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而刑事政策作为对犯罪的 反应方式,必然要以对犯罪现象的认识为前提。以大陆法系刑事政策学的体系来 看,对犯罪现象的认识是其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本文对犯罪现象的理解乃 基于刑事政策的语境进行,使其成为分析刑事政策和犯罪构成关系的工具。 在犯罪构成正式产生之前,认定犯罪的方法无论在古代中国还是在近代之前 的欧洲都充满了主观归罪或客观归罪的色彩,甚至在上个世纪末期,美国和印度 等国家还出现了对动植物定罪判处并执行刑罚的趣闻。或许可以认 为,这是结果责任主义在今天以加强人的法治意识提高人的法治观念为目的的 另种形式的复活。虽然在主观归罪和客观归罪下也不是完全不考虑客观危害结 果和主观罪过状态,但对定罪而言已无多大意义了。采用如此定罪 的方式,单纯的报复或威慑是最直接的原因,深层次的原因在于对犯罪的认识。 在犯罪产生最初,人们用超自然主义的犯罪观解释犯罪......”。

2、“.....至中世纪时仍把犯罪和其他异常行为归谬为恶 魔鬼怪,犯罪是中了邪魔的结果。由此,对犯罪人的惩罚就是对魔鬼 的惩罚,而对魔鬼的惩罚当然可以用尽切方式,认定魔鬼的方法当然不可能也 无需具有科学性,或者是凭客观的结果,或者是依主观的罪孽作为认定犯罪的方 式就是自然的了。因此从人类对犯罪现象的认识来看,在现代刑事政策产生之前, 古代刑事政策在事实上即已经产生,而且这种刑事政策对人类对犯罪的处理产生 了相当的影响甚至是决定性作用。这种影响或作用归根结底是人类对犯罪现象的 认识而致,而在对犯罪现象的科学认识之前这种影响或作用就成为种必然。在 这个意义上,是古代对犯罪认识之刑事政策造就了认定犯罪的主观归罪或客观归 罪方式,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刑事政策对认定犯罪的犯罪构成自刑事政策产生始 即已具有了决定作用,在古代朴素的刑事政策下,犯罪构成在定程度上成为刑 事政策对犯罪进行规范化认识的体现......”。

3、“.....人类开始了理性认识犯罪的进程。在世纪的欧洲, 经验科学的方法论渗透到了所有科学领域,刑事政策的思潮是科学主义, 自然科学对刑事政策产生了重要影响,进而通过刑事政策渗透于犯罪构 成。在自然科学的体系,重视违法的反社会性和 行为人的危险性,使对构成要件应进行价值判断的观念得以确立。在违法性的判 断上,近代学派的犯罪论体系也摆脱了古典学派的违法性之从客观事实出发的观 点,使得对事实和法规范判断不再是仅从客观形式上进行,从而违法性本身获得 了价值色彩,超法规的违法阻却事由的出现更是体现了强烈的人权保障之人文关 怀。在有责性判断上的期待可能性的确立,尤其是超法规的责任阻却事由的存在, 也使得犯罪论体系具有了浓郁的人权保障之出罪价值,正如大塚仁教授所言,期 待可能性正是想对在强大的国家法规范前喘息不已的国民的脆弱人性倾注刑法 同情之泪的理论。至此,犯罪论体系在人文主义刑事政策的影响下得到发展并 成熟......”。

4、“.....由此,大陆法系犯罪论体系的基本结构和格调便具有了人文主义 刑事政策之人权保障的精神和内容,通过人文主义刑事政策对科学主义刑事政策 的批判和发展,客观色彩的古典犯罪论体系发展至近代具有人权保障色彩的犯罪 论体系,犯罪论体系中的科学主义刑事政策的精神内核被人文主义刑事政策的精 神内核最终取代,作为犯罪论体系灵魂的刑事政策之精神便以规范的形式在犯罪 论体系中延伸,人文主义刑事政策对此做出了最佳的诠释。 至上个世纪后期,社会防卫运动出现,人文主义刑事政策发生分化分解,西 方刑事政策的发展进入人道主义阶段,对犯罪预防给予极大关注,讲求合理的组 织对犯罪的反应,对刑法进行大规模改造,刑法在具体运用上更加灵活。 人道主义社会防卫刑事政策的出现对犯罪构成同样产生了重要影响。 教授提出了目的理性的犯罪体系......”。

5、“.....而教授在安全刑法预防刑法等刑事 政策的指导下,提出了纯粹规范论体系,认为犯罪论体系的各成立阶段各构成 要件要素的理解,诸如行为因果关系结果罪责等均依此重新表达。 可以发现,刑事政策内容的每次变动都会在犯罪构成中得以表现,犯罪构 成成为刑事政策在规范刑法中的合理延伸,刑事政策成为犯罪构成发展的灵魂, 当下及未来之刑事政策势必同样对犯罪构成产生影响。 三犯罪构成对刑事政策之应有回应 刑事政策发展到今天,就其原则发展趋势而言,人道主义和法治主义成为其 重要的趋势。刑事政策的人道主义是指对人性尊严的尊重,不 允许残酷的和野蛮的刑罚。在诉讼中将被告人视为正常的人,享有切应有的诉 讼权利。人道主义实际上是尊重人权的要求和体现,对人权的关注要求贯彻于刑 法运行的始终,因此作为认定犯罪成立的犯罪构成也自应体现人道和人权的要 求。法治主义是指刑事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应受到法律的支配......”。

6、“.....因此本身具有人权保障精神的刑事政策必 然要求对之能法定化的法律应是良法和善法,是实质正当和合理的法律。这要求 刑法对个罪构成的规定应该具有实质的合理性。就刑事政策内容特征来看,非犯 罪化和非刑罚化已成为种潮流和趋势。非犯罪化旨在限制刑罚处罚范围,因此 要求在立法上合理界定犯罪圈,将原来作为犯罪行为处理的行为合法化或者仅作 行政违法行为处理,非刑罚化要求以刑罚之外的方法代替刑罚进行制裁。 就具体刑事政策观察,轻轻重重轻重结合的刑事政策已成世 界性的趋势,在我国则体现为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 刑事政策原则发展之人道和法治趋势应该成为犯罪构成发展的灵魂,犯罪构 成的人道化和法治化应成为今后的课题。犯罪构成的人道化要求犯罪构成蕴含人 权保障的内在精神,其本身应具有人权保障的机能和机制,而不应仅是在刑事诉 讼的过程中通过诉讼机制解决......”。

7、“.....可能会因诉讼程序本身的不完善以及司法者自身的职业素质欠缺而无法 真正实现辩护权,如果犯罪构成自身包含着出罪的人权保障机制,则在任何刑事 案件中对犯罪的认定都无法回避必须的预先设定的出罪判断。如此再辅之诉讼 过程中被告人辩护权等诉讼权利的行使,刑事司法的人权保障价值才能真正从实 体上和程序上得到充分体现。以此来审视我国的犯罪构成,可以发现,现今我国 的犯罪构成只对被告人是否构成犯罪进行判断,而不具备对犯罪人是否不构成犯 罪进行专门认定的机制,即没有否定不构成犯罪的出罪机制。四要件构成体系作 为从前苏联引入我国的舶来品,从开始其就完全割断了与我国传统刑事政策的 联系,而其对于当下刑事政策发展之人道趋势也没有产生合理的回应。因此从我 国犯罪构成的产生而言,由于先天性缺少人性关怀之人权保障的功能和机制,故 在人道性刑事政策勃兴的时代,其缺少人权保障之出罪机制的现状必须被改变。在 刑法语境中......”。

8、“.....亦即刑事政策不 能直接作为裁判案件的依据,否则会助长法律虚无主义,导致刑事案件惩罚无法 规格化和明确化,这是刑事政策刑法化最般和基本的内容。如果 刑法是经由刑事政策而来或者至少刑法条文体现着刑事政策的基本精神,则此时 的刑法应该是种良法,其所规定的犯罪构成自然应该体现刑事政策的基本精神 和要义,符合良法的基本要求的,不仅个罪构成所依附的法条在形式上合理,在 实质上也能符合社会正义的要求。这应该成为刑事政策法治化的另种解读,但 却常常被忽视。如果以此来观察我国刑法规定的个罪之犯罪构成,可以发现其和 良法的要求仍有定距离,如存在最高司法机关违法之解释构成要件过于粗疏 等均不符合良法形式之美,对不同对象的保护采取差别待遇公民权利保护滞后 等不符合良法实质之善等诸多问题。 刑事政策内容之非犯罪化和非刑罚化趋势应该成为犯罪构成发展的具体方 向......”。

9、“.....将实质上不具有社会危害 或刑法对之根本无效的行为排除出犯罪的范围。犯罪构成之非刑罚化要求在犯罪 构成划定的犯罪圈中以非刑罚的方式处理被认为构成犯罪的行为,西方国家的转 处易科社区矫正处遇都是犯罪构成非刑罚化的体现。非犯罪化和非刑罚化并 不是两个层面的问题,在非犯罪化后,通过非刑罚化进步限制刑法的打击面, 实现轻缓化,因此非刑罚化是对非犯罪化的进步发展,这样实际上犯罪构成的 非刑罚化和非犯罪化就可以作同性理解,犯罪构成的非刑罚化就不再是个虚 设的命题,犯罪构成的非刑罚化应该得到提倡。我国犯罪构成的非犯罪化问题近 年来似有紧缩的趋势,如司法解释不断扩大些个罪的犯罪圈,以专项斗争形式 存在的严打仍声势高涨,死刑适用的范围过宽,刑罚的替代措施几乎为空白等。 作为我国刑事政策最新的发展成果,宽严相济之具体刑事政策如果成为司法 实践的指导,犯罪构成应成为其具体的载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