陛下有海内，而子弟为匹夫，卒有田常卿之患，臣无辅弼，何以相救哉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今青臣等又面谀以重陛下过，非忠臣也。淳于越力主始皇行封建，其理由在于若再出现家分晋田氏代齐那样的权力斗争，不靠秦朝宗室子弟又能靠谁呢同时又隐含着师古的正当性，殷周皆行封建且享国千年，这样曾经为历史证明切实有效的制度不能轻易废弃。显然，淳于越的封建观念源自儒家思想。秦始皇将淳于越的谏议告知丞相李斯，李斯极力反对，乃上书曰古者天下散乱，莫能相，是以诸侯并作，语皆道古以害今，饰虚言以乱实，人善其所私学，以非上所建立。今陛下并有天下，别白黑而定尊而私学乃相与非法教之制，闻令下，即各以其私学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非主以为名，异趣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如此不禁，则主势降乎上，党与成乎下。禁之便。臣请诸有文学诗书百家语者，蠲除去之。令到满十日弗去，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有欲学者，以吏为师。而史记秦始皇本纪更将蠲除文学诗书百家语的内容具体为悉诣守尉杂烧之。更有严格的思想与言论控制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秦始皇认可李斯的奏议，于是揭开了焚书的历史序幕。秦朝的焚书政策，本质在于禁止民间私学，但并未否定官学。文学诗书百家语，依然是当时博士所掌管的学问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李斯及秦始皇焚书的目的还在于恢复官学若有欲学者，以吏为师。伴随焚书的过程，就是推行以吏为师。关于秦朝以吏为师这种文化政策，章学诚认为其本质在于恢复代的王官之学以吏为师，代之旧法也。秦人之悖于古者，禁诗书，而仅以法律为师耳。代盛时，天下之学，无不以吏为师。周官百十，天人之学备矣。其守官举职，而不坠天工者，皆天下之师资也。东周以还，君师政教，不合于，于是人之学术，不尽出于官司之典守。韩学极盛与秦二世而亡论文原稿。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兄弟之邦，随着世系久远情感亦愈疏，加之政治领域权力斗争之必然性，导致诸侯坐大周天子式微的政治局面。韩非子对于封建制度的弊端具有深刻的理论认识。韩非子爱臣说是故诸侯之博大，天子之害也群臣之太富，君主之败也。诸侯之于天子，群臣之于诸侯，如果权尊势重，必然带来严重的政治危害。韩非子和氏则引吴起在楚国变法的逻辑，盛赞打击贵族世袭权益的做法大臣太重，封君太众，若此则上逼主而下虐民，此贫国弱兵之道也。不如使封君之子孙世而收爵禄，绝灭百吏之禄秩，损不急之枝官，以奉选练之士。韩非子主张郡县制的观念目了然。正因如此，他明确表示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夫有功者必赏，则爵禄厚而愈劝迁官袭级，则官职大而愈治。夫爵禄大而官职治，王之道也。爵禄之获得，必须依靠真实才能官职之升迁，亦必须以切实政绩为基础。宰相也好，猛将也罢，均不得以世袭来获得，必须从基层做起，必须具备真实的才能。韩非子的这种观念，完全否定了封建制度之下贵族的世袭特权，凸显了郡县制在其政治制度设想中的主导地位。更为甚者，韩非子提醒君主防范亲属，全然不是以宗法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封建制。他将政治领域权力斗争的残酷面赤裸裸地揭示出来，面对巨大的权力与利益诱惑，甚至亲情都靠不住万乘之主，千乘之君，后妃夫人适子为太子者，或有欲其君之蚤死者。所以韩非子再强调君主应该时刻提防身边亲近之人，同床父兄皆应成为君主重点防范的对象。因此之故，很难想象韩非子会主张以血缘亲情之关系行封建之制。他所期待的，是事在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方来效的中央集权制与郡县制，没有为封建制度下的诸侯权势预留任何政治空间。秦国在政治制度的创设方面，充分体现了韩非子的中央集权理论。秦朝初创之际，海内统，秦王下诏议帝号。丞相王绾廷尉李斯对曰昔者帝地方千里，其外侯服夷服诸侯或朝或否，天子不能制。今陛下兴义兵，诛残贼，平定天下，海内为郡县，法令由统，自上古以来未尝有，帝所不及。相信秦王嬴政听到这番恭维之辞时，脑海里定浮现出韩非子蠹所期待的超帝，侔王的政治伟业。王绾李斯随即提议用泰皇为号，秦王去泰，留皇，采上古帝位号，号曰皇帝。丞相王绾等人又进言，主张仿周制行封建诸侯初破，燕齐荆地远，不为臵王，毋以填之。请立诸子，唯上幸许。始皇下其议于群臣，群臣哪里敢得罪王室亲贵，故皆以为便，唯独廷尉李斯不以为然。廷尉李斯议曰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众，然后属疏远，相攻击如仇雠，诸侯更相诛伐，周天子弗能禁止。今海内赖陛下神灵统，皆为郡县，诸子功臣以公赋税重赏赐之，甚足易制。天下无异意，则安宁之术也。臵诸侯不便。李斯认为，春秋战国以来的纷乱格局，正是肇始于周初之分封子弟。当今海内俱为郡县，若再行封建，恐将重蹈周天子之覆辙，对于诸子功臣只需重赏爵禄便可。显然，李斯的政治见解并非源自其师荀子，荀子之王制具有明显的天子诸侯色彩，而是来自其同门韩非子之政治理论。同样深受韩非子学说熏陶的秦始皇，对于李斯的建议深表赞同天下共苦战斗不休，以有侯王。赖宗庙，天下初定，又复立国，是树兵也，而求其宁息，岂不难哉,廷尉议是。自此之后，李斯升为秦朝丞相，秦朝的地方政治体制明确实行郡县制使秦无尺土之封，不立子弟为王功臣为诸侯者，使后无战攻之患。钱穆曾对秦朝废封建而行郡县的政治制度有番精辟的阐述秦借东方人力得天下，自不能专以秦贵族统治。故始皇虽为天子，子弟下侪齐民为匹夫，更不封建。虽系始皇卓识，亦当时情势使然。刑罚，是先秦法家包括韩非子法治学说的重要内涵，轻罪重罚以刑去刑则是其法治观念的显著特色。商君书靳令说行罚，重其轻者，轻其重者，轻者不至，重者不来，此谓以刑去刑，刑去事成。罪重刑轻，刑至事生，此谓以刑致刑，其国必削。韩非子利用人们趋利避害的本性和畏惧惩罚的心理，主张轻罪重罚以刑去刑的政策，欲实现民众自治，以此达到治国的目的。所以韩非子守道云古之善守者，以其所重禁其所轻，以其所难止其所易。法家轻罪重罚的逻辑在于，提高违法成本。因为人都具有趋利避害的经济人特征，能够依靠自己的理性权衡利弊，当违犯种强制性规范所带来的利益远远不如为此付出的代价时，人们自然会主动选择遵守强制性规范，从而不为或中止法规禁止的行为，以此达到预防犯罪的目的。秦朝几乎完全将韩非子等先秦法家的轻罪重罚理念运用于政治领域，从而带来了无可避免的政治恶果。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侯生卢生评价秦始皇的话突出体现了秦法惨刻的特征上乐以刑杀为威，天下畏罪持禄，莫敢尽忠。及至秦世时，李斯的行督责书更使秦政之残酷性表现得无以复加。然而，秦朝法治实践却违背了韩非子以利益满足为前提以及公平执法的基本法治原则。行督责书与韩非子学说的思想关联李斯与秦世有关韩学的看法，集中体现在行督责书。李斯向秦世上行督责书的历史背景，在于秦政日益惨刻，群臣不堪其苦，人人自危，欲反叛者日多。所谓法令诛罚日益刻深，群臣人人自危，欲畔者众。加之秦朝大兴土木，建阿房宫，修直道驰道，赋税徭役日益严重。当此民不聊生之际，陈胜吴广揭竿而起，欲推翻秦朝统治。当时，李斯之子为川守，未能镇压陈胜吴广起义。秦将章邯击败吴广大军之后，讥诮李斯，略謂其位居公，何至盗贼猖獗而无策。李斯对此深感恐惧，担忧其爵禄受到损害。恰在此时，秦世向李斯询问皇帝是否应该随心所欲地纵欲享乐之事。秦世的问题意识，源自韩非子的启迪。他问李斯吾有私议而有所闻于韩子也，曰尧之有天下也，堂高尺，采椽不斫，茅茨不剪，虽逆旅之宿不勤于此矣。冬日鹿裘，夏日葛衣，粢粝之食，藜藿之羹，饭土匦，啜土铏，虽监门之养不觳于此矣。禹凿龙门，通大夏，疏河，曲防，决渟水致之海，而股无胈，胫无毛，手足胼胝，面目黎黑，遂以死于外，葬于会稽，臣虏之劳不烈于此矣。秦世所引述的韩非子的话，见于韩非子蠹。韩非子的意图在于说明上古尧舜禹禅让的原因在于当时天子并未占据多少优势资源，故而看轻权势，由此禅让并不值得像儒家那样去称道古传天下而不足多也。相反，随着人口的增加以及物质财富日益匮乏，拥有权势就等于能够支配更多的物质资源，故而人们遂起争夺之心，即使县令这样的小官，也会去争奪。轻辞古之天子，难去今之县令者，薄厚之实异也。韩非子从物质资源的支配权去看待古今之别，古代禅让不值得称道，今日纷争亦非道德问题，而是财富多寡问题。秦世虽口称韩子以示尊敬，但其并未理解韩非子真实的思想内涵，而是考虑作为天子应不应该过尧禹那样简朴粗陋的生活。显然，秦世并不认同韩非子的记述，他表达了自己的看法然则夫所贵于有天下者，岂欲苦形劳神，身处逆旅之宿，口食监门之养，手持臣虏之作哉此不肖人之所勉也，非贤者之所务也。彼贤人之有天下也，专用天下适己而已矣，此所贵于有天下也。夫所谓贤人者，必能安天下而治万民，今身且不能利，将恶能治天下哉,故吾愿赐志广欲，长享天下而无害，为之奈何秦世认为，身为天子，贵有天下，如果还过简朴粗陋的生活，那是不肖之人提倡的道理他眼里的贤人拥有天子之位时，就应该首先让自己随心所欲地享乐。他甚至理直气壮地反问贵为天子，就连自己的欲望都无法满足，怎么可能满足天下百姓的欲望，怎么可能去安天下治万民呢按道理，面对昏君秦世的荒谬问题，李斯本应该依据韩非子的君道理论加以规劝和引导，结束暴虐之政。事实上，之前李斯也曾尝试规劝李斯数欲请闲谏，世不许。但是李斯贪恋权位与爵禄，慑于章邯之问，生怕惹怒秦世而遭受责罚，故违心上行督责书，肆意曲解韩非子之学说，阿谀秦世，从而使得秦政愈加残暴。韩学极盛与秦二世而亡论文原稿。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兄弟之邦，随着世系久远情感亦愈疏，加之政治领域权力斗争之必然性，导致诸侯坐大周天子式微的政治局面。韩非子对于封建制度的弊端具有深刻的理论认识。韩非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