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强调政府的基础源于民意，因此，首先应该做的就是使民意正确，为免使人民有误，有必要通过报纸，向人民提供有关政府活动的充分情报。

进步则要研究把新闻广泛地传递到全体人民中去。

他还提出了表达自由的概念，其中就包含了把掌握的信息公开表达传播出来即信息自由和信息公开。

他指出，政府信息公开的重要性如同太阳对空气中的细菌样重要，也像路灯防止小偷样重要。

曾任美国第四任总统的詹姆斯麦迪逊说公众要想成为自己的主人，就必须用学得的知识中隐含的权力来武装自己政府如果不能为公民提供充分信息，或者公众缺乏畅通的信息资源，那么所谓面向公众的政府，也就沦为场滑稽剧悲剧的序幕。

美国宪法修正案第条规定国会不得制定下列法律建立宗教或禁止宗教自由削减人民言论或出版自由消减人民和平集会及向政府请愿申冤之权力，这个修正案的意图在于保障言论自由，但同时也暗含了对公民知情权的保障，该修正案成为后来美国知情权保护法律制度的依据。

法国人权宣言第条宣称自由交流思想和意见是人类最珍贵的权利之每个公民都可以自由地说话写作及发表自己的作品。

第条规定社会有权力要求机关工作人员报告工作。

与知情权和政务公开的理念相适应，西方国家逐步确立了政务公开的制度，为宪法责任的实现提供了制度性前提。

全文完年月日法权不同立法权和行政权分立，自由也就不存在了。

如果司法权同立法权合而为，则将对公民的生命和自由施行专断的权力，因为法官就是立法者。

如果司法权同行政权合而为，法官便将握有压迫者的力量。

美国的开国先贤不仅继承了前人的分权思想，更主要的是他们将分权理论具体运用到了世界上第部成文宪法和国家机构创建的实践中，从而使三权分立由理论变成了现实。

权力分立的宪政安排的直接目的是权力之间的制衡，最终目的是为了保障人权，实现作为宪法权力所有者人民的根本利益。

但是由于人性恶的存在，权力行使者不会那么循规蹈矩，如果被授予宪法权力的机关和个人超越宪法厘定的权力边疆，不履行宪法职权，或怠于行使宪法权力，从而辜负了人民的托付，违背了人民的根本利益，应该怎么办呢按照洛克卢梭的设想，人民就拥有革命的权力，用强力对付强力，当人民发现政府的行为与他们的委托相抵触时，人民仍享有最高的权力来变更和罢免政府。

为了防止政府违背人民的意志而篡权，他认为应当定期举行集会，由人民讨论并表决两个问题第，主权者愿意保存现有的政府形式吗第二，人民愿意让那些目前实际在担负行政责任的人们继续当政吗美国的宪政精英们在起草美国宪法时，则把弹劾写进宪法，成为制约总统副总统法官及其他联邦官员的重要的宪法责任形式，其后以美国宪法为模式的国家的宪法都毫无例外地包含了弹劾条款，而那些议会制国家的内阁也可以因不信任投票而倒阁。

就社会主义而言，在社会主义国家建立之前，马克思恩格斯曾对巴黎公社的选举制和随时罢免撤换制给予了很高评价，在后来的社会主义国家颁布的宪法里，罢免是社会主义国家宪法责任的主要表现形式之。

不论是西方宪政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除了宪法规定了宪法责任的形式外，同时还规定了宪法责任的实现机制。

三由人治到法治的转变政府宪法责任实现的可能性讲到法治，人们首先会想到亚里士多德的经典性论述法治应当包含两重含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机关和个人权力取得的途径就是人民授予权力的途径，从制度设计的层面讲，来自于宪法。

人民通过宪法的授权，使得特定的机关和个人取得权力宪法权力，从操作层面来讲，人民是通过选举来选择特定的宪法权力行使者的，人民通过选举让特定的人拥有宪法权力，因此，选举的原初功能可以概括为选择和赋权。

所谓赋权，就是指赋予权力合法性的功能。

在现代国家，只有按照选举的方式所产生的执掌公共权力者，才具有合法性。

用托马斯杰斐逊的话说，宪政制度下的选举提供了个处理公共权力转移的和平途径，而传统政体下的政治权力演绎的则是专制反抗暴力和阴谋的不合理循环，这样没完没了的反复下去。

因此，选举的原初功能就在于它为政治统治披上了合法性的外衣，为权力的统治和权力服从提供了合意的法律文本，同时，也打开了通向民主之路的途径。

尤其是普通的选举制度，使现代政治统治的合法性得到了绝大多数成员的认可而更具有吸引力和号召力，从而把形式的合法性与实质的合法性有机地结合与体现。

民可载舟，也可覆舟，人民通过选举赋予特定的人行使宪法权力，同样也可以通过选举让已经掌握宪法权力的人中止行使宪法权力或拱手交出宪法权力，这就是现代选举的另个基本功能即监督功能。

就选举的监督功能而言，选举权是公民手中掌握的无形力量，这种无形压力促使通过选举而产生的行使公共权力的人谨慎地使用手中的权力，积极践行他在当选前所作的承诺，否则，选民有权收回当初的授权或委托，经过法律程序提前解除其职务，或撤消政府的合法性，另行改组或重组政府。

作为主权者的人民在把权力授予出去以后，为了保证权力为自己服务，必须对行使权力者进行监督，但监督的个重要前提就是人民能够掌握权力行使过程的种种信息，即人民必须知情。

而知情意味着政务信息的公开，知情权和政务公开是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西方国家的知情权理念和知情权的实现都是针对国家行为的公开性而言的。

洛克在其政府论中指出无论国家采取什么形式，统治者应该以正式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定的良好的。

亚里士多德的这界定可以理解为是从法律自身要求和法律在社会中的实现程度这两个方面最早揭示出法治所应具备的两个基本属性法律的权威性和法律本身的优良品性。

他的这解释奠定了后世法治解释的根基，因而，自近代以来，西方些政治家和思想家对法治含义的揭示都或多或少地受到亚里士多德对法治解释的影响，直把法获得普通的服从和良法作为法治的应有之意。

从亚里士多德的经典定义我们可以推导出或者说我们可以理解为首先，法治是种观念和原则，即法律至上的观念和依法行为的原则其次，法治是种治国方略和调控方式，它和人治是对立的再次，法治是种理想的社会状态，由于每个人特别是行使权力的人具有法律至上的观念，都依照既有的法律作为自己的行为准则而使得整个社会井然有序。

如果这样来理解法治就不难发现，法治和宪法宪政的关系非常密切。

有学者认为，在定意义上说宪政与法治是同义语，但笔者更愿理解为法治是宪政的条件和基础，或者说宪政只有在法治的宏观背景下才是可能的。

因为，只有每个人特别是行使权力的人具有法律至上的观念，宪法至上的意识才能找到归宿只有每个人自觉地服从法律依法办事，宪法才能实施。

因此，只有在法治背景下，宪法才能获得真正的服从和尊重，也只有在法治的条件下，行使权力的人违反了法律，包括违反宪法才有可能受到制裁。

总之，只有法治的，才是宪政的。

法治是存在良宪并能使良宪真正实施的宏观背景，同样，也只有在法治环境下，对违反宪法的责任者才有可能追究。

但是，仅仅有这种宏观背景还不够。

宪法责任的实现还必须借助于具体的制度作为基础性条件，其中公民是否享有知情权，政务信息是否公开，能否实行自由公正的选举，对宪法责任的追究至关重要。

前文已论及直接民主制只适于小国寡民的城邦国家，在地广人众经济利益存在区域产业分化的民族国家里只能实行间接民主制，人民只有通过定的途径将自己的部分权力让渡出去，交由特定的机关和个人代为行使。

特他们运用自由的办法，也确乎是值得他们丧失自由的。

但是卢梭也认为，要实行直接民主制，需要具备许多条件，因而真正的民主制从来就不曾有过，而且永远也不会，事实上，他还是等于承认了随着现代民族国家的出现，直接民主制是不可能的。

既然以个人参与为基础的民主即直接民主只有在定条件下才是可能的，旦这些条件不存在，那么代议制民主就是必然的合乎逻辑的选择。

代议制原则的逻辑与现代民族国家所奉行的人民主权原则的逻辑是统的，代议制民主是人民主权在现代民主国家的体现。

但是，不可回避的问题随之而来，那就是国家权力的所有者人民和国家权力的行使者政府是分离的，作为主权者的人民就不能不考虑公共权力的行使者能否按照人民授权的目的去行使公共权力行使公共权力的人是否会用手中的权力追求自己的利益呢怎样防止和避免公共权力的异化呢诸如此类的问题从古希腊的柏拉图开始就在寻求解决问题的答案，是德治，是法治。

到了近代以后，与法治紧密相联的宪法和宪政大兴其道，人们试图通过宪法的制度性安排来保证权力行使者谨慎地运用手中的权力，并且运用权力为人民服务。

而在宪法的制度性设计中，就包括了以宪法责任为核心的宪法监督制度。

罢免创制复决这些制度的建立就是为了保证当选后的代表更好更忠实地尽职尽责。

宪法责任的存在就如同权力行使者头上的紧箍咒，时刻提醒着掌握公共权力的人不要辜负人民的重托，否则，人民就会运用宪法设定的程序让行使宪法权力者承担否定性的后果。

二人性和权力的二重性政府宪法责任的必要性人民为了自己的根本利益，需要种独立于自己的公共权力，公共权力的出现确实为人民的利益发挥了作用，显示其善的面。

但不可否认，权力有作恶的滥用的自然本性这原则由西方人士所信奉，最迟同文字文明样古老。

人性恶的观念对西方政治文化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

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上，虽有少数思想家比如柏拉图，把治理国家解决政治问提的途径归结到追求个完美的人格哲学分工的办法为自己建立了些特殊的机关来保护自己的共同利益。

但是，后来，这些机关，而其中主要是国家政权，为了追求自己的特殊利益，从社会的公仆变成了社会的主人。

这种情形不但在世袭的君主国内可以看到，而且在民主的共和国也可以看到，而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后，国家最多也不过是无产阶级在争取阶级统治的斗争胜利之后所继承下来的个祸害胜利的无产阶级也将同公社巴黎公社引者注样，不得不立即尽量除去这个祸害的最坏方面，直到在新的自由的社会条件下成长起来的代能够把这全部国家废物完全抛掉为止。

既然人性是恶的，权力也是必要的恶，随之而来的问题理所当然的是如何抑制恶性，怎样制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