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是被称为普遍而可靠的，因而与康德形而上学所要探讨的东西相关。由此可见，康德这段论述是致的，没有变更概念的问题。不仅如此，康德的论述非常简单，似乎只是在陈述个自明的问题。这点不难理解。有关真的问题乃是自古希腊以来直讨论的。个认识个断定是不是真的，乃是非常自然的问题，所以真与认识乃是不同的东西。个认识可以被说成是真的，也可以被说成是假的，因而人们不能随意地说事物是真的，因为这样说乃是有标准的。所以人们要讨论真之标准。从康德给出的有关真的名词解释可以看出，他知道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名言，说是者是就是真的，说是者不是就是假的，或者他至少知道以往的相似说法和认识。引文真如果在于种知识与其对象的致，那么，这个对象就必须由此而与别的对象区别开来因为种知识如果与它所关联的对象不致，那么，即使它包含着种可能适用于其他对象的东西，它也是假的。于是，真的个普遍标准就会是对知识的对象不加区别而适用于切知识的标准了。但显而易见的是，既然人们就这标准而言抽掉了知识的切内容，而真又恰好涉及这种内容，那么，追问知识的这种内容的真的个标志，就是完全不可能的和荒唐的，因而也不可能对真给出个充分的同时又是普遍的标志。既然我们上面已经把种知识的内容称为它的质料，所以人们就将不得不说对知识的真就质料而言不能要求任何普遍的标志，因为它就自身而言是自相矛盾的。真与知识不同，因而与种知识也是不同的。所以，借助真与知识的关系说明种知识与另种知识的区别，同时还说明，为什么种认识会是假的。在值的前提下，这点很容易理解，因为它不是真的。基于的区别，说明，这里考虑的真乃是认识的真，而不是种认识的真，因而所说的真之标准乃是抽象掉知识内容的东西。这样似乎就有了个矛盾，即如所说，真与内容相关，但是所追求的真之标准却是抽象掉内容的，因此也就有了这里以及所说的那些麻烦和问题。先看。字面上可以看出，这句谈到如下几个东西知识的内容，真理，真理的标准，真理的标志，真理性的标准。从前两个看，知识的内容被说成是抽象掉的，而真理又与这种内容相关。这里显然是对者做出区别，并且强调这是显然的。但是这区别却给我们的理解带来问题。假如真理如上所述是正确的认识，那么它与认识的内容相关大概就在于它本身也是认识，只不过它是正确的认识。因此如果抽象掉知识的内容，实际上也就抽象掉了真理。这样来，似乎容易理解了，因为抽象掉知识的内容时也就连同真理起抽象掉了，当然也就无法谈论真理了。在这种情况下当然也就不可能谈论真理性了。既然如此，还有必要区别真理和知识吗为什么要在这样的区别之上谈论真理性呢而且，这样的区别又如何能够说明真理性呢特别是，这区别如何会是显然的呢再看。它方面重复引文的说明，另方面又有区别它谈到真理乃是种知识与其对象相致。般意义上的知识与种知识无疑是不同的。正由于这种不同，才会有此种知识对象与彼种知识对象的区别，因而会有因对象不同而产生的此种知识与彼种知识的区别。所以这里才会说到种知识与其对象不致的情况。认识到这点则可以看出，中所说的依然是真理，而不是种真理，因而即使将真理理解为正确的认识，这里所说的也不是种正确的认识，而仅仅是般意义上的正确的认识。所以说真理的普遍标准乃是适合于切知识的标准，而不是仅适合种知识的标准。正因为这种标准是普遍的，正因为它适合于切知识，所以才会有的问题，因为种认识与真理乃是有区别的。明确了这点，我们可以不谈了，它不过以质料来说明认识的内容，以此与真理性区别开来。对照其他译本韦译本还是通译真理，问题同前邓译本则在和采用了真理性词，因而问题同李译本。在笔者看来，中译文真理性显然有合理的面。性字表明它说的是种性质，而不是种道理或认识。而康德确实在非常努力地说明种与知识不同的东西种消除了知识内容的东西。然而令人困惑的是，真理该如何理解真理与真理性究竟是相同的还是不同的真理的标准与真理性的标准究竟是相同的还是不同的康德做出的区别是为了说明它们之问的不同吗康德是想通过真理性而对真理做出说明吗应该是真实际上，以上问题都是由于翻译造成的原文中的词被分别译为真理和真理性。换句话说，以上问题在原文中是不存在的。如果与原文致，应该将它只译为真理，或者只译为真理性。但是，仅译为真理是行不通的，因为与康德的论述明显不致，正因为如此，译者不惜以与原文不符为代价而增加了真理性这译语。那么，为什么不把只译为真理性呢这里的原因可能比较复杂，至少有沿袭传统的意思直以来都是将它译为真理的。理解是翻译的基础，这就说明，直以来人们也都是这样理解的，因而会有韦译本那样的翻译。正因为如此笔者才认为，李译本和邓译本采用真理性这译语是种进步。但是应该看到，这进步是不够的，因为它沿袭的那个传统是有问题的，甚至是的，因而即使做了部分修正，仍然解决不了它所带来的问题。在笔者看来，假如将译为真，则可以消除以上引文中的问题引文有个古老而且著名的問题真是什么对真的名词解释，即真乃是知识与其对象的致，在这里是被赠与和预设的但是人们要求知道，任何种知识的真的普遍而且可靠的标准是什么。先看引文和。其中没有明确的关于语言的论述，但是有明确的关于真理与知识的论述。那么根据句子图式应该如何理解它们呢。认识是由句子表达的，这是常识。引文中的知识知识的内容等显然不能在句子行，因为它们可以是语言所表达的东西，但它们不是语言，因而它们不是句子，不是语言层面的东西。它们也不能在真值行，因为它们肯定不是真假，尽管可以有真假，可以与真假相关。所以，它们只能在思想行。思想是句子所表达的东西，知识知识的内容也是句子所表达的东西，只不过称谓不同。确定了这点，我们再来看真理它应该在哪行呢肯定不在句子行，因为它不是语言，因而不是语言层面的东西。这样只能在其他两行考虑。假如在正确的认识这种意义上理解，它似乎应该在思想这行，因为正确的认识也是认识，这样它与真就会是不同的东西。假如在真的意义上理解，它似乎应该在真值这行，这样它就会是与思想不同的东西，即与认识不同的东西，这样它就不能是认识或理。假如在真思想这种意义上理解，因为正确的认识指的是真的认识，它似乎应该在思想与真值这两行，即者结合而构成的东西。但是这样来就无法理解，康德为什么要竭尽全力将真理与认识内容相区别。最后我们看真理性，它应该在哪行呢它肯定不能在句子这行，它似乎也不在思想这行，这样它似乎只能在真值这行。再论真与真理论文原稿。先看。字面上可以看出，这句谈到如下几个东西知识的内容，真理，真理的标准，真理的标志，真理性的标准。从前两个看，知识的内容被说成是抽象掉的，而真理又与这种内容相关。这里显然是对者做出区别，并且强调这是显然的。但是这区别却给我们的理解带来问题。假如真理如上所述是正确的认识，那么它与认识的内容相关大概就在于它本身也是认识，只不过它是正确的认识。因此如果抽象掉知识的内容，实际上也就抽象掉了真理。这样来，似乎容易理解了，因为抽象掉知识的内容时也就连同真理起抽象掉了，当然也就无法谈论真理了。在这种情况下当然也就不可能谈论真理性了。既然如此，还有必要区别真理和知识吗为什么要在这样的区别之上谈论真理性呢而且，这样的区别又如何能够说明真理性呢特别是，这区别如何会是显然的呢再看。它方面重复引文的说明，另方面又有区别它谈到真理乃是种知识与其对象相致。般意义上的知识与种知识无疑是不同的。正由于这种不同，才会有此种知识对象与彼种知识对象的区别，因而会有因对象不同而产生的此种知识与彼种知识的区别。所以这里才会说到种知识与其对象不致的情况。认识到这点则可以看出，中所说的依然是真理，而不是种真理，因而即使将真理理解为正确的认识，这里所说的也不是种正确的认识，而仅仅是般意义上的正确的认识。所以说真理的普遍标准乃是适合于切知识的标准，而不是仅适合种知识的标准。正因为这种标准是普遍的，正因为它适合于切知识，所以才会有的问题，因为种认识与真理乃是有区别的。明确了这点，我们可以不谈了，它不过以质料来说明认识的内容，以此与真理性区别开来。对照其他译本韦译本还是通译真理，问题同前邓译本则在和采用了真理性词，因而问题同李译本。在笔者看来，中译文真理性显然有合理的面。性字表明它说的是种性质，而不是种道理或认识。而康德确实在非常努力地说明种与知识不同的东西种消除了知识内容的东西。然而令人困惑的是，真理该如何理解真理与真理性究竟是相同的还是不同的真理的标准与真理性的标准究竟是相同的还是不同的康德做出的区别是为了说明它们之问的不同吗康德是想通过真理性而对真理做出说明吗应该是真实际上，以上问题都是由于翻译造成的原文中的词被分别译为真理和真理性。换句话说，以上问题在原文中是不存在的。如果与原文致，应该将它只译为真理，或者只译为真理性。但是，仅译为真理是行不通的，因为与康德的论述明显不致，正因为如此，译者不惜以与原文不符为代价而增加了真理性这译语。那么，为什么不把只译为真理性呢这里的原因可能比较复杂，至少有沿袭传统的意思直以来都是将它译为真理的。理解是翻译的基础，这就说明，直以来人们也都是这样理解的，因而会有韦译本那样的翻译。正因为如此笔者才认为，李译本和邓译本采用真理性这译语是种进步。但是应该看到，这进步是不够的，因为它沿袭的那个传统是有问题的，甚至是的，因而即使做了部分修正，仍然解决不了它所带来的问题。在笔者看来，假如将译为真，则可以消除以上引文中的问题引文有个古老而且著名的問题真是什么对真的名词解释，即真乃是知识与其对象的致，在这里是被赠与和预设的但是人们要求知道，任何种知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