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而来的，是对这问题研究进路的思考。在研究进路上，我们可以笼统地将国内外的马克思与正义研究区分为两种是以正义的视角和范畴去审视马克思主义的客观文本，是从马克思文本著作中去开掘其中固有的正义问题。上文提及的以伍德胡萨米罗尔斯等人为代表的西方现代政治哲学研究都属于前者，而近十多年间逐渐出现的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研究者对马克思正义观的研究基本者属于后者。这两种研究进路的差异，不仅只在于者所形成的历史时段不同，同时更在于者所依据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这历史唯物主义原理来构建其生产方式功能的正义概念的，但是其借用马克思正义概念所表达的乃是从法权观点出发，对社会事实的合理性采取的最高表述„‟，是与历史阶段的特定生产方式相适应的。按照这种理解，资本主义的交易方式和分配制度，将会因其与占支配地位的生产方式相适应，以及为这种生产方式服务并发挥具体作用而被判定为正义。然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后资本主义分配方式以及超越现实资产阶级利益之外的无产阶级利益的各种范畴所强调的价值原则却没有在伍德所理解的正义概念中占有席之地。更进步地说，伍德的理解方式，不仅存在将以往阶级社会历史上出现过的奴隶制封建农奴制以及雇佣劳动制度粉饰为正义建制发展过程的缺陷，而且还存在曲解历史唯物主义以及朴素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危险，从而造成对资本主义剥削本质无视的实践失误。马克思对自由主义正义内在批判的理论前提和三重视界论文原稿。但这并不意味着，运用后资本主义社入地将人的异化和私有财产归结为异化劳动，并通过扬弃私有财产以克服市民社会的局限性。层层瓦解步步归谬，马克思正是以这种方式完成了对自由主义正义的初步批判。以批判黑格尔法哲学体系为核心的方法论视界详细来说，准确把握马克思对自由主义正义进行初步批判的研究方法，即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元分析框架，是理解他纠正自由主义正义内在悖谬的第步。对于黑格尔法哲学中的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元理解框架，马克思是这样指认的观念变成了主体，而家庭和市民社会对国家的现实的关系被理解为观念的内在想像活动。家庭和市民社会都是国家的前提，它们才是真正活动着的而在思辨的思维中这切却是颠倒的。„‟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这段论述中，马克思至少表达了如下层意思是肯定了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之间相分离的基本事实是纠正了此者之间的排列错位，指出市民社会是国家的前提而非达到政治国家的必经环节是以主宾颠倒的方式摆正了现实活动和思辨思维的关系。马克思所要批判的正是黑格马克思对自由主义正义内在批判的理论前提和三重视界论文原稿米关于马克思是否批判资本主义为非正义的问题之争时应该注意的个重要方面。从理论交锋过程来看，双方的论辩理据都是建立在特定历史时代之视角的基础上，都是将具体的历史事实误解为总体的历史现实的理论表征。这不仅体现在伍德基于正义在特定生产方式中的功能„‟而展开的资本主义并非不正义的论断中，而且也体现在胡萨米基于后资本主义范式的无产阶级利益思想而展开的资本主义是非正义的判定中。伍德虽然是通过诉诸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这历史唯物主义原理来构建其生产方式功能的正义概念的，但是其借用马克思正义概念所表达的乃是从法权观点出发，对社会事实的合理性采取的最高表述„‟，是与历史阶段的特定生产方式相适应的。按照这种理解，资本主义的交易方式和分配制度，将会因其与占支配地位的生产方式相适应，以及为这种生产方式服务并发挥具体作用而被判定为正义。然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后资本主义分配方式以及超越义。由于对正义这个规范性前提的见解各异，因此不可避免地给马克思文本打上各自的主观性烙印，这也是围绕马克思正义观争论不休的主要原因。虽然以正义范畴审视马克思文本，激活并敞开了马克思在正义问题领域的对话可能，但仍无法解决由于遵照主流正义范式对马克思思想进行塑形所带来的是否能够与马克思文本的内在视角达到种视角融合„‟这问题。举例来说，布坎南在其马克思与正义书中将罗尔斯集中于分配而忽视了生产，没有看到前者依赖于后者的论断位列于对罗尔斯正义论的十条马克思式批评之首„‟。这就十分清晰地说明了在分配正义与马克思内在视角之间无法达致视域融合的问题。由此可见，只有从马克思文本的内在视角出发去挖掘其中固有的正义思想，我们才能对马克思与正义问题作出更具反思性和整体性的说明。详尽的思想史研究马克思文本中固有的正义思想需要通过详尽的思想史研究才能得以确立。因为其立论依据并没有个如正义论那般非常明确的文本对象，种明显具有历史阶段性和暂时性的正义讨论，胡萨米把对分配正义的评价视角转移到了以维护无产阶级利益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分配标准上。这样来，用以评判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正义与否的标准就被提升到了更高的历史位阶。他认为，马克思可以有效地运用社会主义正义原则评价资本主义制度„‟。在此意义上，胡萨米将后资本主义标准等同于马克思总体性历史视域全部内容的分配正义论，与伍德将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生产分配等与正义相关的具体经济事实误认为是马克思对正义问题的全部价值判断样，依然具有阶段性乃至片面性。这种情况对于我们立足于历史总体去把握马克思对自由主义正义的批判具有重要启示。实际上，世纪年代以来，以塔克伍德和胡萨米为代表的激进左派理论的兴起并非偶然，根源上都体现出罗尔斯正义论理论范式对马克思主义正义研究的明显影响。激进左派思想家们在理论交锋过程中凸显出来的争议，如马克思是否批判资本主义为非正义和共产主义是否为正义社会等议题，本质上都根源以扬弃私有财产为核心的共产主义视界我们通过梳理论犹太人问题中的权利批判思想而体察到了马克思对自由主义正义的纠错过程，但不应只满足于把自由主义正义的内在悖谬诠释为利己主义的个体与私有财产权的结果，因为狭隘的孤立的封闭的市民社会成员与私有财产权之间是如何贯通起来的这个问题，在随后的手稿中作出了进步的论述。有鉴于此，理解马克思对自由主义正义的初步批判，应当在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到手稿的思想延长线上，把握异化劳动如何体现出其联结人性的异化与私有财产权之间内在关系的纽带作用。年，马克思在撰写手稿时，对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以及人的异化问题进行了深刻总结。其中特别强调，异化劳动存在则私有财产与人的异化必然存在。他指出尽管私有财产表现为外化劳动的根据和原因，但确切地说，它是外化劳动的后果，正像神原先不是人类理智迷误的原因，而是人类理智迷误的结果样。后来，这种关系就变成相互作用的关系。„‟循着马克思有关异化劳动的理论方向，我们识中，而且在现实中，在生活中，都过着双重生活天国的生活和尘世的生活。前种是政治共同体中的生活，在这个共同体中，人把自己看作社会存在物，后种是市民社会中的生活，在这个社会中，人作为私人进行活动，把别人看作工具，把自己也降为工具，并成为异己力量的玩物。„‟这也就是说，在市民社会这个物质生活的存在结构中，公人和私人普遍利益和私人利益之间始终是相互撕裂而非有机结合在起的。作为私人的市民社会成员是退居于自身，退居于自己的私人利益和自己的私人任意，与共同体分隔开来的个体的人„‟。这种市民社会成员的利己特性，显然已经揭示出了自由主义正义不可规避的宿命在市民社会条件下，自由主义正义所主张的自由无非是孤立的退居于自身的单子的自由„‟，自由主义正义所主张的平等无非是每个人都同样被看成那种独立自在的单子„‟。根据马克思对自由主义正义论的指认，这种利己主义人权所表现出来的消极性和封闭性并不是个单独存在的局部支配地位的强势者才配享自由与平等。这种自由平等，在现实中所实现的不过是有产者的正义，而无产者的正义在其中是荡然无存的。„注释‟这种批判倾向大体上类似于蒲鲁东在什么是所有权中对圣西门和傅立叶政治经济学的批判，马克思在年写就的论蒲鲁东中指出，蒲鲁东的什么是所有权企图以种黑格尔式的矛盾来辨证地说明经济范畴的体系，这种关系大致类似于费尔巴哈与黑格尔之间的关系。就此处对蒲鲁东的批判而言，我们可以指出，实际上马克思认为从思辨的哲学立场出发去批判政治经济学，不仅不会是令人满意的结果，而且对此持明确反对态度。这才有了后来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自己哲学信仰的清算。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卷，人民出版社版，第页。„参考文献‟„‟艾伦伍德，林马克思对正义的批判„‟马克思主义与现实，„‟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卷„‟北京人民出版社，„‟齐雅德胡萨米，林马克思论分配正义„‟马克思主义与现实，„‟李佃来马克思政治哲学研究的种进路„类的分离，其结果是人方面在政治国家范畴内中获得抽象的公民权利，另方面依然保留着市民社会中由物质生活这种自私生活所赋予的特性。对于这种人的深层分裂，马克思针见血地指出在政治国家真正形成的地方，人不仅在思想中，在意识中，而且在现实中，在生活中，都过着双重生活天国的生活和尘世的生活。前种是政治共同体中的生活，在这个共同体中，人把自己看作社会存在物，后种是市民社会中的生活，在这个社会中，人作为私人进行活动，把别人看作工具，把自己也降为工具，并成为异己力量的玩物。„‟这也就是说，在市民社会这个物质生活的存在结构中，公人和私人普遍利益和私人利益之间始终是相互撕裂而非有机结合在起的。作为私人的市民社会成员是退居于自身，退居于自己的私人利益和自己的私人任意，与共同体分隔开来的个体的人„‟。这种市民社会成员的利己特性，显然已经揭示出了自由主义正义不可规避的宿命在市民社会条件下，自由主义正义所主张的自由无非是孤立的退居于自身度。就前重态度而言，私有财产旦形成，就与异化劳动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