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年第期，第页。医患纠纷激化的成因分析与法律应对论文原稿。医疗纠纷的增加种程度也是患者权利意识增强的反映。根据中华医学会等相关部门的统计，我国每年医疗纠纷案件数以万计，且以的速度递增。这些案件中，患方起诉的诉由为医方未履行告知义务侵犯其知情同意权的超过，构成医疗事故的仅占左右。医务人员在诊疗过程中由于待诊患者过多，对患者病情和治疗措施的解释不够耐心，往往忽视对患者知情权的保护，造成患者不满情绪的增加和医疗纠纷的增多。而侵犯知情同意权之所以成为患者维权的主要手段，是因为从诉讼的结果看，患方选择侵犯知情同意权起诉，不仅更易胜诉，也更节省诉讼时间和成本。医疗损害责任制度加剧医患对抗如贝克所言，风险同财富样，它们都是分配的对象。对于医疗活动中经过风险防范和控制机制过滤后仍无法避免的剩余风险，应当通过法律机制进行分配。对于医疗风险的界定和范围，学者们观点不，但不论采纳哪种医疗风险观，都将医疗过失作为医疗风险的主要构成部分。根据我国侵权责任法医疗纠纷预防和处理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目前对于医疗损害实行以过错为基础的损害赔偿责任。这种以过错为基础的医疗损害赔偿责任既可能为责任认定增加了不应有的道德色彩，也为医患对抗埋下怨恨的种子。患者及其家属为证明医生存在过失，可能对诊疗过程全程录音医生为逃避责任，可能倾向于隐瞒或否认自己的过失，或者采取增加不必要的检查逃避有风险的治疗等防御性医疗行为。这不利于相关知识与经验的积累，也不利于避免同样的医疗损害重复出现，还因为增加患者的负担，可能引发新的医患冲突。美國世纪年代末的项调查显示，的医生认为医疗过失的法律诉讼是其医务工作中遇到的最大问题，而的医生认为之所以要做不必要的辅助检查是担心被患方起诉。墨西哥的医生近年来也因为担心被诉，采取抛弃风险较高的专业拒绝治疗危重患者，以及利用医学检查报告和知情同意书作为法律保护手段等防御性医疗行为。重构医患信任关系以患者利益为中心利益冲突的解决医疗机构回归公益性完善医疗保险制度确立合理医疗服务价格鉴于目前部分医疗机构为应对医疗服务收费过低补偿医院日常运营成本，利用以药养医检查养医过度医疗等潜规则进行经济补贴，不仅有损法律公平，也无经济效率，同时又损害患者健康，容易激化医患矛盾。因此，应实行医药分开制度，对医疗服务系统和医药供应系统进行改革，让药价回归理性，医疗机构回归公益性，通过改革医疗服务价格机制，提高诊疗费用，激励医生将更多精力投入诊疗服务中。消除医患利益冲突我国医疗保险制度目前主要存在医保控费不力药费虚高总额预付引致医患关系紧张，以及居民医疗保险待遇提高与筹资模式间存在冲突等问题，导致这些问题产生的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但这与我国政府经办医保，管办不分，缺少医患保之间的协调机制不无关系。以医保控费为例，作为事业单位的社会保险经办部门并没有动力控费，而主管部门又没真正对经办部门施加压力，导致控费效果欠佳，医患关系日益紧张。年月日，北京民航总医院医生杨文在诊疗过程中，被患者家属持刀扎伤颈部，后抢救无效死亡。在此事件发生前，年月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医院的患者李梦南因对医生的治疗方案产生误解，持刀追砍医护人员造成死伤年月，浙江台州温岭市第人民医院发生了医患矛盾引发的袭医事件，名医生被刺伤，其中名医生因抢救无效死亡，行凶的患者连恩青被以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这起事件是典型的医患冲突引发的暴力袭医事件。据统计，近十年来，我国发生了大约例伤医事件，年以来至少有位医务工作者因暴力伤医事件而死亡。目前这种恶性高发的医暴事件已经严重危及医务人员的职业安全医疗秩序甚至社会稳定。本文在分析我国当前医患纠纷激化原因的基础上，结合年月通过的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和年月开始实行的医疗纠纷预防和处理条例，以及现在适用的侵权责任法等法律法规和民法典侵权责任编草案相关规定，为医患纠纷的预防与解决提出法律建议。问题的提出医患冲突严重源于信任缺失在医疗现代化产业化之前，医生与患者之间相互信赖，患者以性命相托，医师以父母之心相待，彼此间以对方的利益为自己的追求，此时医患间基本不存在利益冲突。然而，这种相互信賴的医患关系如何演变为当今毫无理解与信任充满怀疑的对抗关系伴随着医生的职业化和行业化，以及医疗机构的产业化和专业化，加上医疗责任保险社会保险的兴起，传统的医患信任关系逐渐消解，医疗纠纷逐渐增多，产生的原因也日趋复杂。除了源于治疗效果，现代医疗纠纷的产生可能源自医疗保障制度医生职业道德医疗过错医疗沟通等等。例如，针对杨文医生的暴力事件，患者家属的不满实际源于急诊住院可能导致大部分医疗费用无法报销，而不单纯集中于治疗效果上。但起医暴事件的共同之处是源于患方对医方的不信任，特别是温岭事件中的患者连恩青，不仅对主治医生不信任，对医院的后续检查结果也持怀疑态度，认为自己是用生命去换取看病的真相。由此可见，目前医患关系日趋恶化的根本原因在于医患之间信任的缺失。医患之间信任缺失的成因分析利益冲突医疗机构的逐利性与医疗保障不足医患冲突的背后是双方经济利益的冲突，在我国体现得尤为突出。我国自世纪年代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医疗服务也直处于改革过程中。医疗机构名义上是公益性机构，但实际上是以计划经济下的身份和体制去应对市场化的挑战。医生受考核机制影响，也可能会出现对患者实行过度检查和治疗的情况。医院如何利用市场机制扩充补给度成为医疗改革的焦点。在此背景下，患者的医疗费用在增加，服务质量却并没有得到相应提高，在实行公费医疗和劳保医疗制度背景下的冲突可能并不明显。随着医疗市场化运作的进步扩展和医疗保险制度的实行，医疗费用的支付直接与个人负担挂钩，医患间的利益冲突日益凸显。由于中低收入患方的文化水平较低对医疗费用的承受力也更为敏感，所以当前医患间的利益冲突，从主体上看，主要为医方与中低收入患方之间的冲突，而且更易演化为恶性的医暴事件。我国目前的医疗保险制度并不完善，患者受到医疗保险起付线最高支付限额以及基本药品目录等方面的限制，能够通过医保报销的费用受到限制，自身可能要承担高昂的医疗费用。患者因为支付了高额费用，对医疗效果可能会产生不合理的预期，觉得医疗是万能的。有观点认为，中国医患关系是笔糊涂账，两个受害群，问题的症结并不在医患之间，而有更深层的社会和制度上的原因。在目前的医疗体制中，医生也是受害者，其既要面对患者对治疗方案的质疑，解释医疗治愈能力客观有限，又要应对上级考核指标与医院的营收任务。例如，为了激励医院控制成本减少医疗费用的不合理增长，目前的医保支付实行总额预付制，即医保机构基于医院的历史信息并考虑定年度增长率后确定下年对医疗机构的预付总额度。但这种将治愈率死亡率床位周转率等指标与医保预算联系在起的制度，导致那些慢性重症患者成为不受欢迎的病人，如本文杨文医生被害事件中的患者孙魏氏，急诊室成为了这类患者的收容所。因为病人如果死在急诊，不会影响医院的死亡率同时，由于急诊报销比例比住院病人低很多，占用医保额度也就少，对于医院而言，让病人住在急诊室比住院相对划算。但这种制度上的缺陷会激化医患矛盾。医患情绪对立缺乏风险沟通忽视知情同意医疗风险是诱发医疗纠纷的根本原因，当医疗风险由可能转化为现实，并引发了患者的维权诉求时，就会产生医疗纠纷。根据国际风险管理理事会的风险诱因分类法则，医疗风险可以被归入社会沟通性风险。有专家指出，我国因医生对患者的治疗措施和预后告知不当而引发的医疗纠纷高达。从本文阐述的起典型医暴事件也可以看出，我国目前的医疗风险主要为医患之间的沟通性风险，患者担心医护人员利用信息上的优势地位，对其隐瞒包括不良后果在内的相关信息。医学的专业性决定了医患之间的信息存在严重不对称性，而现在医患之间的信任关系脆弱，如果双方事前对医疗风险缺乏有效沟通，或者事后沟通不畅，极易发生医疗纠纷。另外，医疗技术的进步不仅可能产生新的风险，也容易让患者对医疗效果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当幻想破灭时可能过多地归咎于医生过失，从而导致医疗诉讼的增加。知名医改专家萧庆伦就提出，中国医改需要提高患者的医疗素养，要让患者明白，患者生病去看医生，医生只能尽自己的力量，用科技和知识帮助患者治疗，但医生不能保证就能把患者医好。因此，很难认定是否医务人员个人过错造成了医疗损害。但目前暴力袭医事件频发，让医务人员承担了不该承担的风险，以过错为基础的医疗损害赔偿责任制度的预防功能大打折扣。它首先不利于防止类似情况反复出现其次，由于患者往往无法证明医疗过错的存在，也不利于对更多受害患者进行赔偿再次，以过错作为前提给责任认定增加了不应有的道德色彩，加剧了医患冲突。以过错为基础的医疗损害责任还应有完善的医疗责任保险作为保障。我国从年开始尝试建立强制性医疗责任保险制度，但从云南上海深圳北京等试点地区的实践情况看，效果并不好。从医疗机构角度，因为医疗责任保险保费偏高保险范围过窄，理赔手续繁琐不易及时理赔，所以不愿意投保从保险公司角度，医疗责任保险并没有多少利润，甚至亏本，因此也不愿意承保。美国因在医疗责任保险领域发生过次危机，对医疗损害责任进行侵权法领域的改革，最彻底的改革是进行无过错医疗责任的尝试。所谓的无过错医疗责任，是指患者若遭受医疗所致之严重伤残，有权从赔偿基金或者其他组织获得医疗赔偿而无须证明医疗机构或医务人员实施的医疗行为存有过失的种赔偿模式。无过错医疗责任的优点包括是由于无过错医疗责任不依赖于医疗过错的认定，可以在定程度上缓和医患矛盾消除医患双方的对抗是制度目标上更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