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可以使社会平稳健康发展。在制定社会保障政策时，国会基本遵循了罗斯福新政以来的国家资本主义道路。例如，颁布于年的住房法，就以清理贫民窟，改善贫困家庭居住环境为宗旨。直到世纪年代之前，赤字经济和进步主义的社会保障政策，直深受美国公众的欢迎。因而议员们也会利用各常设委员会借款授权和订约授权，绕过正规的预算编订程序筹集相关经费或是设立不受年度预算机制约束的永久拨款项目，以保障相关款项的稳定拨付。基于宏观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战后美国国会对扩张型的联邦财政政策采取了默许甚至支持的态度，这等于在定程度上放弃了利用预算制定权限制联邦行政机构权力的扩张。而部分议员出于个人利益的考量，帮助行政部门绕过正规预算和拨款程序获得资金的行为，既破坏了国会立法权的完整性，也是对国会立法机制改革初衷的背叛，必然会对改革的实际效果造成负面影响。其次......”。

2、“.....使国会履行制衡职能时压力倍增。尽管自年国会重组法制定和颁布起，国会就试图以增强委员会体系的分工和专业性，以及设立智库立法服务机构的方式提升立法能力，但其无法对法律从创制到执行的全程做到精准掌握，这就为联邦行政机构实际参与联邦立法并获得相关的话语权提供了机遇。根据年颁布的预算和会计程序法，国会正式承认了总统在联邦预算编订过程中的领导地位，即总统可以随时向国会提出增加或缩减预算的建议和与预算相关的政策信息由受总统直接指挥的预算局统负责，其他行政机构须听从其安排和调遣。针对联邦行政和立法机构之间预算信息沟通不畅的问题，预算和会计程序法还授权总审计长和预算局局长同为联邦政府的财会和金融改革拟定计划。年生效的国会预算与扣留控制法，更是进步规定由总统负责联邦年度预算计划的起草工作。在有关社会保障问题的立法事务上，联邦行政机构也掌握着相当大的话语权。例如......”。

3、“.....年，国会制定了包括经济机会法食品券法中小学教育法等在内的部社会保障法案，其中仅年社会保障法修正案就在当年的联邦财政支出中列入了亿美元的社保开支。如果说国会认同扩张型的联邦财政政策还算是面对客观经济形势做出的自主选择，那么联邦行政机构对国会核心权力领域立法权的渗透，则反映了国会立法能力仍不能满足实际立法需求的事实，也是战后立法机制改革未能达到预期效果的个重要原因。此外，世纪年代后，美国国会进入了原子化与党团影响力复苏并存的时代。此时的国会立法往往同时涉及多个学科和领域的相关知识，且国会党为发挥其在组织动员方面的专长，更倾向于制定综合性巨型法案，于是以专业分工见长的单委员会体系也就失去了用武之地。年时，已有的众议院议案是通过多个委员会合作完成编订的，到了年前后，这比重升至。美国国会立法机制改革的实际效果及其影响因素客观地说......”。

4、“.....实难做到公允。在近半个世纪的立法机制改革歷程中，美国国会改革举措与亟待解决问题之间的博弈和较量始终没有停止，这使得任何次改革在取得成绩之余，也可能为新问题的产生埋下了伏笔。世纪年代和年代的美国国会委员会制度改革就是最好的例证。从这个角度上看，以项改革措施或阶段改革实时效果来评估美国国会立法机制改革的成败，难免有以偏概全之嫌，唯有综合考察立法机制改革前后美国国会立法能力的变化，以及其对国会在美国联邦政策制定过程中话语权的影响，才能对战后美国国会立法机制改革的实际成效做出较为准确与公正的评判。基于这种认识，我们可得出以下两点基本判断其，战后美国国会立法机制改革确实起到了提升立法能力的作用，这既可以从委员会制度助理制度与立法办公技术改革所取得的成效中求得佐证，又可以从改革后国会与总统之间权力制衡机制依旧有效的政治现实中找到答案。其......”。

5、“.....总统及其领导的行政机构拥有更大话语权的现象并没有被彻底改变，国会希望通过强化自身立法能力以谋求建立与总统间的权力均势，仍旧是任重道远。而影响美国国会立法机制改革实际效果的因素，除了立法制度设计上的优劣和议员们在立法行为中的抉择外，还有改革的最终目标与实际立法需求之间的差距，以及地域代表制和多数原则等宪法原则的限制因素。对于美国国会而言，推进立法机制改革的最终目标是捍卫宪法中的分权制衡原则，提升立法能力只是达成最终目标的途径。作为美国宪法中的核心概念之，分权制衡原则深受霍布斯洛克等人的自然法学说和消极自由理论影响，其背后的权利观是将公民权利定义为种自然的自由。依据这权利观，每个公民都有权按照自己的心意利用他自己的力量以维续他自己的本质的自由，毋需得到任何人的许可或听命于任何人的意志。为保障这种自由，美国宪法第条修正案规定......”。

6、“.....换言之，个人并不是通过政府才能成为权利的所有者，他们的权利来自于自然法则。故而，个人奋斗是美国公民践行自然权利的主要途径。为了防止个过度有为的联邦政府对公民权利和自由构成威胁，美国宪法在划定联邦权力与公民权利之间边界的同时，也赋予了联邦权力机构之间彼此制衡的职责和使命。正因如此，捍卫分权制衡原则，便成为美国国会推进立法机制改革的法理依据和最终目标。世纪中叶之后，垄断资本主义在美国的兴起，悄然改变着公民权利的内涵和实现条件，些有识之士开始意识到，失去了政府的参与，社会经济的运行将会陷入停滞。即便那些仍然倡导消极自由权利观的人们也不得不承认，他们的幸福很大程度上归功于政府的协助，远非自给自足。然而，在联邦政府职能拓展的过程中，总统及其领导的联邦行政机构成为最大的受益者，国会则面临着政策话语权和影响力下滑的压力。当此情形下，国会捍卫分权制衡原则......”。

7、“.....更是为了维护国会的政治声望和议员个人的利益。因此，年国会立法机制改革，也是这使命呼唤的结果。但与始终如的改革终极目标相比，国会面对的实际立法需求，因为关乎国计民生，所以往往是具体且不断变化的。当改革的最终目标与实际立法需求相契合时，改革的效能往往能够得到较好发挥，但当实际立法需求迫使国会立法决策和活动偏离其立法机制改革初衷时，改革的实际成效就很难达到预期。首先，战后联邦行政权力在美国经济和社会保障领域的拓展，已成为具有强大惯性的既定政策，这使得国会履行权力制衡职责的效果大打折扣。二战后美国国会立法机制改革研究论文原稿。最后，战后美国国会立法机制改革引入行政化改革举措，也是出于立法制度新旧更替的现实需要。从改革实际效果上看，行政化改革措施确实对提升国会立法能力和效率起到了积极作用，但也引起了不小的争议方面，行政化委员会体系造成了议员间的不平等......”。

8、“.....国会立法服务体系更是游离于宪法搭建的权力制衡框架之外，亦无须接受选民监督，大有从权力的工具变成了权力的表征的趋势。按照参议员罗伯特，这个国家基本上是由参众两院议员助手治理的。即便如此，国会也不敢贸然禁止行政化改革举措的应用，因为其在效率方面的优势是国会无论如何也难以拒绝的。最终，国会面对行政化改革举措所表现出的欲拒还迎的实用主义和机会主义心态，不仅使相关改革举措始终难以发挥全部的效力，还间接导致改革进程陷入停滞。立法过程的无人化美国国会立法机制后续改革的备选方案通过系统梳理战后美国国会立法机制改革历程，我们看到导致改革未能克竟全功的原因主要在于改革的最终目标与实际立法需求间的偏差部分宪法规则与原则的时代局限性和具体改革措施的缺陷个方面，而国会可以凭借自身能力和职权加以调整和改进的，恐怕只有第项具体改革措施的缺陷。在这个意义上......”。

9、“.....则应该在选择更科学更可行的改革举措上多做些尝试。而在国会已采取的改革举措中，议员和国会助理作为改革计划的执行人，能否做到依法依规履职，并且能够平衡坚守改革初衷与维护公共利益和实现个人价值之间的关系，将最终决定改革的实际效果。换言之，立法机制改革就是对国会立法权行使方式的彻底洗牌，所有议员和国会助理都会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为这场权力游戏的参与者。关于这点，正如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书中所断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在美国国会立法机制改革过程中，除了要不断提升自身的立法能力，还要时刻警惕国会议员和助理利用职权之便，在立法活动中获得超越他人的影响力和话语权，并由此演变为国会中的权势阶层。世纪年代后，国会将法案起草工作的重心由常设委员会移至小组委员会，推动国会党团内部民主化改革和限制国会助理体系规模，均是对该权力制约和监督理念的实践。从结果上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