策论之意而作。这方面反映此书的实用特色，另方面体现出作者评史的格调不高。库全书总目据此批评说其凡例云凡可以为策论者，择取以利于举业。则其书不必更问矣。但总目所论也有武断之嫌。有研究者认为库全书总目未查看本书内容，仅据其凡例内言而否定之，未免轻率。实则该书论史颇有见解，可备参考。综上，从凡例来看，大致可知评史心见书评史的倾向和该书的性质，这两点，有助于人们对此书的认识。郭大有为扶纲常振风化，故作惊人之语，其评论格调不但远逊程颐，而且在史学观上更是与朱熹相去甚远。以上所举，说明郭大有在评论历代人物和事件上，坚持纲常名教的思想，意在发挥史学的褒贬作用，扶纲常振风化这点是有积极意义的。但是他以理学衡量史学，不顾客观事实而空洞议论，这种空疏不实学风的弊端是显而易见的。全祖望批评说自明中叶以后，讲学之风已为极弊，高谈性命，直入禅障，束书不观，其稍平者则为学究，皆无根之徒耳,全祖望所论，也是评史心见书的主要缺陷所在。论史当观时势与天命人心郭大有论史，除阐发理学观念之外，也十分注重时势与天命人心等因素的影响。他说大抵学者之评人物，当观其时之难易，势之顺逆，天命人心之去留向背何如。昧此妄议，亦非定论。这里，时是指人物所处的历史环境，势是指历史发展的趋势，而天命则比较复杂，有时是指上天的意志，有时又等同于势，指历史发展之大势，有时又是指正统所归。人心是指民心所向。郭大有认为在评价历史人物时应该考虑人物当时的现实处境历史大势的走向和民心向背等因素，要回到历史人物所处的时代状况和个人境遇去思考判别和评价人物的行动。论评史心见史论的倾向与得失论文原稿。汉唐盛世，历来为人称道，如程颐认为汉大纲正，唐万目举。意思是汉代纲常伦理合乎法度，唐代各项法令制度得以创举。程颐之意，在于论两汉之人识义理重名节，而唐代有夷狄之风，纲不正，故汉之治过于唐。但是唐代在政治制度方面创获颇多，政治上亦有可观之处，所以是万目举。郭大有不同意程颐的评价，他认为程子谓汉大纲正，唐万目举。愚谓大纲者，君臣父子夫妇之伦是也。观高祖妄诛韩信狱系萧何，而于君臣之义废项分杯羹如意被鸩，而于父子之恩亏溺爱戚姬，而于夫妇之情薄。大纲何由而正乎所谓万目者，礼乐兵刑教化之类是也。观太宗闺门惭德喋血禁庭，而于礼乐何有累征高丽妄杀蕴古，而于兵刑黩滥大诰名儒，增广生员，无明伦教化之实。万目何由而举乎程子不究其大本，徒以末节言之，故予所以辩。程颐评论汉唐之治，虽然是从理学观念出发，扬汉抑唐，但他没有概否定唐代政治的贡献。郭大有则不同，他从伦理纲常上把汉唐两代都否定了。他由否定汉高祖进而否定整个汉代政治。他在批评唐代礼乐兵刑等制度的时候，不以这些制度在实践过程中的得失利弊为标准，而是计较于唐太宗的闺门惭德喋血禁庭征高丽妄杀蕴古等个人的道德和政治行为，否定唐太宗的同时把整个唐代制度都否定了，可谓是以眚掩大德。朱熹说读史当观大伦理大机会大治乱得失。关键词郭大有评史心见理学天命人心道德评价明代史学作者简介于泳，男，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从事史学理论及中国史学史研究。中图分类号文献标识码文章编号撰述旨趣可以为鉴者与不可以为鉴者明代郭大有所撰评史心见，凡十卷，前十卷为正文，后两卷为补遗。全书按时间顺序编次，上起西周，下迄元末，多以帝王标目。这是部评论历史人物和有关史事的史论著作，诚如库全书总目所说是书取古人事迹标题，每事为论。本书作者郭大有，字用亨，明代南京江宁人，明史无传。关于郭大有的行事，文献不足，难以稽考。评史心见书，据笔者所见，最早著录于明代藏书家高儒的百川书志评史心见十卷，皇明郭大有用亨著，南京人。百川书志成书于嘉靖十年，因此评史心见的刊刻流布当不晚于此年。评史心见中郭大有曾引用明人程敏政宋纪受终考的论断，而宋纪受终考始刊刻于弘治年。据上述两条证据，我们可以推断郭大有主要生活于明代弘治前后至嘉靖时期。除评史心见外，郭大有还有古今书史补断和古今名贤咏物诗选两部著作。受识见所囿，笔者尚未见书的刊本流传，具体情况未能详考。汉唐盛世，历来为人称道，如程颐认为汉大纲正，唐万目举。意思是汉代纲常伦理合乎法度，唐代各项法令制度得以创举。程颐之意，在于论两汉之人识义理重名节，而唐代有夷狄之风，纲不正，故汉之治过于唐。但是唐代在政治制度方面创获颇多，政治上亦有可观之处，所以是万目举。郭大有不同意程颐的评价，他认为程子谓汉大纲正，唐万目举。愚谓大纲者，君臣父子夫妇之伦是也。观高祖妄诛韩信狱系萧何，而于君臣之义废项分杯羹如意被鸩，而于父子之恩亏溺爱戚姬，而于夫妇之情薄。大纲何由而正乎所谓万目者，礼乐兵刑教化之类是也。观太宗闺门惭德喋血禁庭，而于礼乐何有累征高丽妄杀蕴古，而于兵刑黩滥大诰名儒，增广生员，无明伦教化之实。万目何由而举乎程子不究其大本，徒以末节言之，故予所以辩。程颐评论汉唐之治，虽然是从理学观念出发，扬汉抑唐，但他没有概否定唐代政治的贡献。郭大有则不同，他从伦理纲常上把汉唐两代都否定了。他由否定汉高祖进而否定整个汉代政治。他在批评唐代礼乐兵刑等制度的时候，不以这些制度在实践过程中的得失利弊为标准，而是计较于唐太宗的闺门惭德喋血禁庭征高丽妄杀蕴古等个人的道德和政治行为，否定唐太宗的同时把整个唐代制度都否定了，可谓是以眚掩大德。朱熹说读史当观大伦理大机会大治乱得失。论评史心见史论的倾向与得失论文原稿。郭大有为扶纲常振风化，故作惊人之语，其评论格调不但远逊程颐，而且在史学观上更是与朱熹相去甚远。以上所举，说明郭大有在评论历代人物和事件上，坚持纲常名教的思想，意在发挥史学的褒贬作用，扶纲常振风化这点是有积极意义的。但是他以理学衡量史学，不顾客观事实而空洞议论，这种空疏不实学风的弊端是显而易见的。全祖望批评说自明中叶以后，讲学之风已为极弊，高谈性命，直入禅障，束书不观，其稍平者则为学究，皆无根之徒耳,全祖望所论，也是评史心见书的主要缺陷所在。论史当观时势与天命人心郭大有论史，除阐发理学观念之外，也十分注重时势与天命人心等因素的影响。他说大抵学者之评人物，当观其时之难易，势之顺逆，天命人心之去留向背何如。昧此妄议，亦非定论。这里，时是指人物所处的历史环境，势是指历史发展的趋势，而天命则比较复杂，有时是指上天的意志，有时又等同于势，指历史发展之大势，有时又是指正统所归。人心是指民心所向。郭大有认为在评价历史人物时应该考虑人物当时的现实处境历史大势的走向和民心向背等因素，要回到历史人物所处的时代状况和个人境遇去思考判别和评价人物的行动。最后，凡例中有几句话反映了评史心见书的性质，作者写道评史诸题，凡可为策论者，学者任意截取，以备观览，利于举业，盖遴今时之制也。明代科举之法沿用唐宋之旧，科目分为场。初场试书义道，经义道。场试论道，判道，诏诰表内科道。场试经史时务策道。第场的论和第场的策都涉及考察考生对历史的理解评价和议论。明代科举重论重策的特点，促使越来越多的士人关注史论，推动相关著述应运而生。从凡例来看，评史心见正是适应科举策论之意而作。这方面反映此书的实用特色，另方面体现出作者评史的格调不高。库全书总目据此批评说其凡例云凡可以为策论者，择取以利于举业。则其书不必更问矣。但总目所论也有武断之嫌。有研究者认为库全书总目未查看本书内容，仅据其凡例内言而否定之，未免轻率。实则该书论史颇有见解，可备参考。综上，从凡例来看，大致可知评史心见书评史的倾向和该书的性质，这两点，有助于人们对此书的认识。其次，是作者对鉴十分重视，指出有以为鉴者，亦有不可以为鉴者。用今天的话说，即指历史的经验和教训而言。作者这样写道鉴者乃后人之龟鉴也，古人之得失，以为己之从违。诸史所载古人言行，固有以为鉴者，亦有不可以为鉴者，如汉文帝好黄老，因吴王不朝，赐以几杖南越谋反，卑辞厚礼以诱之。朱子乃称其善用，殊不知养成骄横，肆无忌惮，遂至兵连祸结，延及国之变而不可救。此所当戒，不可法也。至于直不疑偿金娄师德唾面不拭自干之类，矫情要誉，欺世媚俗，恐后人信以为美而效之，不可不辩，此评之本意也。从这里可以看出，评史心见的主要意图是以古人之言行，鉴当今之得失。凡古人言行之善，有关于纲常，有补于教化者，因观子书，随笔以评，不拘先后次序也。这与司马光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的治史宗旨脉相承，也是他以通鉴为主的评论主旨的具体体现。从性质上讲，郭大有主要关注两类史事可以为鉴者与不可以为鉴者。者相比，他更加重视那些不可以为鉴的史事，如每每在评论人事后，都要强调书之以为人君用诈者戒笔之以为世之人臣用机巧者戒谨书以为有国者鉴谨书以为妄兴土木之工者戒谨书以为宠任外戚者戒等，以表明自己的评史旨趣。论评史心见史论的倾向与得失论文原稿。然彼之雄才大略，倜傥之节，信当世至豪健壮杰士也。曹植称赞汉高祖的功绩，但在道德方面对其颇有指摘，认为他名不继德，行不纯道。评论中也涉及对太公刘邦父子关系的论述太公是诰，于孝违矣。刘邦的言行是败古今之大教，伤王道之实义。曹植在这里虽然对刘邦的道德品行进行抨击，但是整体的评论基调还是积极的，对刘邦的评价还是正面的，认为他是帝王之元勋当世至豪健壮杰士也。总的来说，曹植的评论是事功和德行并重，而以事功为主。而郭大有评论则主要从纲常伦理出发，他说孝乃百行之源，万善之本。帝王所以化民成俗，长治久安，皆赖此也。乃昧昊天罔极之恩而陷亲于鼎镬，其与自烹何异何其不仁之甚哉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何其不仁之甚哉,高祖导子孙为不仁不义之事，父不父，子不子，兹非启乱之道欤虽有天下，不能朝以居，何以成其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