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话过程中参与各方既会充分利用这些特权或者承担责任，也会充分履行好与该身份联系在起的角色定位。

从这意义而言，即使是在最日常和最随意的话语交流中，也与更加广泛的社会结构性因素联系在起，其中贯穿着政治和权力线索。

如前文所述，话语包括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的使用。

话语过程在口头语言中潜含着政治和权力因素，但其在书面语言中也具有大致类似的功能。

在语言学和社会学的话语分析中，对于话语过程在书面语言中的分析仍然非常有限。

般而言，话语主题话语轮次话语方式在各种类型组织尤其是政府公作为整体的话语所作的分类。

话语过程与话语分析话语类型是进行话语分析的基本策略，话语过程同样是进行话语分析的有效策略，可以通过分析单次话语过程中各种要素的排列顺序来透视社会的价值原则和权力状况。

不论是口头话语还是书面话语，都必须以相应的情境作为基础。

话语过程体现在特定话语情境下参与要素所形成的顺序排列上。

以温奇戈夫曼等人为代表的常人方法学对日常情境下的话语顺序问题曾进行过大量探讨。

例如，在谈到话语顺序问题时，戈夫曼指出谈话就是这样种安排，人们通过这种安排而聚集在起以维持着些事情，这是些理由充分且大家都承认和重视的事情，这种要求将这些人包含进个互为主体的意义世界中。

吉登斯也指出，谈语是单序的，谈语总是以纵向组合的方式展开。

正是这种以特定情境为基础的单序性和纵向性特征催生了话语过程。

话语过程主要建立在话语主题话语轮次和话语方式种要素的基础上。

其中，话语主题指谈话过程所涉及的主题，般而言，话语在个时间点上只能围绕着个主题进行，但可以根据时间改变。

话语轮次则治领导权角度来分析话语。

话语与意识形态之间存在内在关联。

意识形态本质上是套有关现实世界的精神表象，但这表象必须被建构为体系化的话语秩序。

意识形态既是社会的黏合剂，即能将具有共同政治倾向的个体黏合在起，也是社会思想斗争的场域，即新话语秩序的兴起总是意味着新的异质性意识形态的出笼，从而对处于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形成挑战。

因此，围绕话语秩序所进行的争夺本质上是意识形态之间的竞争。

在这种竞争中，葛兰西所说的领导权问题处于核心地位。

所谓领导权，就是在政治经济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处于支配地位的权力。

领导权通过与其他社会力量结成同盟而凌驾于社会之上。

意识形态是维护领导权的重要途径之，它寻求改造和整合从属阶级的思想以赢得后者的支持。

正因为如此，它构成了领导权问题的敏感区域。

但是，意识形态并不总是内在稳定和平衡的，而是内在充满矛盾和张力。

反映这种矛盾和张力的最重要指标是话语秩序的巩固重述和新生。

正因为如此，费尔克拉夫指出话语秩序的表达和重新表达是领导权争夺的关键之。

作为话中国关于建构国际话语权的问题探究政治理论论文但也可能个主题只进行轮次交流。

话语方式则指交谈过程中所采用的话语类型和话语语气，话语类型体现在前文所区分的那些分类上，话语语气则体现在强调疑问感叹反复等语调上。

依据这个标准，可以将话语过程概括如图所示。

图话语过程分析的基本要素话语过程分析主要集中在日常话语，这看似与政治学关联度不高，实际上并非如此，因为政治和权力因素通常渗透在话语过程的主要环节。

由于所有话语都是高度情境性的，情境具有封闭性特征。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通常能轻易地分辨出谈话参与者的主次地位。

例如，在权力高度不对等的情境下，掌权者通常可以有效地控制进入谈话的机会选择或者变换谈话的主题与之相反，处于从属地位者则很少有这些权力。

如迪杰克所言，权力首先在个很实用的层次上限制了谈话进入的机会，并控制着各种谈话行为。

权力因素同时体现在谈话轮次上。

在通常情况下，掌权者占据着明显更多的谈话时间，从属者则相对只能占据更少时间。

正如吉登斯指出谈话轮次既适用于日常接触中行动者之间的互动，也适用于日常接触本身的决定话语轮次等。

可以想象，在政府公文中，如果下级组织对上级组织使用指令性话语类型，或者上级组织对下级使用说服性话语类型，很可能导致话语接受者不能理解话语的含义。

有研究表明，在会议辩论过程中，参与者如果能根据议题和氛围变化不断调整自己的表达语气，更能获得期待的效果。

这在定程度上表明了过程要素对于话语效果所具有的重要性。

话语层级与话语分析类型和过程角度倾向于对话语进行单层次的分析，即以既定的话语文本为基础或进行类型划分或进行过程分析，从中阐释话语所表达的意义世界。

这两种分析策略体现出相对扁平的特征。

与之相对，层级角度倾向于从多层级的角度进行话语分析，它不仅关注话语的文本本身，而且关注文本的生产与再生产及其背后的政治因素，从而体现出相对立体化的特征。

话语的层级分析方面整合了福柯有关话语的社会建构属性立场，另方面则整合了索绪尔巴库廷等人的语言学分析立场，力图实现两者的有机结合。

话语过程与话语分析话语类型是进行话语分析的基本策略，话语过程同斯大学建立起意识形态与话语分析研究生项目，指导研究生从话语角度进行比较政治分析，而且还出版了相关著作。

这些著作不仅建立起明确的话语分析范式，而且还应用于解释阿根廷墨西哥等国和北爱尔兰的政治事件。

迪杰克也出版了大量话语分析著作，从话语分析的角度对权力控制种族意识形态等政治学主题做出解释。

在中国社会科学界，话语分析作为种研究方法还很少被关注。

在政治学领域，尽管可能已出现有关政治话语研究的成果，但话语分析显然还没有成为种明确的方法。

近年来，随着方维规孙江等学者回国任教，他们倡导的概念史研究在我国渐成气候，不仅出版了亚洲概念史研究集刊，而且还出版了数部概念史研究的作品。

但是，概念史研究并不等同于话语研究。

尽管概念史研究所选择的大多是政治概念，但它们主要关注单个概念或者以单个概念为基础的概念家族。

也就是说，概念史研究以概念为核心，基于历史沉淀于概念的认识，研究者力图通过概念来透视背后的社会史和政治史。

概念尽管是话语的构成要素，但后者表现出诸多差异。

首先，在分析话语分析方法在其发展过程中主要整合了两大流派的优势是以对文本和谈话结构分析为基础的语义语言学，它侧重于文本生产和文本解释过程，以辛克莱库尔萨德等人作为代表，这流派受索绪尔等人的结构语言学影响较为明显是以对文本的功能分析为基础的批判话语分析，它侧重于分析话语所发挥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功能，以葛兰西阿尔都塞福柯哈贝马斯等作为代表，这流派受批判社会理论的影响较为明显。

在综合这两大流派优势的基础上，费尔克拉夫迪杰克等人系统地建立起作为社会科学研究范式的话语分析框架。

具体而言，话语分析主要建立在这几个原则基础上第，话语是社会世界的意义表达，反映了社会世界的价值信仰意识形态和权力关系等事实第，秉承前点，既然话语是社会世界的现实体现，因此可以通过分析话语来理解社会世界第，话语与社会世界之间是种辩证关系，即话语的形成受社会结构的影响和限制，同时，话语又是社会结构和权力关系的建构者第，政治因素在话语分析要注意加强话语体系建设。

在解读中国实践构建中国理论上，我们应该最有发言权，但实际上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在国际上的声音还比较小，还处于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境地。

此后，学术话语相关问题成为学术界的重要研究议题，出现了较多的总体性或者学科性的反思成果和建构尝试。

当下有关中国学术话语的研究成果尽管不少，但大部分停留在本土学术话语的反思和建构上，有关学术话语的基础理论研究屈指可数。

从种意义而言，如果对学术话语的原理性知识缺乏理解，有关本土话语体系的反思和建构也就失去了深厚的理论根基。

基于这认识，本文以政治学作为基本学科依托，就话语分析的兴起和策略等问题展开探讨，以期为本土话语体系建构提供扎实的理论基础。

出于加强本土话语建构和增强国际话语权的目的，本文希望引入话语分析方法来提升本土话语体系建构和国际话语权建设的自觉性。

同时，本文不是对特定思想家或特定流派观点的简单综述，而是在综合并审视各家之长的基础上，从话语类型话语过程和话语层次个相互关联的角度阐明话语分析的主思主义，海德格尔有关语言与存在的论述，以米德温奇等为代表的符号互动论，以索绪尔雅各布森等为代表的结构语言学，以及以福柯德里达等为代表的后结构主义理论传统等，都与话语分析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世纪中晚期，在英国埃塞克斯大学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等高校出现了批专门从事话语研究的学者，他们从话语的角度分析社会问题，并广泛地从上述理论传统中吸取营养，致力于建构起系统化的话语社会理论。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话语分析开始成为种研究方法。

话语分析最先兴起于语言学领域，但随即与社会学政治学等社会科学结合，这研究方法也扩展至其他学科，成为种具有鲜明特色的研究方法。

不论何种话语都是社会世界的意义表达，但并不意味着话语在表现形式上只能有种类型。

实际上，在不同的情境下话语呈现出不同的表现形式，从而形成了不同的话语类型。

迪杰克从权力角度区分出种话语类型是具有直接控制功能的指令性话语，如命令威胁法律条例等，它体现了说话人所拥有的制度性权力是具有影响人们未来行为的说服性话语，如广告宣传层级则反映了话语文本文本流转和意识形态等因素对话语的影响。

种分析进路既体现了不同的分析旨趣，也存在着内在关联。

权力意识形态等政治因素是影响话语体系建构的核心变量。

因此，建构符合中国国情的话语体系加强国际学术话语权建设虽已成为政治学界的共识，但需要以理解话语分析原理作为前提。

关键词政治理论政治话语话语分析原理话语层级话语类型话语过程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和国际地位的提升，如何建构基于中国国情的学术话语体系增强国际学术话语权问题也日益为学术界所感知。

这意识随着年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