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的职责格局不符合，则难以起到问责的真正作用。总的来说，在政府内部要理顺政府纵向和横向部门的关系，明确合理的界定它们之间的职能权限。同时，在部门内部，各岗位之间上下级之间的权责也应规范化明确化。只有这样，厘清问责对象才有明确的依据。明确问责事由行政问责的事由也是需要进步界定的问题。实践中，主要是对突发公共事件重特大安全事故等进行问责。但同时，也出现了诸如对华南虎照片事件开会打盹等政府官员的问责。因此，有必要确定根据行政问责事件的严重程度而采取不同的问责措施，以提高问责的规范性和制度化的程度。具体而言，在规定问责的情形时，要按照权责对等的原则，采用定性和定量原则和具体相结合的办法，尽可能做到既涵盖全面，使之有普遍的适用性，又体现定的量化依据，使之有较强的可操作性。总之，只要执政行为或决策行为涉及到公众利益，问责主体就有质询权，就属于问责范围之内，从管理不善政绩平平到用人失察决策失误等都要被追究责任。在上述定性的前提下，要尽可能量化，从而使追究责任时具有针对性适用性，而不是刀切。完善问责程序行政问责程序直接关系到问责的可操作性，将直接影响行政问责的效果。程序是任何项健全的法律制度所必备的要素。正是程序决定了严格的法治与恣意的人治之间的基本区别。因此，行政问责立法要规范问责程序，以保证各问责主体的权利和权力。只有程序落实了，问责制的意义才能真正体现出来。近年来，些公共事件的责任人，由于有关部门的不尽责，风头过后最终没有受到应有的惩罚和追究，依然逍遥于问责之外。这种现象极大地影响了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的信任感，也挑战了问责制的严肃性。问责程序主要涉及设立专门的问责受理机关，受理和统管理投诉检举和控告规定受理期限处理期限复议期限规定行政问责的回避制度申辩制度规定行政问责的启动程序等等。今后，我国行政问责立法的个重点就在于制定出操作性强，保障得力，权责分明的行政问责程序性法律规范由此可见，自年行政问责拉开常态化序幕之后，经过几年的发展，年迎来了新轮官员问责风暴的高潮，说明我国的问责制正朝着常态化发展。当前，些地方之所以发生重大生产安全事故和食品安全事故，是因为些干部缺乏忧患意识责任意识，工作不扎实，有的甚至对群众呼声和疾苦臵若罔闻，对关系群众生命安全的重大问题麻木不仁。问责制度的常态化，要求经常问责这样的官员，就是要督促官员始终把民众的安危冷暖记在心上，以民为本。问责制常态化的意义还在于，经常问责官员，促使其转变作风，带来社会风气的普遍好转，以责任唤醒官员群体的道德自觉和自律，并将这种自觉和自律体现到对制度和规则的普遍尊重和遵从。我国行政问责制存在的问题我国自推行行政问责制度以来，展开了积极的探索，并取得了定的成效，积累了宝贵经验。各地也先后出台了系列地方问责制度，如重庆市政府部门行政首长问责暂行办法海南省行政首长问责暂行规定成都市行政首长问责暂行办法和云南省关于省政府部门及州市行政负责人问责办法等。据统计，截至目前，全国出台并全面启动行政问责制相关办法的省区市已达多个。试论我国行政问责制的常态化与法制化论文原稿。月日，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舞厅发生特大火灾事故同天，黑龙江省鹤岗市富华煤矿发生井下火灾事故月日，河南省登封市新丰矿发生煤与瓦斯突出事故月，山西省吕梁市等地在安全生产检查中，被发现存在私挖滥采严重安全隐患突出等问题数名官员在这系列的事故事件中被免职或撤职。我国常态化的行政问责启动于年非典时期，是新中国历史上首次在突发灾害事件中，短时间内就同问题连续地大范围地追究官员责任。此后，在重庆开县井喷事故北京密云灯会踩踏事故吉林市中百商厦特大火灾事故广东大兴煤矿透水事故山西洪洞矿难等系列事故中，大批官员相继被免职撤职。行政问责对象不明在我国，由于党政关系的复杂性和公务员岗位设臵及其职责规定不明权限模糊，致使行政问责在操作层面存在不少难点，在责任落实和责任追究过程中问责对象难以明确。由于缺乏明确的责任人，旦出现问题，相关部门就相互推诿或者在问责中，问责客体具体应当承担什么责任，模糊不清。具体表现在是直接责任人和间接责任人划分不清。是个人责任和集体责任划分不清。试论我国行政问责制的常态化与法制化论文原稿。月日，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舞厅发生特大火灾事故同天，黑龙江省鹤岗市富华煤矿发生井下火灾事故月日，河南省登封市新丰矿发生煤与瓦斯突出事故月，山西省吕梁市等地在安全生产检查中，被发现存在私挖滥采严重安全隐患突出等问题数名官员在这系列的事故事件中被免职或撤职。我国常态化的行政问责启动于年非典时期，是新中国历史上首次在突发灾害事件中，短时间内就同问题连续地大范围地追究官员责任。此后，在重庆开县井喷事故北京密云灯会踩踏事故吉林市中百商厦特大火灾事故广东大兴煤矿透水事故山西洪洞矿难等系列事故中，大批官员相继被免职撤职。由此可见，自年行政问责拉开常态化序幕之后，经过几年的发展，年迎来了新轮官员问责风暴的高潮，说明我国的问责制正朝着常态化发展。当前，些地方之所以发生重大生产安全事故和食品安全事故，是因为些干部缺乏忧患意识责任意识，工作不扎实，有的甚至对群众呼声和疾苦臵若罔闻，对关系群众生命安全的重大问题麻木不仁。问责制度的常态化，要求经常问责这样的官员，就是要督促官员始终把民众的安危冷暖记在心上，以民为本。问责制常态化的意义还在于，经常问责官员，促使其转变作风，带来社会风气的普遍好转，以责任唤醒官员群体的道德自觉和自律，并将这种自觉和自律体现到对制度和规则的普遍尊重和遵从。我国行政问责制存在的问题我国自推行行政问责制度以来，展开了积极的探索，并取得了定的成效，积累了宝贵经验。各地也先后出台了系列地方问责制度，如重庆市政府部门行政首长问责暂行办法海南省行政首长问责暂行规定成都市行政首长问责暂行办法和云南省关于省政府部门及州市行政负责人问责办法等。据统计，截至目前，全国出台并全面启动行政问责制相关办法的省区市已达多个。试论我国行政问责制的常态化与法制化论文原稿。厘清问责对象问责对象即向谁追究责任的问题。问责就需要严格划定责任对象范围。也就是哪些人需要承担公共权力不当使用或者未尽职责的责任。而责任对象范围的基础是岗位职责范围，首先是对当前政府工作岗位进行科学的明细分析，形成详细的岗位说明书，以明确各个岗位的职责范围，为划定责任对象范围提供参考依据。对问责对象的划定，需要按照权责对等的原则来进行，授权的范围有多大，就应当在多大的范围内问责。否则，若问责与现实的职责格局不符合，则难以起到问责的真正作用。总的来说，在政府内部要理顺政府纵向和横向部门的关系，明确合理的界定它们之间的职能权限。同时，在部门内部，各岗位之间上下级之间的权责也应规范化明确化。只有这样，厘清问责对象才有明确的依据。明确问责事由行政问责的事由也是需要进步界定的问题。实践中，主要是对突发公共事件重特大安全事故等进行问责。但同时，也出现了诸如对华南虎照片事件开会打盹等政府官员的问责。因此，有必要确定根据行政问责事件的严重程度而采取不同的问责措施，以提高问责的规范性和制度化的程度。具体而言，在规定问责的情形时，要按照权责对等的原则，采用定性和定量原则和具体相结合的办法，尽可能做到既涵盖全面，使之有普遍的适用性，又体现定的量化依据，使之有较强的可操作性。总之，只要执政行为或决策行为涉及到公众利益，问责主体就有质询权，就属于问责范围之内，从管理不善政绩平平到用人失察决策失误等都要被追究责任。在上述定性的前提下，要尽可能量化，从而使追究责任时具有针对性适用性，而不是刀切。完善问责程序行政问责程序直接关系到问责的可操作性，将直接影响行政问责的效果。程序是任何项健全的法律制度所必备的要素。正是程序决定了严格的法治与恣意的人治之间的基本区别。因此，行政问责立法要规范问责程序，以保证各问责主体的权利和权力。只有程序落实了，问责制的意义才能真正体现出来。近年来，些公共事件的责任人，由于有关部门的不尽责，风头过后最终没有受到应有的惩罚和追究，依然逍遥于问责之外。这种现象极大地影响了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的信任感，也挑战了问责制的严肃性。问责程序主要涉及设立专门的问责受理机关，受理和统管理投诉检举和控告规定受理期限处理期限复议期限规定行政问责的回避制度申辩制度规定行政问责的启动程序等等。今后，我国行政问责立法的个重点就在于制定出操作性强，保障得力，权责分明的行政问责程序性法律规范立法应保障公众参与行政问责的权力，提高公民参与行政问责的积极性，以使行政问责更得民心顺民意。司法机关也是必不可少的问责主体之，以使问责制以多种责任形式为最终目标，有利于完善责任体系。应当注意的是，在具体到每个问责对象的问责制上，又必须具体分析即党组织问其党员干部的责政府问其有权处分的官员的责人大问其任免的官员的责等。因此，行政问责立法必须完善这些问责主体的权力，以确保问责到位合法有效。笔者更倾向于后种观点，即行政问责包括过错和非过错追究，指向行政无作为不作为乱作为作为不力。行政问责制度的根本目的在于更好的约束政府及其公务人员的行为，使其更好的行使政府管理职能，从而促进民主政治的发展和责任政府的建设。对过错和非过错均进行追究，更有利于促进公务人员解放思想，不做庸官，有利于推进民主政治改革和建设和谐社会。因此，可以将行政问责制定义为政府及其公务人员有义务就其职责范围内的工作状况和绩效接受质疑，并因其过错或非过错所造成的不良后果受到追究的行政管理制度。我国行政问责制的常态化年注定成为行政问责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