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不是奇迹了。礼崩乐坏是可能发生的，集体道德沦丧也是可能的。既令人失望也令人不解的是，在初始集体理性成功完成了文明秩序建构之后，就似乎功成身退了，除了遭遇集体性的挑战比如外部侵略，就少见集体理性行动了，反而经常可见集体非理性行为，甚至个人理性的加总也经常难以形成集体理性。第，个群体对内倾向于形成荀子状态，即合作的集体选择，而对外则非常可能形成霍布斯状态。荀子和霍布斯分别看到了初始状态的半问题。荀子相信，内部合作虽是生存之本，但由于人性自私，必定出现利益分配不公而导致冲突，所以人化为内在制度，即化制度为精神。伦理的退化意味着制度精神性的退化，人类的制度正在失去精神性或者已经失去精神性而变成单纯技术性的制度，有效率而无意义。这是伦理和道德的危机。如果个文明足以赋予生命以意义，能够解释行为的价值，这个文明本身必须成为个神话，即能够在形而上的维度上为生活赋予精神性。道德伦理也许不是人类的最大成就，却是最大的奇迹。道德伦理是维持人类文明神话性的保证。伦理正在消失，伦理学在讨论将不存在的事情。如果伦理学还有机会重新成为哲学的反思，首先必须承认当代伦理学已经失去为伦理进行解释和辩护的能力，当代对伦理的解释和辩护几乎无法避免地成为政治正确的宣传而失去反思性，而失去反思性就失去了哲学性然后，伦理学需要转向或回归伦理学的形而上问题，去反思任何价值，或反思任何秩序制度和游戏规则的合理性，从而发现重建人类精神性的机会。任何种价值观的反思才是伦理学永远不会被剥夺的问题领域。参考文献美格雷伯债第个年孙碳，董子云，译北京中信出版社，英维特根斯坦维特根斯坦全集第卷何价值都在于排序，而排序意味着歧视，旦取消了价值排序，价值就消失了，就是说，价值的存在论基础就是不平等，如果切平等，价值就失去立足之地。其中道理类似于，如果每个数目都等值于，就不存在数量了。政治正确取消了价值的立足之地，也就否定了伦理学的地位。在实践上看，事情就更严重，假如真的出现了取消切不平等的社会，那将是文明的热寂之死。取消了价值就没有任何事情需要努力了，文明将难以为继。取消切不平等是反自然的努力，可是，违背自然需要个天大的理由。经过现代算账制度和政治正确意识形态对伦理的双重淘汰，伦理学所剩空间已经非常狭小。按照推想未必为真，超级人工智能和基因技术将重新定义人的概念，将创造在能力上和生命上远超人类的新人。在生物学上，这可能将是人类的存在论升级，意味着人类重新进入种全新的初始状态，但那很可能是文明的重新野蛮化。个不祥的预兆是，无论从经济学还是政治学的原则去看，人类升级都不可能是包括每个人的普遍升级，也不可能是包括大多数人的集体升级，而探究伦理与伦理学的困惑伦理学论文，权利因此不断膨胀扩张和增殖，而且借助政治正确的概念来加倍压缩伦理空间。权利的单方面增殖打破了权利和责任的对称性和平衡，而打击责任就是打击伦理。淘汰伦理的第种机制更为严重，任何自私欲望都能够申请为权利而获得合法性因而势不可挡。淘汰伦理的社会灾难恐怕并不遥远。以政治正确为名的权利诉求在逻辑上蕴含着个灾难性的悖论如果种特殊诉求有合法理由成为特权，那么任何种特殊诉求都有等价的理由成为特权。比如说，假定确认些接近有意识的动物应该有类似人权的动物权利，以类似理由推之，很快就应该确认所有动物的权利，进而还应该确认植物以及所有生命的权利，最后的结论是，人类不能吃任何东西。这个推论当然是不讲理的，可是，认为人们喜爱的些动物必须有动物权利而其他动物却没有资格，这个规定更不讲理。不讲理的规定必然引出不讲理的推论。事实上没有必然理由规定野生动物的生命高于人工饲养动物的生命，更没有理由证明狗的权利高于猪牛羊。本来人类对动物有着自然正确的态度，旦把属于人的政治概念滥用于动物，以政治正确远早于网络社会，维特根斯坦就通过游戏概念反思了伦理学的核心问题，相当于个理论化的入群退群问题。维特根斯坦的例子是打球。除了不许作弊耍赖之类的硬规则，打球也有软规则，比如说，人们默认要玩就好好玩，否则就没意思。假如有人故意瞎打，于是我们会说，别瞎打，这样不好玩。可那个人说，我就乐意瞎打，我自己觉得好玩。我们没有办法要求他必须认真打球，只好不和他玩了。维特根斯坦接着提出了严重的问题在伦理问题上，我们是否可以说随你便，你想怎么做就怎么做显然不能，因为伦理涉及绝对的价值判断，但维特根斯坦并没有给出最后答案。伦理问题在此有着复杂性方面，伦理是全社会甚至全人类的公共游戏，没有自由退出机制，任何人都没有合法权利退出伦理群，也不能声称自己有权定义伦理。这意味着，伦理不是种个人权利，而是种普遍义务，因此，违反伦理的行为即使够不上法律惩罚，也必须承担行为后果。另方面，人可以自由选择行为，有的人就愿意造谣或忘恩负义。在传统社会里，此类行为会受到惩罚，但在现代社会里，惩罚权已经交给了法律的生长方式十分特殊，其创立期即高峰期，完成创立期之后就逐步而缓慢地进入不断退化的阶段，开始的退化非常缓慢，几乎不可察以上是推测，下面是事实但随着经济政治和法律的发展，伦理退化逐渐加速，到了现代社会，伦理进入崩溃阶段。按照马克思的理解，现代的切事情都变成唯利是图的交易。伦理显然经不起万事变成交易的挑战。孔子最早发现伦理的退化问题，所谓礼崩乐坏。礼崩乐坏的意义不在于批评了新秩序取代了贵族旧秩序的时代性无序状态，而在于提示了个普遍的理论问题。可以想象，假如孔子看到的只是伦理的更新换代而不是道德水平的下降，即使看不惯也不会痛心疾首，或许还会去研究新伦理的意义。比如说，如果季氏违制之事不是佾舞于庭，而是跳华尔兹，智慧如孔子者，绝不至于不可忍，至多觉得伤风败俗其实也未必，可考虑子见南子故事。孔子不可忍的理由是，佾之舞代表着伦理秩序，而破坏秩序就触及了伦理的本质。显然，如果只是伦理更新而不是道德退化，就不是值得忧虑的问题。孔子不是古板的守旧者，从来没有拒绝合理化的移风易俗，孔子虽第，如果伦理礼法或是演化博弈的结果，那么必定是对人际冲突的个理性解。在长期多轮博弈中，人人都是弱者的事实注定了理性合作对于每个人都是占优的长期策略。也许很难证明这个占优策略同时等于最优策略，因为在些特殊的博弈中比如生死相搏，铤而走险可能是最优策略，但对于长期策略而言，偶然的冒险不构成稳定的影响，因而忽略不计。可以肯定，理性合作是摆脱普遍冲突困境的长期有效策略，在理论上说也是每个人的占优策略。尽管不排除存在少数非理性行为，但少数非理性行为对社会总体倾向的影响有限，而且，长期来看，少数非理性行为总会被多数理性行为所挫败。根据阿克塞尔罗德的理论，多数人的行为会形成压倒性的集体优势，多数人的选择同时也就是每个人的占优策略，于是，大多数人的大多数行为在最后能够形成集体理性，这是伦理得以形成的基础。需要注意的是，集体理性主要是发生于初始状态的奇迹，并非任何时期都可以随时重复的奇迹那样也就不是奇迹了。礼崩乐坏是可能发生的，集体道德沦丧也是可能的。既令人失望也令人不解的对生活问题的挖掘式追问，很快就触底了，问题链断了，下面再也提不出问题了，只好原地踏步在对硬底事实的重复描述上，只好说生活就是如此这般的，说来说去，事情终究就是这样的，没有进步的解释了。总之，生活事实如果有真相，那么真相等于描述。维特根斯坦止步于此。可是问题却没有结束。如果说生活就是这样的，显然可以问那么到底是哪样的也许维特根斯坦会说，只要足够认真，把事情件件罗列清楚，件件描述清楚，就像讲解种语言，这个词如何用，那个词如何用，如果全都说清楚了，事情就说完了，再也没什么了。人类学家可能会喜欢维特根斯坦的这个解释，但我却不太满意。人类学家格尔茨提出了个推进维特根斯坦解释的有趣概念浓密描述，但就是不知道多么浓密才算足够浓密。无论在何处停止描述，都是个主观主义的决定，或者，如果无限细致的话，描述就变成项永远无法完成的工作，都不可能抵达真相。更重要的是，描述理论没有触及人类文明中最重要的件事情如果个人做了离经叛道的事情，而且不承认既定规则的合理论把无穷变化定义为好，还是把恒定不变定义为好，总之都必须把些东西定义为可取的，否则无法建立任何秩序。这意味着，在形成规则之前，就预先存在着形而上的先验关系。既然伦理学的本源状态是应然与实然的同状态，善的概念就不可能被任何种伦理所定义，而只能在存在论中被理解。善的概念具有先验性而先于任何伦理，因为建构任何种伦理都预设了善的概念，否则无法建构具有分辨力的伦理规则。因此，伦理学问题的基础不是任何种伦理，而是形而上学，但伦理学似乎已经遗忘了自身的存在依据。隐去的超越性超越性是人所不知的秘密，上天也没有说过。孔子可能是最早发现这个形而上难题的人，他意识到天何言哉的事实。这个拒绝神秘主义的理解与上帝把秘密告诉先知的犹太教想象大不相同。在科学上，甚至在哲学上，先知的假设都是多余的，因为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上帝真的说了什么，也无法证明先知是否假传天意，甚至无法证明上帝的存在，因此，先知叙事是基于系列死无对证的假设的空对空自身循环话语，叙事自身说得圆通，但没有个命题能够落实。早于底发现的无人故意犯有着相似的道理，因此可以说，善是个先验概念，也是个先于伦理学而又作为伦理学基础的形而上问题，即个如何解释实然和应然关系的初始问题。在柏林自由大学的场关于我的天下理论的讨论会上年月日，巴塞尔大学的拉夫韦伯教授就对我提出了个与此有关的质疑为什么我容许和的区分在些地方消失了我的回应是个关于作的存在论解释和之分仅属于知识论，而知识论没有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