„„文字所以表观念，观念新则其字自新也。”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晚清知识分子抨击言文分离，号召三界革命，以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促成了文学观念的现代转型，催生了现代意义上的文学格局。但是“五四”时代的变革才真正在更深的层面触动了古代汉语的根基，由现代汉语建立起现代思想文化。胡适等人发起文学革命，推行白话文学，明确提出“若要造国语，先须造国语的文学。有了国语的文学，自然有国语。”三十多年后，胡适谈到自己的这主张时，仍坚持认为“文学作家放胆的用国语做文学，有了国语的文学，自然有文学的国语”。胡适已经意识到文言承载着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代表着传统思维方式，白话与文言的冲突是新旧文化的冲突。但是他又把这种冲突简化为活文字与死文字的对立，提倡白话的理由无非是白话更方便适用，这就又重新回到了语言工具论的老路上去了。相比之下，鲁迅与周作人对语言的意识形态属性对于文言作为传统文化组成部分的认识要深刻得多。鲁迅曾谈到，“别人我不论，若是自己，则曾经看过许多旧书，是的确的，为了教书，至今也还在看。因此耳濡目染，影响到所做的白话上，常不免流露出它的字句，体格来。但自己却正苦于背了这些古老的鬼魂，摆脱不开，时常感到种使人气闷的沉重”。周作人也意识到“这荒谬的思想与晦涩的古文，几乎已融合为，不能分离”，因而“文学革命上，文字改革是第步，思想改革是第二步，却比第步更为重要”。“五四”知识分子所提倡的“言文致”，已经意识到文言与现代白话之间的冲突，不仅仅是言说方式语言形式上的对立，更主要的是各自承载的文化之间的冲突，从而真正促成了现代文学观念的发生。综上所述，“言意之辨”与“言文之争”在中国文学史和文化史上都具有重要的意义。言不尽意代表了中国古人对语言问题的基本认识，强调立象以尽意，其背后是语言工具论的立场，对中国古代文学观念影响深远。而“言文之争”则是在晚清与“五四”这样的背景下展开的，在启蒙的旗帜下追求言文致的效果，此时的语言观念已经发生了深刻变革，由此也引发了文学与文化观念的革新。试析中国文学批评语言意识的嬗变摘要在中国文学和文学观念由古典向现代转型的进程中，语言是个重要的维度。这点又集中体现在时代命题从“言意之辨”向“言文之争”的转换上。本文主要从三个方面展开论述是出发点从言意矛盾到启蒙国民，二是解决方案从立象尽意到言文致，三是立足点从工具观念到本体意识。语言意识嬗变的得与失，也深深影响着中国文学观念现代转型的深度。关键词言意之辨言文之争文学批评语言意识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语言直是个无法绕开但又众说纷纭歧见迭出的维度。虽然人类在语言活动中所遇到的问题与困惑并非仅限于文学领域，但在文学当中，语言的困境似乎格外明显，在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人们对语言的认识与理解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特定时代的文学观念。由此出发，不难看出中国文学观念在从古典向现代转型的过程中，语言观念的变革起到了极大的作用，这集中体现在中国知识界从“言意之辨”向“言文之争”的转变上。“言意之辨”凸显了中国古人的语言观，在漫长的岁月里直内在地影响和制约着文学观念“言文之争”则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生的对于汉语的全面反思，由此也引发了文学观念的现代变革。下面将从三个方面展开论述。从言意矛盾到启蒙国民中国古人很早就注意到语言活动所面临的困境，认为语言在言说表达上存在着无法克服的局限性，难以传达精微深刻的“意”。老子言“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庄子则指出“意之所随者，不可以言传也”。而儒家也显然注意到了这点，周易系辞上提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魏晋时期，言意之辨代表了时代潮流，但与先秦相比在基本观念上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至于佛教特别是禅宗，更是视语言文字为大敌，所谓“才落言诠，尽是死门”，对待弟子甚至是拳打脚踢当头棒喝，把对语言的不满发挥到了极致。因此，从总体上看，中国古人对语言并不满意，但之所以如此，是因为道儒释都基本上是从语用着眼，旦发现语言不能很好地起到表情达意的作用，“言”与“意”之间存在着距离矛盾，他们就必然对语言进行指责。这种实用主义的态度深深影响着中国古人对语言的看法与认识，反映在文学领域，就是强调以达“意”为目标。儒家虽发现有言不尽意的现象，却认为言最终可达意且只需要达意即可，因而孔子言“辞达而已矣”道家则进步追寻言外之意，希望可以“得意而忘言”禅宗则强调不落文字，直指本心。这些提法，对中国古代文学与文论产生了至为深远的影响。中国古代的“言意之辨”，虽然在具体观点上还存在着分歧，但各家名家是个例外从语用的角度人手，对语言的基本认识始终是比较稳定的。与之相对应，中国古人在文学问题上，也是强调要解决言意矛盾，这点在陆机文赋刘勰文心雕龙中可以看得很清楚。可以说，言意之辨始终是汉语文化内部的问题，是为了解决语言活动的困境而提出来的，在文化史上有着重要的价值与意义。与“言意之辨”不同，晚清至“五四”时代的言文之争，有着完全不同的背景与意义。面对西方的坚船利炮与思想文化，中国知识分子所受到的震撼是前所未有的。为了挽救民族危亡，他们展开了艰辛的探索，以“启蒙”为使命，中国思想文化的现代转型由此展开，耐人寻味的是，汉语变革成为这次转型的先导，被纳入到启蒙的宏大叙事中，并迅速获得了不同寻常的时代意义。从历史进程来看，黄遵宪是较早意识到语言变革迫切性的人物，但是汉字恰恰是与汉语相脱节且相当繁难，“汉字多有字而兼数音者，则审音也难。有音而具数字者，则择字也难。有字而具数十撇画者，则识字也又难”。黄遵宪的论述可以说涉及到了三个层面的问题首先是言文关系，这已经涉及到了语言体系中语言与文字之间的关系问题，因而比“言意之辨”更前进了步其次，更为重要的是，黄遵宪是从汉语与日语西方语言的比较中探讨汉语，具有了世界眼光，这是“言意之辨”所不可能达到的再次，黄遵宪的分析不是专门从语言学的角度出发，而是以救亡图存自强自立为立足点，因而他是从启蒙的根本立场出发提出汉语变革问题，进而开启了文学革新之路，这也是晚清与“五四”知识分子的共同立场。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言文之争”标志着中国知识分子的语言观真正具备了现代特质。黄遵宪的论述，揭示出“言”与“文”的矛盾，开启了后来的“言文致”主张。在晚清及“五四”时代，“言文致”发展出两条思路书面语与口语的合汉字与汉语的合。落实到具体方案，前者是以白话代文言，后者是汉字拼音化。晚清时代，梁启超裘廷梁号召白话文运动，多种注音方案的出台，都是为了回应这样的时代要求。梁启超最初是以其变法主张而备受关注，他注意到语言文字问题也是源于变法需要，最早的相关论述见于年所作之变法通议。他把当时的语言文字与古代作了比较，发现“古人文字与语言合，今人文字与语言离，其利病既缕言之矣。今人出话，皆用今语。而下笔必效古言，故妇孺农氓，靡不以读书为之间的关系问题，因而比“言意之辨”更前进了步其次，更为重要的是，黄遵宪是从汉语与日语西方语言的比较中探讨汉语，具有了世界眼光，这是“言意之辨”所不可能达到的再次，黄遵宪的分析不是专门从语言学的角度出发，而是以救亡图存自强自立为立足点，因而他是从启蒙的根本立场出发提出汉语变革问题，进而开启了文学革新之路，这也是晚清与“五四”知识分子的共同立场。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言文之争”标志着中国知识分子的语言观真正具备了现代特质。黄遵宪的论述，揭示出“言”与“文”的矛盾，开启了后来的“言文致”主张。在晚清及“五四”时代，“言文致”发展出两条思路书面语与口语的合汉字与汉语的合。落实到具体方案，前者是以白话代文言，后者是汉字拼音化。晚清时代，梁启超裘廷梁号召白话文运动，多种注音方案的出台，都是为了回应这样的时代要求。梁启超最初是以其变法主张而备受关注，他注意到语言文字问题也是源于变法需要，最早的相关论述见于年所作之变法通议。他把当时的语言文字与古代作了比较，发现“古人文字与语言合，今人文字与语言离，其利病既缕言之矣。今人出话，皆用今语。而下笔必效古言，故妇孺农氓，靡不以读书为难事”。从启蒙的需要出发，就必然要求废文言兴白话。这命题的基本内蕴也延续到了“五四”时代。文章应该传达出个体的意识并以此达到启蒙的目的，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