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城镇职工基本养老金为元,城镇居民社会养老金为元,而农村社会养老金仅为元,机关事业单位平均养老金额度相当于农民的倍,不合理。而在机关事业单位内部,由于单位权力差别,资源占有不同,内部再分配水平也存在巨大差距。覆盖面小水平低极度不公正的再分配与资源垄断导致的极度扭曲的初次分配使中国社会贫富差距非常大,根据国家统计局统计,年中国基尼系数为,但根据西南财经大学甘犁教授中国家庭金融调查组统计,年中国基尼系数为,远高于世界平均的。分配不公不仅阻碍内需扩大,也严重威胁社会稳定,成为中国现代化面临的最大问题。因此,要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中国就必须大幅缩小社会贫富差距,除进步明晰产权,完善市场体制,促进公平竞争,减少初次分配的扭曲外,还必须对不合理的再分配制度进行重大改革。首先,必须改变传统的社会福利思想。在东亚儒家文化看来,社会保障是家庭与家族的责任,通过家庭内部与家族内部与家族的责任,通过家庭内部与家族内部互助实现社會保障,政府最多对鳏寡孤独进行最低水平的社会救济,实行无为而治。在传统儒家主流文化中,贫困的责任主要在个人,是个体懒惰奢侈道德败坏的结果,因此,贫困不仅是可耻的,也是不道德的,不值得同情,更不用谈对他们提供福利。中国长期的官本位思想根深蒂固,也造成体制内外社会保障的巨大差别不同部门之间社会福利待遇的严重不平等。只有改变传统的社会福利思想官本位思想,树立公民权力意识责任政府意识,认识到公民要求社会保障与福利是他们的正当权利,制度型再分配具有内在的合理性,是实现分配正义和促进社会发展机会均等的重要手段,我们才能对社会财富进行公平的再分配,实现分配的正义。其次,再分配制度改革必须坚持公平优先。公平不仅是社会稳定的基石,在定条件下也是效率的源泉,只有让普通大众分享技术进步的成果,获得自己应得的那部分技术财富遗产,才能有效缩小社会贫富差距,扩大阶层流动渠道,激发劳动者劳动积极性。因此,政府方面应进步完善税收制度,调整加强个人所得税的征收,尽快征收房产税遗产税赠与税等财产税,将个人获得的不当垄断利润收归社会,特别是对垄断能力更强的互联配模式中,后种模式使技术遗产只惠及少部分群体,明显违背分配的正义,既不公正,也难以持续。前种再分配模式中,第种和第种既考虑到经济发展水平,也坚持了分配的正义,比较适合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当然,古巴模式存在低效问题,这主要是其不合理的产权制度与计划经济导致,并非再分配之罪。但第种和第种再分配模式只是理想状态,是大部分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理想中的再分配模式,在全球化压力非新教文化低国民素质情况下,公平的再分配可能会影响到这些国家国民劳动积极性,降低经济效率和竞争力,因此,各国应根据本国国情合理调整再分配,允许在不同种类人群之间存在再分配水平差异。但这种分类不是依据传统的种族阶层行业,而是依据受教育水平与学术科技创新能力,对社会进步的贡献进行。当然,经济刺激只是治标之举,大力提高国民教育水平和教育质量,积极进行文化创新,重塑造福社会积极进取的进步价值观才是治本之举。中国再分配制度改革建议年中国人均国民收入已达美元,进入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行列,完全有能力实现广覆盖中等水平比较公平的再分配。但现实是,尽管政府不断扩大社保覆盖面,但还是有很多农民工城市贫民失业大学生家庭主妇被排除助能力,大量贫民的存在不仅造成严重人道危机,也威胁社会稳定。为减少阶层冲突,促进社会和谐,政府开始出面有意识地救济穷人与失业人员,英国的济贫法成为现代福利制度起点。随着世纪民族国家的形成,民族主义与国家主义成为主流意识形态,为争夺原料产地与商品销售市场,各资本主义强国进行了激烈竞争。而启蒙思想的传播,工人阶级的壮大,社会民主党的崛起,也对资产阶级统治形成严峻挑战。为缓和社会矛盾,增强国民凝聚力,各国資本家对工人做出妥协,在定程度上提高了工人福利待遇,逐步建立起养老工伤失业保险,其中德国首相俾斯麦建立的社会保险制度具有里程碑意义,其他国家纷纷仿效。战后,各国进步提高工人地位,推动了福利制度建设。随着工业化进入第阶段,殖民地瓜分完毕,资本主义大生产效率的快速提高与社会消费能力有限的矛盾日益突出,生产过剩最终酿成年席卷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大危机。正是认识到社会贫富差距过大是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英国著名经济学家凯恩斯发表了通论,颠覆了传统的萨伊定律,指出在工业化时代需求决定了供给,要促进经济发展,就必须扩大有效需求,只有通过加大再分配力度,缩小社会贫富差距,让普通大众拥有消费能制度型再分配的理论基础与中国再分配制度改革建议原稿生变化。在此基础上,心理学家马斯洛提出了需求层次论,认为人的需求也是个动态过程,由低级的物质与生理需求逐步向高级的社会需求自我实现需求转化,其顺序为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爱与归属感需求尊重需求自我实现需求。马斯洛认为,般来说当人低层次需求得到满足后就会追求高层次需求,获得基本满足的需求驱动力就会下降。个国家多数人的需求层次结构是同这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科技发展水平文化特征和国民受教育水平紧密相关。需求层次论提出后获得广泛认同,深刻影响到人力资源管理和教育政策社会福利政策的制定。从马斯洛理论我们可以推论出在人均收入很高教育发达国民自我实现需求很强烈的国家,制度型再分配有利于解除国民的生存风险忧虑,为他们的自我实现创造更多机会。因此在这些国家,制度型再分配与经济效率的提高可能并不冲突,而是相互促进。因此,在知识经济与后工业化时代,技术价值的历史累积性与技术在财富创造中的主导地位决定了制度型再分配在发达国家的合理性。在后工业化时代,价值多元化与生态意识的兴起也使发达国家国民对经济增长的需求降低,对社会公平安全尊重与自我实现的需要提高,这为制度型再分配创造了条件。并且,制度型再分配转型创新天津社会科学,∶。制度型再分配的理论基础与中国再分配制度改革建议原稿。第种再分配模式的特点是再分配覆盖面小水平高,但统治阶层内部再分配比较公平。这类国家普遍实行专制体制,统治基础小,依赖于宗教部族利益集团实行统治,因此再分配主要限于统治阶层内部,覆盖面小,但水平比较高,内部比较公平,以收买人心,提高统治阶层内部凝聚力。采用这种再分配模式的国家由于政治同盟属于少数派统治,为巩固统治,政治同盟垄断了国家经济与政治权力,成为分肥集团,导致社会矛盾激化,最终酿成长期的国内冲突。第种再分配模式的特点是再分配覆盖面小水平高,且利益集团内部分配不公平。采用这种再分配模式的国家普遍被利益集团控制,利益集团分肥国家,导致大部分人无法分享经济发展成果,社会贫富差距大,冲突严重,政局动荡,经济停滞,并且由于各利益集团实力不同,导致他们内部权力差异大,使利益同盟内部的再分配也不公平。这种利益集团操控的再分配模式使国家长期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不可持续。在以上种主要的再分配模式中,后种模式使技术遗产只惠及少部分群体,明显违背分配的正义,既不公正,也难以持续。前种再分配模式中,第种和第政府社会福利责任理论范式演变与制度转型创新天津社会科学,∶。制度型再分配的理论基础与中国再分配制度改革建议原稿。因此,在知识经济时代,制度型再分配具有内在合理性,它是技术价值论的必然结果。其次,制度型再分配也能够兼顾效率。这涉及对人性的根本看法,在西方传统文化中,人性恶论占主导地位,从亚当斯密到门格尔再到凯恩斯,西方主流的人性论认为人性是恶的自私的,趋利避害,应该通过奖罚机制激发人们的劳动积极性,因此才有著名的经济人理论,这也是西方经济学的哲学基础。然而,随着人类对自身认识的不断深入,经济人假设受到质疑,梅奥通过霍桑实验提出了社会人理论,认为人很重视自己的社会关系,物质利益处于次要地位,仅仅强调物质利益是不够的,良好的社会关系也是生产力。麦格雷戈则提出了理论,指出人性本善,赫茨伯格也提出了双因素理论,认为人有内在的自我实现需求,只有尊重和相信下属员工,为他们提供工作和发展的条件和机会,才能激发他们内在的善与超越性需求,提高工作积极性。沙因对经济人社会人与自我实现人理论进行了综合,提出了复杂人理论,该理论认为,个人随着年龄地位与经济状况价值观的变化,其追求会是治标之举,大力发展教育事业,提高教育质量,最终提高国民总体素质,重建积极进取的价值观,才是提高国家科技创新能力的治本之策。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年人类发展指数报告,中国人均受教育年限为年,排名世界第位,而根据上海交大年世界大学学术强排名,中国内地大学入榜个,远低于中国人口比例,教育质量与国民总体素质较低已经严重影响国家科技创新能力。根据全球经济论坛发布的年全球创新能力,中国排名位,远低于人口少于万的丹麦芬兰新加坡以色列等国。要提高科技创新能力,就必須提高教育质量和国民素质,这主要应通过继续增加教育投入缩小城乡教育质量差距改革教育体制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制定更公平的教育评估体制来实现。中国传统儒家文化强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积极进取精神,与新教伦理有很多相通之处,成为日本与东亚小龙崛起的重要原因。但由于长期的国有制计划经济影响与高度的权力与市场垄断,导致寻租问题严重,不公平竞争广泛存在,加上十年文革的影响,使中国传统文化遭到严重破坏,社会价值观紊乱。只有加快国有企业改革,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臵中的基础作用,创造公平竞争的环境,积极吸收国内外优秀文化成果进行文化创新,中国当垄断利润收归社会。另方面,政府应大幅提高社会福利支出在中的比重,扩大再分配的覆盖面,提高弱势群体的社会保障水平,让国民获得应得的历史遗产份额,实现分配的正义。当前中国社会保障体制改革的重点,是应大幅提高以农民为主的弱势群体的基本养老金待遇,考虑到物价水平和国力,农民每月平均元的养老金显然过低,不足以维持基本生活,也加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