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设计】劳动争议案件基层调解机制研究

我们认为，企业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制度在深圳衰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制度自身缺陷是企业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制度衰败的根本原因。

好的制度不定能在现实中运作成功，但坏的制度则定不能在现实中运作成功。

企业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制度就是这样个坏的制度。

其本身的缺陷是造成该制度失败的内因。

这些缺陷主要有立法定位偏低使其变得可有可无依附于企业和工会使其自始缺乏调解人当然应该具有的性和中立性调解组织构员的素质和专业使其难以胜任复杂多变的劳动争议调解工作调解协议缺乏强制执行力使其丧失了当事人对其的信任。

深圳市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完成是企业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制度衰败的时代背景。

制度设置和运行不可能脱离时代背景。

在计划经济条件下，企业办社会现象非常严重，从食堂医院学校到工青妇等组织应俱全。

个企业类似于个社会，承担者大量的社会责任，营利这企业本质目的反而置于次要的位置。

企业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制度的重建起步于上世纪年代，其身上处处可见计划经济的影子。

比如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设在企业内部调解委员会的运作经费实际上由企业承担调解委员会的成员由企业代表职工代表和工会代表组成。

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是市场竞争的主体，它主要目的甚至唯的目的就是营利。

面对商海沉浮的残酷竞争，企业特别非公有制企业，谁还愿意担负组织企业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提供其办公地点，负担其运作经费的额外负担对于企业内部调解组织而言，它为什么要积极地公正地介入劳动争议的处理企业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制度的衰败经济体制改革的必然结果，就此而言，其衰败反而反映了深圳市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就。

深圳市在全市范围内探索和试行劳动争议基层调解替代机制是企业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制度衰败的直接原因。

深圳市从上世纪年代末开始试行劳动站调解机制。

新世纪伊始，又开始探索劳动孙德强著中国劳动争议处理制度研究，中国法制出版社年月第版第页。

争议人民调解机制。

如今劳动站调解机制已在全市范围内推广施行，劳动争议人民调解机制也在宝安区和龙岗区的部分街道和社区试行。

如果说企业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制度自身的缺陷宣判了其死刑，深圳市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完成宣布其死刑的到来，那么深圳市在全市范围内探索和试行劳动争议基层调解替代机制则执行了企业劳动争议基层调解制度的死刑。

劳动站调解制度编制受限职能冲突分身乏术劳动站是个颇具深圳特色的基层劳动执法部门，其编制行政管理隶属于各街道办，但业务上接受各区劳动与社会保障局的指导。

劳动站般内设劳动监察大队和劳动争议仲裁庭。

劳动站设立之初，劳动监察大队主要负责劳动执法，即查处超时加班拖欠员工工资等非法用工行为劳动争议仲裁庭负责劳动司法，即仲裁处理劳动争议案件。

劳动监察大队获取非法用工行为信息的最主要途径是劳动者的投诉。

由于理解的偏差，对于哪些行为构成劳动法上的非法用工行为，劳动者难以作出准确判断。

劳动监察大队对于不构成劳动法上非法用工行为而又确实侵犯了劳动者权益的，就组织双方调解，以避免双方争议扩大。

久而久之，组织争议双方进行仲裁前的调解逐渐成为劳动监察大队的主要职责之。

劳动站调解以其较强的专业性和较高的权威性，取得了意想不到的良好效果。

而与此同时，企业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制度日渐式微，劳动站调解制度遂演变成为劳动争议基层调解替代机制。

劳动站调解制度在深圳市范围取代企业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制度，成为劳动争议基层调解的替代机制，实属无意之作，不过倒也应了句俗话有心栽花花不开，无意插柳柳成阴。

那么劳动站调解制度这颗无意之柳能否给劳动争议仲裁和诉讼遮风避雨呢从深圳市进入仲裁和诉讼程序的劳动争议案件数量和增长幅度见表和表二来看，答案不容乐观。

劳动站调解制度之所以无法完成分流过滤大部分劳动争议案件的重任，是因为其无法解决下列四大矛盾。

无法解决案多人少的矛盾。

制度再好，也要人去执行。

劳动站街道办的个部门，受编制制约，不可能建立广泛覆盖的调解网络，人员短缺使其分流过滤案件的能力越发显得捉襟见肘。

近年来，深圳市劳动争议案件以年均以上的速度疯狂增长，劳动站案多人少的矛盾异常突出。

为了提高调解效率，调解工作越发简单粗暴，这必然反过来制约着劳动站调解作用的发挥。

无法解决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法治原则与调解过程中法律规避现象之间的矛盾。

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是我国宪法规定的法治原则。

劳动站作为地方劳动行政执法部门，肩负着执行劳动法律法规的职责，理论上必须按照宪法规定的法治原则执行劳动法律法规。

而调解则被称为正当化了的规避法律的纠纷解决方式。

因为从法理上讲，调解意味着争议双方当事人互相妥协和让步，妥协和让步则意味着适用法律法规的折民间法第卷，山东人民出版社年月第版第页。

扣。

劳动站兼具执法者和调解者双重身份，无法回避宪法规定的法治原则与调解过程中法律规避现象之间的矛盾。

无法解决调解过程中自愿与强制之间的矛盾。

调解是由中立的调解人以种种方法促成纠纷当事人的合意以解决纠纷的过程和手段。

调解人的介入会使其意志不可避免地渗透进当事人的合意之中从这种意义上说，调解中的纯粹合意是不可能的，但只要合意不失自愿达成自愿履行的本色，调解的纯洁性就原则的具体规定不尽相同。

有的国家不仅规定劳动争议当事人对是否接受调解机构的调解意见享有选择的自由，而且对是否选择调解程序也享有充分的自由。

有的国家只规定劳动争议当事人对是否接受调解机构的最终调解意见享有选择的自由，而对是否选择调解程序的自由则受到限制。

二西方市场经济国家劳动争议调解制度的启示借鉴西方市场经济国家的制度和经验是我国制度重构的条捷径。

西方市场经济国家的劳动争议调解制度的些基本原则对于转型时期的深圳乃至整个中国重构劳动争议基层调解制度均具有定的借鉴意义。

调解自愿原则西方市场经济国家劳动争议调解普遍实行调解自愿原则，即通过当事人自愿解决纠纷，避免刀两断式的判决，体现了与仲裁和判决方式截然不同的纠纷解决方法。

日本劳动关系调整法第条规定，调停委员会可制定调停方案交付有关当事人，劝其接受，同时该调停方案可注明理由公布之。

第条规定，本章规定不妨碍劳资纠纷当事人经双方同意或根据劳动合同规定，按其他调停方法解决事件。

但在强调调解自愿原则的同时，也对调解自愿原则进行了必要的限制。

因为毫无限制的自愿原则，尤其是调解协议自愿履行的规定，有可能使调解工作的成果得不到任何有效保障，造成调解资源的极大浪费和调解组织权威的极大损害，助长了当事人在调解过程中的虚假行为，最终丧失的是当事人对劳动争议调解制度的信心。

因此，西方市场经济国家在比较致的认同赋予调解协议强制执行力的做法，规定方当事人拒绝履行和解协议时，另方可以请求强制执行。

积极沟通原则积极沟通原则也是西方市场经济国家劳动争议调解普遍实行的原则，即积极地在冲突双方进行沟通，为劳动者和管理层提供更多的机会形成种合作伙伴关系而非派性斗争关系。

通过积极沟通，使双方都了解合作的益处和对抗的害处，进而达成谅解实现妥协。

沟通包括调解员任命时的沟通和调解工作中的沟通两个方面。

如美国联邦调解调停局通过关系发展培训计划和劳动者和管理层进行合作，而设计该关系发展培训计划的目的在于促进沟通这可以使冲突易于管理的因素。

调解人将在积极沟通艺术方面指导劳动者和管理层，而积极沟通的艺术正是合作双方努力工作的重点。

在法国，调解人名单的提名需要同全国最具代表性的雇主和工人组织进行协商，并经双方提出考核意见。

爱尔兰劳动法庭的工人和雇主成员，日本劳动关系委员会的双方代表都对调解员的任命拥有发言权。

调解专业化原则专业化原则也是西方市场经济国家调解普遍实行的原则。

各国法律都要求调解员具备对劳动争议处理提供援助所必备的知识和经验等。

如日本劳动关系调整法第条规定，斡旋员修补者须是有学识经验者，并能按本章规定帮助解决劳资纠纷。

在比利时，法律非常强调调解员所应具备的基本个人素质。

要求他们具有完成指定任务的性以及处理人际关系的特殊才能和对劳动关系与劳动法的透彻理解。

许多国家通常是从有关劳动或劳动关系的政府机构招募新调解员。

在美国，联邦调停和调解局通行的作法是要求被任命的新调解员需要有工会活动或人事管理的背景。

为了提高职业调解人员的能力，越来越多的国家开设了调解员培训项目。

对新任命的调解员的训练包括观察或协助有经验的调解员负责的调解进程等。

美国联邦调停和调解局的继续培训，通常有年度讨论会，培训班和地区性会议等形式。

五深圳市劳动争议基层调解机制的重构重构后的深圳市劳动争议基层调解制度鉴于深圳市劳动争议基层调解制度存在难以克服的问题，我们认为对深圳市劳动争议基层调解制度进行重构势在必行。

借鉴市外关于劳动争议基层调解制度的经验，合理吸收西方市场经济国家关于劳动争议调解的合理机制，我们认为，重构后的深圳市劳动争议基层调解制度应该是这样的撤销企业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剥离劳动站调解劳动争议案件的职责，构建个不依附于企业和工会的，由政府主导的劳动争议调解组织，其名称仍然可以称之为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

具体设想如下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应设在社区社区是城市的基础，是城市管理和城市建设的基本单元，也是城市的基本载体。

近年来，在市政府的引导下，深圳市社区建设发展迅速，社区观念已经得到大多数市民的认可，构建社区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的时机已经成熟。

从社区角度看，社区具有调解社区内发生的民事纠纷的传统，也具有构建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的动力。

深圳市社区本来就设有人民调解委员会，并且有些社区人民调解委员会已经开始自觉地担负起了发生在社区的劳动争议案件调解工作，并取得不俗成绩。

例如被司法部授予人民调解标兵单位的龙岗区六约社区人民调解委员会。

出于维护社区和谐稳定的需要，社区也乐于投资人力物力构建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并承担其运作经费。

从社区与企业的角度看，在深圳市，社区对企业具有很强的事实上或者经济上的影响力，这种影响力正是社区劳动争议调解组织的权威来源。

调解组织定权威对于调解的进行是必不可少的，也有利于争议双方达成调解协议。

社区作为区域共同体，承担着维护社区稳定的职责。

在社区设立劳动争议案件调解组织，使社区真正参与到劳动争议调解工作中，居中调解社区企业发生的劳动争议案件，协调劳资关系，有利于社区的和谐稳定。

另外，将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设在社区，活动在社区，为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