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等等。对这些分歧的讨论就需要更多的个案提供支持。历年来的研究也呈现出种推进的趋势，即随着研究者在明代国家动员乡村治理等问题上的视野拓展，显示出旌表义民可能具有更为复杂的政治背景，是理解明前期皇权政治与乡村社会关系的个入口，需要将其臵于地方社会的历史情境中做细致的探讨，考察旌义过程如何在具体的地方社会中展开，并呈现明代国家在乡村发展治理中的困境与突破。本文对上述问题的探讨，选择了江西布政司及其所辖的吉安府为个案。正统年间，该司落内部关系的依赖性会更加突出。是预备仓的敛散成本与赔累风险居高不下。按制度规定，仓谷只能贮存，不能投资，利润只是歉粜与丰籴之间的米粮差价，实际运作中往往丰歉不常贫者难以偿还，迫使管仓者向乡村富室寻求帮助，转贷生息弥补亏空，这会推动县域之内乃至跨县粮食的积贮规模与市场变化更多操控于富室大户之手。换言之，在预备仓体系衰颓的地区，明初以来旧的官方赈灾体制对基层村落的干预力可能在不断降低，与此同时，乡村中粮食储备与分配的主动权逐渐归于富室大户群体，他们对乡村局势的掌控力会逐渐上升。上述转变在南北各地的进程不，地方政府对此似乎无计可施。宣宗中期曾有意整顿预备仓，但还没有来得及做出重大改变，各省已经遭遇连绵的灾伤。宣宗下诏谴责大户闭籴，宽宥劫掠的饥民卷，宣德年月己巳，给事中年富建议强制富民出贷卷，宣德十年月乙未，都凸显了政府的恤贫立场，也衬托出当时乡村中富而无礼惟规厚利的道德洼地。英宗即位的第年，改元正统，新旧交替之际，粮储危有了从地方个例上升为中央事例并向全国推行的政治价值。柯暹将胡有初推荐给巡抚赵新，赵新出身富室，早年曾在乡协助其父发粟赈饥，较为了解富民的心理与需求。在他的劝谕下，胡有初的捐谷总数达到千百石，正好是后来南方各省要求出谷麦‚千石有奇‛的旌格，赵新也提供了旌义事例最初的设想，为后来户部在全国范围内推行义民旌表提供了蓝本。吉安府因此成为最早有义民旌表的地区，这地区的实施情况也体现出国家在旌义中寄寓的乡村治理意图通过给予捐赈者前所未有的政治礼遇，彰显‚义‛德的重要性，赋予义民‚表励乡俗‛的地位与声望通过记序传志或铭等文献，细绎旌义者的道德实践，确立乡村生活中符合‚尚义‛观念的行为标准，以此统摄协调公私事务的伦理秩序。以下将从旌表的程序方式以及记念文献等方面加以分析。从程序与方式上看，捐赈行为经知县申府布政司，上报户部确定旌表，最高旌格者由行人赍赐敕书，免除杂泛差役若干年，地方官府犒以羊酒，拨银建坊，义民及家人赴京谢恩，在光旌表义民和明代的乡村治理探究中国历史论文君臣之义的政治道德内涵。其，认为胡氏之举在于地方‚尚德‛的传统。在胡有初之后，曾希恭继而捐谷，‚民之斯举也，昉见于吉水胡有初，再见于希恭，而然后见诸方益多，何也‛时人将胡曾之举归因于地方有德先贤的‚薰炙渐陶‛之功‚吉水，吉安属邑，吉安故文献忠节之邦，仁人君子诗书礼义，流风余泽未已也，其薰炙渐陶固有本矣，不然何以其感发兴起之独先于众乎,‛卷，敕书阁记旦国家能对胡曾这样承袭‚流风余泽‛的行为加以旌褒，便会起到使同道兴起弘善懋德的效果。‚故有初能以义振民，有同然之心者又从而和之，然后民免于难。有初之善在人，其巨细可知,‛其，胡有初两次捐谷，建立义仓，虽是受邀而为，但并非迫于外在形势或利害关系，而是出于个人修身的价值观念。‚有初曰天生我而无异于人者，义也天生人而无异于我者，命也。财谷不常有于人，岂得常有于我，苟以均得于天者为轻不常得于我者为重，失本然之权甚矣。以有初之言与行若此，而以义目之，非过也。‛卷，燕冈义仓记儒家安府地区的旌义案例，本文将试图提出对明朝前期乡村治理模式转变的初步认识，试图分析当时的明代国家如何解决它需要面对的基本问题，即君主政治与‚善有道德的乡村生活‛之间的关系。‚锄强‛与‚好讼‛背后的乡村困境据时人记载，义民旌表首见于吉水胡有初。胡氏早年以涉讼而闻名昔洪武初，法制未备，公兄弟早孤，豪横多侵夺其产。及稍长，智略过人，奋然欲有所为。诸豪知不便于己，出力沮抑之。公谓兄秉初曰‚必去是，吾乃有宁宇,‛秉初奇之。缚其渠诉之京，皆得罪，而胡氏遂复旧观。由是人皆惮公。卷，义民胡有初墓表胡氏兄弟与‚豪横‛争产之激烈，竟致家无宁日。‚豪横‛词曾广见于宋代文献，册府元龟将帅部下设有‚豪横‛条，称此类人群‚作威作福，凶于而国‛，且‚总握兵要‛，是有政治背景或掌握地方武力的人物。胡有初的讼产属于户婚田土范畴，洪武后期，曾禁止地方小民以此类细故越诉于京，若要将争产的‚诸豪‛绑赴京城‚皆得罪‛，则可能是使其关涉他案，或援用了相关法令军粮调运外，其他省的捐赈全是针对赈灾备荒。江西南直隶与湖广等地巨额助赈的表现，与宣德末年认为南方地区富民囤积无德惟规厚利的情况大相径庭。这种劝募的新方式为何反常态地获得乡村社会富民的响应历来学者提出过种不同的解释是认为南方乡村的义民主体是粮长，与国家利益相通而助赈是认为义民主要来自‚崇本力农‛的经济不发达地区，民众的政治认同度高，响应积极，江南发达区受此前重赋政治歧视等影响，反应冷漠是根据凤阳吉安等府的个案，认为义民主要来自经济宽裕灾荒程度轻的州县，重视道义，追求旌表的荣誉。以上解释之间或是存在相互矛盾，比如粮长助赈的事例多见于江南富裕地区，在积极响应的江西省，大量义民是分布在经济文化发达的吉泰盆地或是侧重国家宏观层面，过于概括，如对于素称‚健讼‛‚难治‛的地区来说，大量义民的政治认同重视国家荣誉是如何体现的等等。对这些分歧的讨论就需要更多的个案提供支持。历年来的研究也呈现出种推进的趋势，即随着研究者在明代预备仓的立意不可谓不善，但管理仓务对乡村来说实则非常困难。仁宣时期，预备仓体系已经日益衰颓，乡村治理面临着新的变化。是预备仓的规模收缩。仓初设于县内境，以便赈济乡之民，由于存储技术人手困难高成本低收益等问题，永乐年间许多仓已迁入城内，或被废弃。村民能从外部获得借贷赈济的支持减少了，官府干预的敏感度降低，贫民对乡村富室以及村落内部关系的依赖性会更加突出。是预备仓的敛散成本与赔累风险居高不下。按制度规定，仓谷只能贮存，不能投资，利润只是歉粜与丰籴之间的米粮差价，实际运作中往往丰歉不常贫者难以偿还，迫使管仓者向乡村富室寻求帮助，转贷生息弥补亏空，这会推动县域之内乃至跨县粮食的积贮规模与市场变化更多操控于富室大户之手。换言之，在预备仓体系衰颓的地区，明初以来旧的官方赈灾体制对基层村落的干预力可能在不断降低，与此同时，乡村中粮食储备与分配的主动权逐渐归于富室大户群体，他们对乡村局势的掌控力会逐渐上升。上述转变在南北各地的进程特征。绝大多数的义民是本地乡村中的土著居民，出身于‚故大家‛‚名族‛‚世族‛或‚宋以来之著姓‛。这些义民的家族看重儒学教育和科举传承，有位义民能明确其族人自宋元以来的仕宦经历，有位义民或本人曾游乡校，或父祖兄弟读书有士行，或建家塾兴学，子弟为府县学生员解元进士。得益于族属蕃盛交际年深以及个人的从学经历，有位义民的亲属姻戚或交好的朋友拥有科举功名。这方面的例子有助于判断他们在乡村中的社会地位与处境。吉水县胡有初，有‚亲友仕于朝者‛，子顓庸为太学生卷，题胡氏皆荣楼记后曾希恭，与给事中刘益交好，伯父曾原鼎‚以武授卫镇抚‛卷，兰溪义仓记王文子，与解缙的家族世代联姻卷，王氏族谱序后李维霖，侄庸修为江西解元，与翰林学士周叙有谊卷，送义民李君南还序萧文志，与萧镃同族，长子东铉联姻刑部侍郎廖庄，孙人俱娶宦家女为配，亦与曾翚罗伦家族联姻，孙萧赞为岁贡，授湖广应山县儒学训导周恂友周仁俊，分别是周忱的兄长与儿子卷，世义堂记龙或交好之人宣传推动，从而响应旌义这种推测可能难以成立，是因为江西地区义民的旌格在当时各省中最高，普遍达到千百石或千石以上，要劝说他人向国家捐助这样巨额的粮储，且与官员本人没有直接的利害关系，从人情上讲似乎是非常困难的事情是在旌表之前，很少发现外出任官的吉安籍士人特别推动过捐赈，官员们对义民及其家族产生的关注和影响明显地表现在获得旌表之后，如上节的朱诚望事例。那么，与科举学校高级官员的密切联系，对旌义前这些家族意味着什么呢是使义民及其家族跻身于宦族之列，如周恂友周仁俊李维霖乐象明张济等人，是像杨彦实胡有初那样，身份上只是庶民富室，但作为土著，在地方社会中有根基，加上较为便利的官场人脉与有力的姻戚支援，即便遇到势力者也可以不必媕阿或受其凌轹。在旌义之前，可以认为上述义民在乡村中绝大多数有着相对稳定且有保障的社会地位，又有丰裕的赀产傍身，他们应当有能力在日常生活中坚持自已的价值观念，体现个人与家族的处世之道，包括但淳德教化表励风俗方面为乡村普通民众的生活助益。杨士奇曾认为吉安地区新兴的科举力量有相当部分起于宋元以来的故家旧族卷，送严绳祖序，重视学养，品行淳厚。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来，当时复兴的故家子弟未必都重视德行伦理，‚或挟浮躁之资，或溺傲侈之习，日驱逐驰骋于形势货利之途而不知止‛卷，刘氏倡和诗序。再则，加入科宦之列的阶层来源也比杨士奇所乐道的更为复杂，在官宦人数较快较多的增长过程中，社会风气发生了显著变化，体现为两方面。庐陵县陈谦，与礼部郎中刘孟铎中书舍人宋怀为婚姻萧子韶，与礼部郎中刘孟铎交好卷，承恩堂记吴奭，与河南左布政使李昌祺工部侍郎周忱为亲戚，女人，皆嫁为士人妻卷，吴处士墓志铭朱诚望，与尚书王概结儿女亲，与刑部主事郭循交好，女嫁卫辉府推官。永新县贺孟琏，与翰林编修刘定之为姻家卷，敕书阁记贺祈年，其父与解缙李昌祺时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