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中国的唯出路。刘师培是无政府主义者，又是个传统者。从无政府主义的立场来看，他有推翻旧社会的幻想，然而即使激进如斯的他，也对中国古典社会主义颔首赞同，大力鼓吹。他说既然没有了政府，那么“人民共产，无统治被统治之分，然后物质文明，力求进步，以利益民众，斯为善政。”他反对清末新政，因为“新政”包藏着“兴实业”与发展资本家的内容。他历数新政危害在于实业既兴，佐以资者，均悉富民，凡民生日用之物，其生产机关，握于少数富民之手，垄断市利，致小民自营之业，不克支持”，“既奖励资本家，至不惜封以崇爵，不出数年，舍资本家之外，殆无而非劳动人民。终岁勤动，劳力辱身，而所制物品，其利咸属于富民，以视工商之自由营业者，果孰利而孰害耶加以实业既兴，则贫民为富民所制，豪商奸贾，权势日伸，因富而而贵。他进而反对切中国历史上的所有改革活动，斥其为“病民之根”“中国自古迄今，凡朝廷之变法，恒与民变表里。王莽变法而新亡，荆公变法而宋弱。盖举行新政，名曰图富强，则尤为病民之根。”反思主义者主张高度集中管理的“统制”论，而梁漱溟则是“国家统制”的坚决倡导者。他说“走集团主义国家统制的路来开发中国的产业，进行中国的经济建设”，国内倾向这条路的人可能还要更多点，更有势力。中国现代反思派大都属于中学派，而西学派则站在相反的立场，表现出对于反思的“反思”。梁漱溟曾与胡适吴景超为有过激烈的交锋。胡适与吴景超“希望中国社会仍走个人主义，自由竞争，发达工商业，繁荣都市的路”。梁漱溟直斥此为“主观的梦想”。他坚信中国“走集团主义国家统制的路来开发中国的产业，进行中国的经济建设”。反思主义者希望中国出现“共同设立之总机关”，对全国经济作高度计划性“统制”。章士钊建议，在此基础上建立地方上的“公共买卖局”，建筑道路，改良建筑，办小学及“文明应有之机关“，概“由公共买卖局设立”。康有为主张建立“公政府”，赋予它以最大的经济权力，成为全国“计划经济”的总指挥部，日常生产悉从“指拨之命令”。公政府之下又设“农部”，“总天下之农田”，然后“各度界小政府皆立农曹而分掌之，数十里皆立农局，数里立农分局，皆置吏以司之”。“统制”之利，在于形成“自足”的经济社会“凡是人民的生活，务须保持在水平线以上，村村如此。由村而县而省，均以本地之出产，维持本地人之生活”。他们倡议“发行种纸币，流通本村，则村之人都可无衣食之虞。”“统制”将使中国出现平均主义的“乐园”“凡国家以其土宜之所出人工之所就，即人口全部，谋所配置之，取义在均，使有余不足之差，不甚相远。”社会产品悉据“物品之消息盈需而分配之”。即使私人住宅也不复存在，“只有公所旅舍，更无私室”吃饭律排队进大食堂，“饮食列座万千，日日皆如无遮大会”，“亦有机器递入会室，听任取乐。”四中国古典空想社会主义及其与中国现代反思主义的精神链接如同世界历史上出现过以圣西门傅立叶欧文为代表的西欧空想社会主义以赫尔岑车尔尼雪斯基为代表，名为“民粹主义”的俄国空想社会主义，中国则出现倡导“大同”理想的古典空想社会主义。中国上世纪上半叶的反思主义，实为中国古典空想社会主义的历史接续与现代展示。“中国古典空想社会主义”具有以下特征其以“安贫乐道”“不患寡而患不均”“奇技淫巧”为标识的非物质论非科技论与非国富论。中国儒家反对“聚敛”，反对财富积累，更反对财富向“资本”转化，视商业为社会“失衡”之源。“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由“均”而“安”，由“安”而“和”，由“和”而国家“无倾”。由非物质论非国富论引出中国古代道德论与“幸福”论。儒家之义为道德之首，“富且贵,与我如浮云”，由此安贫乐道的颜回受到孔子的嘉奖“贤哉！回也。箪食，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当个文化中非物质论非国富论占据话语主权，此文化中的科技意识也随之畏缩。“郊社不修，宗庙不享，作奇技淫巧以悦妇人”，科技与机械的制作，被斥为“奇技淫巧”“以悦妇人”的工具。其二以“农本”论与“抑商”论为表征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维护论与市场经济反对论。孟子斥商人为“贱丈夫”。孟子公孙丑下“有贱丈夫焉，必求龙断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罔市利，人皆以为贱，故从而征之”。中国历代以农为本。汉文帝下诏云“农天下之大本也，民所恃以生也”。重要思想家庭晁错强调“方今之务，莫若便民务农而已矣。”贾谊认为“今驱民而归之农，使天下各食其力，末技游食之人，转而缘南亩，则蓄积足而人乐其所。”盐铁论则更明确主张“衣食者民之本，稼穑者民之务”。“农本论”与“抑商论”创制于周秦，定说于汉朝，以后历代相延，成为中国古代的主流意识。其三以“大同”主义“礼运”精神为号召的古代“公有”思想。礼记礼运篇是中国古典空想社会主义的基本纲领，突出反映中国古代的“公有”思想。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中国万不可“以富强为国是”。为此，王国维痛心疾首有了这个“国是”，国与国争上与下争，人与人争贫与富争，个“争”字，“其病在贪”，病深无治，“反以自毙”。张君劢在再论人生观与科学并答丁在君中大段复述他在国宪议中的旧话国而富也,不过是在国内多了若干个工厂,海外多了若干个银行代表。国而强也,不过是在海上多几只兵舰,海外多占若干土地。他责问为什么至今还有人抱着“富国”论不放，居然还“以此为长策”，这是在做“场梦”！二反对“商业精神”与“竞争市场”，主张“长为农国”中国现代反思主义反对“商业精神”“市场竞争”与“工商立国”。辜鸿铭直论“商业精神”为“世界大敌”，“今日世界最大的敌人是体现在人们身上的商业主义精神,而不是普鲁士的军国主义”，“由自私而形成的商业精神”造成强权崇拜与军国主义,最终引发世界大战。章太炎早在年写讨满洲檄时就说过中国“震于泰西文明之名，劝工商，汗漫无制，乃使豪强兼并，细民无食。”梁漱溟将章太炎说的“泰西文明”，称为“都市工商文明”。他著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设立旨趣明示推行“西洋都市工商文明”，势将“内而形成阶级斗争”，“外而酿发国际大战”。这是条食利者“发财的路，而不是养人的路”，“实为种病态文明”，泱泱九州“何可再蹈覆辙”。反思主义者反对“商业精神”，此乃“商业精神”本于“竞争精神”，而此“竞争”为人类理念所悖，为“农国精神”所无。他们强调“欲寡而事节，财足而不争”为中国“农国精神”之本旨，“欲多而事繁，明争以足财”是西洋“工国精神”之恶政，任“竞争”滋长而无阻，必导致世界大乱国家不安。年章士钊从欧洲考察回国，得出经济竞争导致世界“血战”的结论。“竞争市场，推广殖民地，因此血战，前后相继”，“欧洲各国家，以工业为立国中心，故有不合理之竞争。且因有多数大规模之工厂，其出品过剩，乃不得不谋销于国外，致生国际间之竞争。欧洲大战，原因虽夥，而其根本不外乎英德两国之工业竞争。”由反对“商业精神”“市场竞争”，进而反对“工商立国”，主张中国“长为农国”。“发展工商”，祸害农村。刘师培竭力说明“今也实业渐兴，工厂日增，给使贫民，以供己役。始也乡野农民，惑于赁金，弃农弗务，舍野业而营市业。故近岁江淮之民，远客他乡，计数十万，其中商人新党不过万人，余均应其役而供其求者也。以至人增而谷不益”。章士钊认为工商立国有二恶。其，造成“乡里”与“通都”的格差对立“人人轻去乡里，觅食通都，都市生活为之盛涨，方田亩荒芜，食料不给，而方互市海外，生涯畅遂”其二，导致穷人与富人的尖锐矛盾方面“增造富族，豪侈无伦”，方面又制造贫困，民不聊生，“贫富两阶，相去太殊”。反思主义者认为，西方与中国原来都有其“建国之本原”及所谓“国本”。“工商”与“市场”不符合中国立国“本原”，绝非中国“国本”，因此不可能在中国立足生根。章士钊在农国辩文中说中国与西方，“建国之本原既异，所有政治道德法律习惯，皆缘是两歧。农国讲节欲勉无为，知足戒争。言蔽之，老子之书，为用极宏，以不如此不足以消息盈虚，咸得其宜也。工国则反是纵欲有为，无足贵争”。章士钊论“国本”乃中国延续数千年不坠的固有传统与习惯。“为之农者，独以国本所在之故，领导各业而为之主盟”。“以农立国”向来是中国的“国本”，怎么可以另择道路。他很了解“国本”，因此“谋国至此，可无遗憾”。有“国本”，还应该有“国是”。年他写业治与农告中华农学会，提出“国是”论中国当“确立国是，以农立国，文化治制，切使基于农。”章士钊将中国洋务运动时期及二十世纪初仅有的点工商进步，都贱视为违背“国本”的歧路旁门。中国“工商”与“市场”发展了，他就不幸与郁闷。发展慢了或遇到阻力，他就“可幸”与通畅。“所可幸者，我国受工业之毒尚不深，颇有挽救之望。此点希望，即在乎农业。我国三千余年传来之农业制度，与农业文明，并未完全因工业之毒而崩坏，起而图之，犹未为晚。”既然工业立国有这么多的弊端，那么中国只有条路好走，就是农业立国。中国数千年来以农立国，农村之健全与否，农业之兴隆与否，不仅为农民生死问题，也亦为“国家民族存亡问题”。梁漱溟强调，中国“国之不强，由于农业之不振”。杨开道则称过去的中国本是农业民族，有丰富的农业生产实践经验现在的中国不仅工业幼稚，且还缺乏发展工业所需的几样重要资源除去农业，何以立足。三“大同主义”的再弘扬与“均平寡安”论经济“统制”论的新阐述年康有为完成大同书，述论建立在农本主义与民本主义基础上的大同社会愿景。在此社会中，“人人皆教养学言平天下，古人治政，未有不务均中者”。张君劢认识到资本主义就是经济自由主义或放任主义，这样的社会“除生命财产之保护上所必要的干涉至最少限度外，政府不应再有作为”“国民经济活动的法律限制，应律停止”以个人主义自由竞争自由市场为“最高原则”。他反复权衡，觉得这样的制度不适于中国，“均平寡安筑面积万新月花苑多层部分高层万兴合考虑居住区规划结构的整体性系统性规律性和可持续性，最终形成集商业教育文化娱乐休闲等各项高尚品质功能于体的社区中心系统。在公建的配置上遵循减少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