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胡适，而对梁启超的引领闭口不谈。众所周知，继梁启超的文界革命之后，胡适在年月写给梅光迪的诗中首次明确提出了文学革命的口号，并且得到了陈独秀等人的热烈响应。文学革命提倡白话文，主张以通俗易懂的形式反映平民的呼声。显而易见，这与梁启超文界革命的宗旨和理念如合符契。至于胡适与梁启超对新思想的不同理解与侧重，则取决于两人各自的学术立场和价值观念，当属价值观文化观问题。就反对古文贴近大众和思想启蒙而言，梁启式宣传了启蒙思想，而这正是梁启超所主张和期望的。再拿小说界革命为例，梁启超不仅呼吁新小说，在年率先提出了小说界革命的口号，而且亲自创作新小说新中国未来记。他提倡并且亲自创作新小说，是因为确信此类之书，于中国前途，大有裨助。与这定位相呼应，其创作新中国未来记的目的是，专欲发表区区政见，以就正于爱国达识之君子。新小说与旧小说的不同在于发表政见，梁启超的小说创作完全让位于所欲抒发之政见，以至写出来的小说是否像小说已经不再重要。结果可想而知，连梁启超本人都坦然承认覆读之，似说部非说部，似稗史非稗史，似论著非论著，不知成何种文体，自顾良自失笑。虽然，既欲发表政见，商榷国计，则其体自不能不与寻常说部稍殊。编中往往多载法律章程演说论文等，连篇累牍，毫无趣味，知无以餍读者之望矣，愿以报中他种之有滋味者偿之。梁启超当初首创小说界革命，是看中了小说的通俗易懂妙趣横生和读者广泛他创作小说，旨在借助小说这体裁宣入西学的第人，对西方著作的翻译追求古雅。严复师出桐城派，他的老师吴汝伦便是桐城派的人物，严复翻译西书所采用的文体就是桐城派古文。梁启超对当时占据文坛主流的桐城派古文及骈文极为不满，并因此与严复拉开了距离。新文体是梁启超对文界革命的尝试和率先垂范，是文界革命的组成部分，并且产生了重大影响。尽管如此，断言梁启超的文界革命以新文体为主体可，将文界革命归结为甚至等同于新文体则不可。如上所述，梁启超提出文界革命，除了以俗语白话反对晦涩难懂的古文，以笔锋常带情感的新文体迎合大众口味之外，还出于输入新思想的需要。输入新思想将文界革命与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连接起来，也正是为了更好地表达新思想，他在诗界革命之后，紧接着吹响了文界革命的号角。梁启超关注重视文界革命，紧扣思想启蒙的时代主题，同时与他对情趣的哲学阐释和美学诉求脉相承。启蒙与趣味成为梁启超文界革命的两个主旨，并被贯彻在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之中。如果将梁启超文界革命探析论文原稿论行事，虽具有过人之智慧过人之才力者，欲其思想尽脱离小说之束缚，殆为绝对不可能之事。夫小说之力，曷为能雄长他力此无异故，盖人之脑海如熏笼然，其所感受外界之业识如烟，每烟之过，则熏笼必留其痕，虽拂拭洗涤之，而终有不能去者存，其烟之霏袭也愈数，则其熏痕愈深固，其烟质愈浓，则其熏痕愈明显。梁启超文界革命探析论文原稿。文界革命作为梁启超面对戊戌政变的失败，在大量接触西学之后对中国前途的重新思考和抉择，既有大背景，又有小环境。因此，文界革命既是具体的，又是抽象的。就具体目的而言，主要针对桐城派古文有感而发，旨在提倡新文体。梁启超之所以将文界革命作为输入宣传新思想的突破口，不仅表明对文体文笔的关注和重视，而且流露出对桐城派古文的不满。换言之，文界革命不仅关注表达的思想内容问题，而且关注表达的方式与形式问题。有鉴于此，文界革命的目标是在桐城派古文之外创立种新文体，用通俗易懂的白话语言表达真情为体其易入人也既如彼，其为用之易感人也又如此，故人类之普通性，嗜他文终不如其嗜小说。此殆心理学自然之作用，非人力所得而易也。依据这个剖析，小说的魅力是必然的，其秘密武器是以情动人，这点与人之本性相契合。梁启超在哲学上恪守唯意志论，坚信情感高于理性，认为人的行为受情感的支配，而情感是超功利的。因此，对于人的情感来说，理性分析或道德说教皆无计可施，而只能以情感变易情感，这使小说拥有了用武之地。由于以情动人，以情感人，小说感人之深，莫此为甚。通过熏浸刺提种方式和力量，小说让读者对于书中的描写犹如臵身其中，感同身受，从而与小说中的主人公同悲喜，共命运，产生巨大的心理共鸣和情感共鸣。这便是小说的魅力所在，也是小说感人的奥秘所在。换言之，小说的魅力在于它不是采取说教的方式进行，而是以情动人。因此，小说通过以情动情所达到的动人感人效果，绝非说教甚至强制所能奏效的。这印证了梁启超对小说的钟爱除了出于新民事具有情节性趣味性，既吸引人，又不像学术著作那样晦涩艰深，故而成为最佳的消遣之物，使各文化阶层的民众都处在小说的耳濡目染之中。第，小说的叙述以故事为主，在以故事情节吸引人的同时，给人以情感震撼和刺激。如果将人脑比喻为个熏笼的话，那么，小说则无疑是熏染民众脑海的最浓之烟。小说的巨大影响和魅力使梁启超意识到小说大有作为，通过新小说改变中国人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和人生追求成为他改造国民性的基本构想，并由此发出了小说界革命的号召。在梁启超看来，正如先前国民的愚昧落后以及升官发财才子佳人的腐朽观念皆蒙小说之祸样，必须从小说界革命入手，通过新小说向国民灌输全新的价值观念，才能改变中国人的思想观念和人生追求。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郑重其事地警告小说家，中国今后的命运就掌控在这些人的手中然则今后社会之命脉，操于小说家之手者泰半，抑章章明甚也，而还观今之所谓小说文学者何如呜呼,吾安忍言,吾安忍言,其什则诲盗夫熏笼则孤立之死物耳，与他物不相联属也，人之脑海，则能以所受之熏还以熏人，且自熏其前此所受者而扩大之，而继演于无穷，虽其人已死，而薪尽火传，犹蜕其部分以遗其子孙，且集合焉以成为未来之群众心理，盖业之熏习，其可畏如是也。而小说也者，恒浅易而为尽人所能解，虽富于学力者，亦常贪其不费脑力也而借以消遣，故其霏袭之数，既有以加于他书矣。而其所叙述，恒必予人以种特别之刺激，譬之则最浓之烟也，故其熏染感化力之伟大，举凡切圣经贤传诗古文辞皆莫能拟之，然则小说在社会教育界所占之位臵，略可识矣。按照这种说法，中国人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大半来自小说，正如英雄的观念来自小说国演义水浒传，哲理来自小说封神榜西游记的启蒙样，中国人对情感的认识来自红楼梦西厢记等小说的启蒙。这就是说，小说不仅拥有其他体裁无与伦比的广泛受众，对人的熏染影响之深也非其他体裁可以企及。由此，梁启超得出了如下结论小说对人思想的熏染最深最重最伟耳，凡群治中切万事万物莫不有焉。以日人之译名言之，则宗教有宗教之革命，道德有道德之革命，学术有学术之革命，文学有文学之革命，风俗有风俗之革命，产业有产业之革命。即今日中国新学小生之恒言，固有所谓经学革命史学革命文界革命诗界革命曲界革命小说界革命音乐界革命文字革命等种种名词矣。对于这段文字，可以进行如下分析第，梁启超认为，优胜劣汰是宇宙间不可逃遁的法则，革命并不限于政治界，思想界文化界亦应有相应之革命。第，就当时的中国思想界而言，革命词已经成为流行语，出现了诸如革命革命之语，这其中就包括梁启超本人几年前首创的文界革命。第，文中提到的诸多革命即所谓经学革命史学革命文界革命诗界革命曲界革命小说界革命音乐界革命文字革命等种种名词之间并不都属于同层次，因而不都是并列关系，而是呈现出前宽后窄的态势。其中，经学革命史学革命中的经史与子集样属于大学科，远非后面的诗曲小说音乐或文字可比。从前后衔接来看，文风俗的导向作用，强调近十年来世风日下，小说内容的龌龊不堪难辞其咎。今后社会之命脉，操于小说家之手者泰半点明了小说家的社会责任，也寄托了梁启超凭借小说改造社会塑造新民的构想。由此观之，小说界革命既流露了他对小说现状的不满，又饱含着对小说作用的敬畏和对新小说的期待。梁启超不仅比较了中西学术，而且将中国的文学不发达说成是者的最大区别之。沿着这个思路，通过文学界的革命，促进中国文学的发展成为振兴中国学术的必经之路。从这个意义上说，文界革命既表达了梁启超对文学的重视和期待，又包含着他对中国文学界状况的不满。他在书中对中国文学不发达原因的揭示由文字问题讲到文体问题，并以国语新文学释新文体，为人们理解文界革命提供了佐证。在对清代学术的审视中，梁启超将之称为中国的文艺复兴，由此断言当时的中国正处于启蒙期，并对中国的学术前景充满信心。在此过程中，梁启超面肯定清代学术的价值，面对清代文学界的状况表示不满。在，而应该研究小说何以熏染人如此之深，借助小说的熏染力将国民引向高尚之途。在此，梁启超将小说之所以具有巨大影响和魔力的原因归结为两点第，通俗易懂，趣味横生。通俗使小说尽人能读，尽人能懂，低门槛自然使小说拥有了大量文化底层的读者。而小说的影响并不止于此，它对于有学识的文化阶层同样势不可挡。小说的故事具有情节性趣味性，既吸引人，又不像学术著作那样晦涩艰深，故而成为最佳的消遣之物，使各文化阶层的民众都处在小说的耳濡目染之中。第，小说的叙述以故事为主，在以故事情节吸引人的同时，给人以情感震撼和刺激。如果将人脑比喻为个熏笼的话，那么，小说则无疑是熏染民众脑海的最浓之烟。小说的巨大影响和魅力使梁启超意识到小说大有作为，通过新小说改变中国人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和人生追求成为他改造国民性的基本构想，并由此发出了小说界革命的号召。在梁启超看来，正如先前国民的愚昧落后以及升官发财才子佳人的腐朽观念皆蒙小说之祸样而因发为言论行事，虽具有过人之智慧过人之才力者，欲其思想尽脱离小说之束缚，殆为绝对不可能之事。夫小说之力，曷为能雄长他力此无异故，盖人之脑海如熏笼然，其所感受外界之业识如烟，每烟之过，则熏笼必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