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所感激发愤，惟无所施于世者，皆寓于文辞，故曰穷者之言易工也‛。欧阳修在梅圣俞诗集序中也说‚予闻世谓诗人少达而多穷，夫岂然哉盖世所传诗者，多出于古穷人之辞也。‛他提出诗文创作的‚穷而后工‛理论，而这个‚穷‛特指政治上的不遇。从作者遭遇角度探究诗文生成的原因是对司马迁‚发愤著书‛说杜甫‚文章憎命达‛和韩愈‚不平则鸣‛理论的延伸，它们均源自作者切身的体验。仕途的经历让文士广泛接触社会，阳修欧阳修全集李逸安，点校北京中华书局，陈亮书欧阳文粹后龙川文集明崇祯癸酉刊本洪本健欧阳修资料汇编北京中华书局，欧阳修新代史北京中华书局，龚延明中国历代登科总录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十经注疏阮元，校刻北京中华书局，赵翼廿史札记曹光甫，点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清文渊阁库全书本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北京生活读书新知联书店，李春青，桂琳双重生存空间中的欧阳修兼论欧阳修新型人格结构的生成江西社会科学，荀子卷十清抱经堂丛书本杜甫杜诗详注仇兆鰲，注北京中华书局，苏轼诗集王文诰，辑注北京中华书局，范仲淹范文正公文集北京中华书局，张载张载集北京中华书局，钱穆国史大纲北京商务印书馆，魏宏灿曹丕集校注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王安石临川先生文集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苏辙栾城后集部丛刊影明嘉靖蜀藩活字本刘勰文心雕龙译注文学止于润身，政事可以及物‛的说法，这不是愤激之言，而是有意于讽时救世。因为‚政事‛接于人事，是将‚治民‛理念付诸于实践，因此具有‚及物‛的时效性，也更为迫切。文章虽然可以因‚中于时病‛而发挥作用，但落实到矫正时弊时却还需个过程，不如可以直接着手的政事有实效。此外，欧阳修从仕途的几次挫败后也认识到对社会的革新和治理只有通过政治途径才能发挥最直接的作用力。总之，就欧阳修所处的历史环境而言，他认为文学并没有政事重要，‚在他心目中，首先应以道德家政治家自期，其次才是文学家，但这并不意味这对文的轻视和否定‛。欧阳修注重‚文‛自身的独立价值，他说‚君子之所学也，言以载事而文以饰言，事信言文，乃能表见于后世‛，他肯定文章在流传后世中的作用，而这种作用的产生是以坚持‚道德文章‛和‚文章不为空言而期于有用‛为创作原则的，因为‚道纯则充于中者实，中充实则发为文章辉光，施于事者果毅‛，提高道欧阳修文学止于润身，政事可以及物的思想探究文学理论论文族品行良好贤材众多，故有逐渐显达的趋势，因为‚恃力者虽盛而必衰，以德者愈迟而终显‛，在困蹇时蕴畜道德，从精神层面超越不幸的人生际遇。‚遇不遇‛本是古代士大夫的个普遍现象，‚文章憎命达‛，不遇时，文章尤能，‚盖遭时之士，功烈显于朝廷，名誉光于竹帛，故其常视文章为末事，而又有不暇与不能者焉。欧阳修文学止于润身，政事可以及物的思想探究文学理论论文。其，就名臣与儒者的身份关系来看，欧阳修指出‚名臣贤辅出于儒学者，十常也‛，‚夫儒者通乎天地人之理，而兼明古今治乱之原‛，‚夫儒者所谓能通古今者，在知其意，达其理，而酌时之宜尔‛，故儒者应以通经致用为治学目标，博于古而宜于今。欧阳修眼中的‚儒者‛不是皓首穷经闭门造车，而是为现实政事效力的‚时才‛。作为宋代新型士大夫代表的欧阳修既是‚儒宗‛‚文宗‛，同时也是极具政治理想和抱负的政治家，据胡柯欧阳修年谱，嘉祐年，欧阳修加龙图阁直学士州儋州。‛苏轼因志于朝政敢于进言而多遭贬斥，但即使被贬荒远之地也依然勤于政事，尽心力为地方人民办实事，例如灭蝗救灾抗洪筑堤兴办教育等等。至于钱冶，虽才高官低，但‚使吾政行于民，是达也‛的态度正与欧阳修不谋而合。为官为吏，应充分发挥主体能力，躬行践履与民休戚相关的各种事务，与此同时注意自身行为须符合历史发展趋势且不违背道德人格。‚夫君子用其刚也，有渐而不失其时，又不独任，必以正以礼以说以和而济之，则功可成，此君子动以进而用事之方也‛。欧阳修主张君子应该主动作为，并且这种作为是渐进的随‚时‛的合于礼法的。欧阳修之于‚文学‛与‚政事‛有宋代有鉴于晚唐代以来藩镇割据之教训，从王朝建立之始便崇文抑武，重用文臣，以科举取士，给予读书人大量步入仕途的机会。这使得宋代士大夫普遍存有‚以天下为己任‛的社会责任感和参政意识，从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到张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和钱冶对道德的持守体现的是条社会治理思路学习儒家文化，追慕圣贤道德品格，以自身对德行统的操守影响社会风气，最终达到肃清社会不良风气提高社会治理的目的。落实文风改革除了社会风气的败坏，宋初文坛也弥漫着浮靡之风。沿袭唐代末流而来，宋初的‚白体‛诗人主要模仿元白等人的流连光景之作，‚晚唐体‛诗人以风花雪月和山林隐逸为主，‚西昆体‛诗人惯于从历史文献中寻找题材，‚文章专以声病对偶为工，剽剥故事，雕刻破碎，甚者若俳优之辞，如杨亿刘筠辈，其学博矣，然其文亦不能自拔于流俗‛，其共同特征是缺乏时代精神。欧阳修反对这种脱离现实的文风，他倾向韩柳的古文创作，推崇‚以文为诗‛的方法，但科考仕进则非作杨亿刘筠之‚时文‛不可。两次科场的挫败使他不得不改从时文，不过，作‚时文‛只是他进入仕宦的权宜之计，入仕以后则改从古文，对‚时文‛则取其所长而已。他对科场后生晚辈进行文章指导时也无不以‚切于事实‛‚践道畜德知古明道，而儒学从来不止是抽象理论，‚修齐治平‛便是儒家学者的践道模式。儒家文化实践中，修身是前提，为政还须以德，故欧阳修重视独立人格的塑造，重视道德品格的持守，其‚道德文章，百世之师表也‛。在送徐无党南归序中，他指出，‚其所以为圣贤者，修之于身，施之于事，见之于言，是者，所以能不朽而存也‛，他把修身放在第位，‚修于身矣而不施于事不见于言亦可也‛，可见内在的思想修养和道德品质在他心目中至关重要。欧阳修本人受儒学浸染之深，为人器度宽宏，心中坦荡，他说‚充于中者足，而后发乎外者大以光‛，正如周易‚大畜‛卦所指示的‚畜于其内者实，而后发为光辉者，日益新而不竭也‛，因此，君子理当‚畜其德‛。欧阳修之所以注重道德修养，是鉴于唐末代以来‚礼崩乐坏，纲常之道绝，而先王之制度文章，扫地而尽于是矣‛，而‚道德仁义，所以为治‛，文治有益于齐家治国，故他从文学的社会功用着眼，力图通过整缺漏。景祐年作与高司谏书，揭示高若讷的丑恶与卑劣行径，直接触怒了以吕夷简为代表的守旧势力，结果被贬夷陵。庆历年，他踊跃推进新政，其中准诏言事上书‚以明治乱之原，谨采当今务急，条为弊事‛，足见其锐意革新之志。新政期间又写下论按察官吏札子论吕夷简札子以及朋党论等文。以上诸文皆是源于政事之热点事件，是运用古文实用性功能与保守势力展开的正面较量。除政论文外，其史论文章金石研究等也为当下时政提供效用，如集古录跋尾唐盐宗神祠记云‚余家集录古文，不独为传记正讹谬，亦可为朝廷决疑义也‛而他对史学研究的目的同样在于使观览之人考察盛衰治乱的理脉以警戒当世。欧阳修是宋朝古文运动的核心人物，不仅自己身体力行，以古文书写时政，同时也引导后进人才践行其古文创作理论。欧阳修入仕后，不少后生慕名请教，欧阳修对之循循诱导并推出自己的为学主张，他在与张秀才棐第书中云，‚君子之于学也，务为道，为道必求知古弊的贤材。欧阳修文学止于润身，政事可以及物的思想探究文学理论论文。以民为本的政事观学优则仕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理想目标，孔子实施教育也培养出批治国理政人才。读书人参与政事表达政见需要儒家学说提供学理性支撑和理论性指导，而经中关于政事的记载集中于尚书和春秋，荀子劝学云‚书者，政事之纪也。‛尚书是记言史料汇编，是古文写作的效法典范，但如何创作出适应当世的‚有用‛之文则不仅需要从儒家思想理论出发，更要求在具体的政事实践中积累经验。另外，创作的文章是否‚有用‛能否产生政治效果也有赖于具体政事的验证。民为邦本，择吏为先尚书夏书子之歌云‚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孟子尽心下云‚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熟读儒家经书的欧阳修知道‚民‛对于国家的重要性。宋初百余年，政治环境相对安定，农业手工业和商业持续发展，经济日趋繁荣，各行各业均取得较大进展。宋王朝在财政上‚恩逮于百官者仕之初便积极建言献策，明道年作上范司谏书，力促范仲淹积极进言，裨补时政之缺漏。景祐年作与高司谏书，揭示高若讷的丑恶与卑劣行径，直接触怒了以吕夷简为代表的守旧势力，结果被贬夷陵。庆历年，他踊跃推进新政，其中准诏言事上书‚以明治乱之原，谨采当今务急，条为弊事‛，足见其锐意革新之志。新政期间又写下论按察官吏札子论吕夷简札子以及朋党论等文。以上诸文皆是源于政事之热点事件，是运用古文实用性功能与保守势力展开的正面较量。除政论文外，其史论文章金石研究等也为当下时政提供效用，如集古录跋尾唐盐宗神祠记云‚余家集录古文，不独为传记正讹谬，亦可为朝廷决疑义也‛而他对史学研究的目的同样在于使观览之人考察盛衰治乱的理脉以警戒当世。欧阳修是宋朝古文运动的核心人物，不仅自己身体力行，以古文书写时政，同时也引导后进人才践行其古文创作理论。欧阳修入仕后，不少后生慕名请教，欧阳修对之循循诱导并推出自己德泽施其方，百年之际，虐用其人甚矣，其动于气象者，岂非其孽欤‛而对于武进钱冶之家族，欧阳修赞赏其先辈能在代乱世中保全名节，认可他们‛以儒学廉让行于乡里‛的行为，并预估‚武进钱氏，自宝世，至君钱冶有闻，又有贤子，不坠益彰，其势孰止。‛对于同为钱姓氏族的不同家族，欧阳修看到吴越钱氏家族在代乱世中凭借武力割据方，但由于‚怯弱‛‚淫侈‛又‚重敛其民以事奢僭‛，因此必不得永年。相反，武进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