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人可以在书面合同中协议选择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签订地原告住所地标的物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而年民事诉讼法将此规定修正为合同或者其他财产权益纠纷的当事人可以书面协议选择上述种地点人民法院管辖外，其他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的人民法院亦可经当事人约定从而享有管辖权。再例如，关于审理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条规定，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民事纠纷案件的侵权行为地包括实施被诉侵权行为的网络服务器计算机终端等设备所在地。侵权行为地和被告住所地均难以确定或者在境外的，原告发现侵权内容的计算机终端等设备所在地可以视为侵权行为地。从这里立法的调整上我们可以看出，对于地域管辖的要求已经趋于淡化，且这种趋势必将影响到今后诸多立法与法律修改。民事诉讼地域管辖趋于灵活与包容，究其原因，很大程度上可以归结于科技的进步。方面，科技的进步使得传统受制于地域的诉讼因素的影响淡化。例如，电子化文档的发展，使得异地举证成为可能全国范围内统网络平台的建立，使得查询异地信息变得触手可及。另方面，科技的进步导致了借助于信息网络的侵权行为的增加。但是这种将信息网络作为工具的侵权具有极大的隐蔽性，使得权利人即使发现了侵权行为，也很难确定隐藏在信息网络背后的真正的侵权者。将网购收货地作为管辖地的负面影响管辖权异议，是为了平衡原被告之间的程序利益而赋予被告的权利。正如李浩教授所说管辖权异议的法理基础是当事人诉讼地位平等原则，原告享有选择法院的权利，被告则相应地享有对管辖权提出异议的权利。但是，如果认可网购收货地作为专利侵权案件的管辖连接点，通过选定网购收货地来挑选管辖法院，这就使得被告不得不拿出唯的武器管辖权异议来对抗原告。特别是在专利侵权诉讼中，对被告的要求非常严格，被告需要在收到诉状副本的天答辩期内提出无效宣告请求。因此，根据诉讼法原理中的武器对等原则，应当考虑给被告提供更大的管辖权异议的空间，更均衡的保护当事人的程序利益。但这种保护的倾向脱离了管辖权异议制度的内涵，偏离了该制度设立的初衷，造成了管辖权异议制度的异化。若法律赋予专利权人可以在网购收货地起诉的权利，不容忽视专利权人将会借网购收货地与案件有实际联系之名，行挑选法院之实。类似的情况在美国也有出现，美国德州东区联邦地区法院法官以亲专利权而著称，这可能是由于德州经济发展落后，法院希冀对专利权人加强保护以发展当地经济。德州东区法院的收案量直保持领先，被称为德州东区现象。在案。中，美国最高院于年月日撤销联邦巡回上诉法院的判决，发回重审。理由是美国公司的住所地仅指其注册州。由此该案明确了美国公司作为专利诉讼被告时，管辖法院仅指被告住所地以及被告实施侵权行为且被告拥有经常的营业场所之地，从而通过最高法院的判决明确表示了对挑选法院的否定态度。正确确定专利侵权案件管辖地的考虑因素笔者认为解决该问题应采用宽进严出的策略。具体来说，程序上应当先将网购收货地作为管辖连接点纳入，但同时要在被告提出管辖权异议时审核其实质理由，即专利权人是否有制造管辖的动机。类似的思想最高院也曾经表达对案件管辖的确定，在受理立案中法院仅进行初步审查，有关证据只要在形式上符合法律规定，即可依法决定受理。但在案件受理后被告依法提出管辖权异议时，受理该案的法院应当就确定案件管辖权的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进行全面审查，包括对有关证据的审查认定。在认定是否可以受理案件时的考虑的因素如下。侵权产品的销售方式侵权产品的销售方式首先要考虑是否主要通过信息网络方式进行出售。这也与侵权产品的属性息息相关，如是可以直接虚拟接受的产品还是必须通过实物接收的产品。其次，侵权产品的销售方式还包含销售平台，销售数量等因素。销售平台可以分为大型购物网站以及私人网络交易两种类型。越倾向于大型购物平台，平台对卖方的把控程度越强，因此越容易通过平台得到卖家的真实身份信息与住所地。销售数量方面是指专利侵权产品的总体销售数量，另方面是指通过信息网络方式销售的专利侵权产品的数量。通过信息网络平台销售的数量比例越高，对于专利权人的权利的侵害就越大，就增强了专利权人选择网购收货地进行起诉的正当性。在侵权者住所地提起诉讼的难易程度如果权利人很难在被告住所地提起诉讼，属于可以突破被告就原告的理由之。但是要严格限制此条件的运用。般认为的很难在侵权者住所地提起诉讼的情况包括以下兩种是卖方通过信息网络渠道销售专利侵权产品，专利权人只知道市场上存在此专利侵权产品，但是由于网络的限制，很难找到背后真正的侵权者。是虽然知道侵权者，但是其住所地在境外。十总结在确保不违反民事诉讼基本目的的前提下，要注意到管辖的确定并不是纯程序的问题，其中涉及很多事实的判定。事实的复杂程度使得在此问题上不宜设定绝对标准，而是应当进行个案判断，这也是我国司法制度不断发展和完善过程中的种有益尝试。网购收货地能否成为专利侵权诉讼管辖连接点探微论文原稿。信息网络侵权行为根据民诉法解释条的规定，信息网络侵权行为的侵权结果发生地包括被侵权人住所地。如果通过网络销售侵权产品算作信息网络侵权行为的话，那么被侵权人住所地就可以成为管辖连接点。但在知识产权审判实务中，全国各地法院对该条文涉及的案件范围有不同理解，涉网络知识产权侵权案件的地域管辖标准不统已经成为突出问题。由于该问题还没有明确的司法解释，因此需要通过文义解释以及体系解释的方式来释明。需要指出，不是所有通过网络实施的侵权行为都是信息网络侵权行为。关于审理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条将信息网络界定为包括以计算机电视机固定电话机移动电话机等电子设备为终端的计算机互联网广播电视网固定通信网移动通信网等信息网络，以及向公众开放的局域网络。信息网络的涵盖范围如此之大，在判断是否属于信息网络侵权行为时要从实质出发，注意规制信息网络侵权行为的本意是去规制那些主要将信息网络作为手段去实施的侵权行为，不能只要与这些传播手段沾边就认为是信息网络侵权行为。对于销售行为来说，也可以通过是否主要依靠了信息网络去实施分为两种类型。主要通过信息网络去实施的行为指侵权者主要通过信息网络渠道去销售其侵权产品，或者虽然有线下销售渠道，线上销售渠道也占有实质性的比重。另外种即不是主要通过信息网络行为实施的。这种侵权行为的特点是，侵权者本身不通过信息网络渠道销售侵权产品，而权利人为了达到挑选管辖地的目的，从而特意通过信息网络与侵权者沟通，选择让侵权方以邮寄的方式交付或者，虽然专利侵权产品的销售方本身也有通过信息网络销售的渠道，但是没有占到其销售方式的实质性的份额。综上，本节介绍了认可网购收货地法院具有管辖权的种径路，为将网购收货地视为销售地，为将网购收货地认为是侵权结果发生地，为将通过网络销售专利侵权产品的行为视为信息网络侵权行为。最高院认为即使不能确定签订买卖合同之时的卖方住所地，也要通过相对固定的网络销售商主要经营地被诉侵权产品储藏地发货地或者查封扣押地等来确定。那么，既然可以用这些相对固定的地点来代替卖方住所地，实在无法得知卖方住所地的情形下，法律应该如何认定呢通过最高院的用词可以分析出其虽未明确认可将网购收货地作为连接点，但是给出了定的灵活空间。法院作出不同判断的动因首先，收案数量可能是衡量法院工作的指标之。根据最高院年月发布的中国法院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状况，知识产权民事审案件上升幅度最为明显，达到。北京上海江苏浙江广东省市法院收案数量直保持高位运行态势，新收各类知识产权案件数合计件，占全国法院的。此报告也具体指出知识产权案件受案数量增多的法院，其他些省份也改往年案件数量偏少的状况，如贵州法院随着工业强省城镇化带动战略的推进，案件数量增长迅猛，同比上升了。重慶法院的知识产权案件数量也大幅攀升，全年新收知识产权案件同比上升。湖南安徽法院知识产权审案件数量也增长迅速，分别同比上升和。由此可以看出，地方法院受理知识产权案件的数量影响着法院工作的绩效考评，部分法院希望自己来审理可能有管辖权的案件。与之相反，像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可能由于收案数量已经远远超过现有法官可以承受的数量，因此对于管辖权有争议的案件缺乏强烈的管辖意愿。其次，知识产权案件可能涉及疑难重大有代表性创新性的案件，审理这样的案件，有可能给法院带来较好的评价。例如最高院会定期发布指导性案例，高院也会发布些典型案例创新案例，如果可以选入这些案例，无疑无论对于法官和法院都是个极大的肯定与表彰。再次，法官本身的意愿也会影响对于模糊地带问题的实践。在我国有很多优秀的法官对审判工作有着极大的热情，愿意风险大量心血和精力去投入审判工作。因此不少优秀法官有意愿去对案件进行审判，从而减少了移转案件的数量。最后，保持司法的稳定性。法院通过多年的实践确定下来的规则，后面的判例般会遵守，这也是此问题会呈现地域性特征的原因。但是这种固守先例的做法不应该有地域性的差别，否则就会产生全国范围内的司法不统，导致同案不同判，破坏我们整个国家司法体制的稳定性。网购收货地作为专利侵权案件连接点的正反考量将网购收货地作为管辖地的合理性审判公正假定管辖制度的本质就是种分配制度，而这种分配制度建立的前提就是每家法院的裁判都是客观公正的，即所谓的审判公正假定。在审判公正假定的前提下，不存在地方保护主义与法院裁判水平不足的问题，因此不用考虑这些法院个体之间的差别对案件处理的影响。因此，挑选法院的现象是不存在的，也就是说权利人选择在何地法院进行起诉对案件审理结果没有实质性的影响，将网购收货地法院作为管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