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上来说，中国没有产生科学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的文化土壤，所以说，中国没有科学。科学这个概念对西方文化的本质或内容来说，它是指对客体存在量化把握的具体过程。比如，求客观公认的知识，因果必至的道理，多分可靠的规矩，这就叫科学。或者说，对自然万物的无限认识，就叫科学。这种具体的实证过程，就是科学。中国没有这样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因此，中国没有科学。中国式的经世致用，学以致用的实用主义知识，与西方文化意义上的科学知识有着本质上的区别。西方文化的科学知识，求的是具体事物内在本质运动的客观规律，或者说是关于事物内在联系和本质的说明，是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答问题，是对客观问题来龙去脉发展变化的说明。而中国学以至用的知识，求的是客观事物表面现象的知识，求的是眼前利益的实用知识。简言之，科学知识给人类揭开的是事物本质的运动规律，而经世致用的知识，讲的是形而上的运动现象，即人伦日用的实用知识。众所周知，我们的文化传统强调的是经世致用，而这所谓的用，无非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它把学问求知引向了种道德目标，知识於是不再是对自然万物的无限认识，而应有所止，它的止境就是德。这就是我们传统文化中的知止论，用传统儒家的话说，就是学者以圣王为师，而圣人则不求知天。读书既是为用，那么人们之读书求知做学问，便颇似叶公好龙，或醉翁之对酒，根本就不是为了知识或学问本身，而是在书本与学问之外，即知识只是手段，不是目的。在这样的价值取向和文化传统下，怎么可能会产生对自然对事物本身的真正探索，产生求真求美的科学精神呢就象上个世纪四十年代提出近代科学为什么在欧洲而没有在中国发生的问题样，我们可以继续提出为什么西方文化就能塑造出求真求美的科学精神，而中国文化只能塑造出学以致用的实用主义精神这个问题。其实，这个问题并不难解答，这如同同个种类的花种，会开放出不同种类的颜色样。那么，造成不同种类颜色的原因是什么呢那是由它们个自色素基因的不同而决定的。同样，西方文化能塑造出科学精神，而中国文化只能塑造出实用精神，这是由它们个自的文化基因所决定的。何为文化基因例如，西许是在科学中最受过精心磨练的技巧。在科学中，他们不仅习惯于把问题划分成许多细部，他们还常常用种有用的技法把这些细部的每个从其周围环境中孤立出来。这种技法就是他们常说的，即设其它情况都相同。这样来，他们的问题与宇宙其余部分之间的复杂的相互作用，就可以不去过问了。这就是西方科学精神赖以形成的文化渊源。简言之，使文化理论建立在具体实物上的结果，导致了西方民族对自然界产生求真求美的科学精神，而把文化理论建立在,抽象概念上的东方民族，永远都不会培养出求真务实的科学精神来。这就是近代科学只能在欧洲诞生而绝对不会在中国诞生的文化渊源。如果要想把中华民族培养成为个具有求真务实的科学精神的民族，就必须要改变我们的文化传统，即把现代文化建立在具体实物之上，只有这样，这个古老的民族才能被塑造成为个据有求真务实的现代科学精神的民族。当今，无论是国际社会，还是国内社会，都处于个伟大的变革时代，因此，如何把我们这个古老的民族由学以致用的实用主义精神武装成为个据有求真求美的科学主义精神的民族，这对我们未来的发展是致关重要的问题。年月日文汇报时评点击栏目第五版刊登了篇署名为科学创新必须改造文化环境文。作者认为，要想科学创新，就必须要有相应的文化环境。事实的确如此。因为，科学精神本身就是种文化意识的含义和内容的体现形式，所以，没有相应的文化理论，哪有相应的科学精神呢以上我已经提到，科学这个概念，对中国人来说，是个舶来品，所以，我们应该站在西方文化的立场上，重新审视下科学这个概念的合理性程度究竟有多少。普里戈金在他著的从混沌到有序书中提到，要解释牛顿科学在文化中的地位的不稳定性，最好是引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科学与文化的关系的报告。该报告写到个多世纪以来，科学活动的部分在其周围的文化空间内已增长到如此的程度，以致它好象正在代替整个文化本身。些人相信，这只是由于其高速发展而形成的幻影，这个文化的力线将很快重新申明自己并把科学带回到为人类服务中去。另些人考虑，最近科学的胜利最终要给它统治整个文化的资格，而且文化之所以能继续被大家知道，仅仅因为它是通过科学装置来传播的。还有些人，被只要人和社会在科学的支配之下就会受到操纵的危险所吓倒，在远处隐隐出现的文化灾难的幽灵。这样说来，科学像是文化体内的癌瘤，它的增殖威胁着要破坏整个文化的生命。问题在于我们能否统治科学和控制其发展，或者说，我们是否将被奴役。在仅仅百五十年间科学已经从鼓舞西方文化的源泉降为种威胁。它不仅威胁人的物质存在，而且更狡猾地，它还威胁着要破坏最深地扎根于我们的文化生活中的传统和经验。受到控告的不是种科学突破在技术上的附带成果，而是科学精神自身。无论这个控告所指的是科学文化所渗出的全盘怀疑论，还是通过科学理论所得到的特殊结论，今天人们常常断言科学正在使我们的世界降格。几代以来愉快和惊奇的源泉在它的触之下而干涸，它所触及的切都失去了人性。从混沌到有序第页这就是西方人的科学精神所面临的危机和困惑。那么，科学为什么给西方人带来如此大的威胁呢因为，这是他们以原子这个无生命物质体系作为文化模式，来规范个有生命的流动着的能源系统所造成的必然结果。简言之，用无机物的运动规律来规范个有机物的生活方式，这与客观规律是背道而驰的。我们不能步入西方人的文化后尘。现在我们要搞科学创新，并为科学创新要改造我们的文化环境，我想这样的文化环境，必须要有自己鲜明的时代特色和鲜明的民族特色，只有这样的科学创新，才是我们这个古老的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科学精神之路。论近现代文化与科学关系随着近现代每次的社会变革，我们的专家学者们总要对文化与科学的关系讨论番。比如，五四运动前后关于中国古代为什么没有科学的讨论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关于近代科学为什么在欧洲而没有在中国发生的讨论，亦即为国人所熟知的李约瑟难题以及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关于中国近代科学落后原因的讨论等等。以上几次的大讨论被称谓上个世纪发生的关于我国科技落后原因的三次大讨论。而每次的大讨论都认为，我们的科技落后与我们的传统文化密切相关，或者说，与中国文化中注重实用的传统密切相联。比如，哲学家冯友兰就认为中国没有科学，是因在切哲学中，中国哲学是最讲人伦日用的竺可桢强调中国人把利害之价值，放在是非价值之上。而社会上般提倡科学的人们，亦只求科学之应用而物理学家吴大猷更断定中国近数百年科学所以落后，更基本的原因，则系我民族五千年的人本主义文化的影响民族思想的偏重实用性。然而，每次的大讨论，都是次轰轰烈烈的大总结，最后悄没声儿的自然结束。传统文化与现代科学精神的问题始终没能得到很好的解决。最近，随着科学大师霍金的到来以及全世界数学家的云集我国，媒体上又掀起了股强劲的科学热。即科学创新与改造文化环境问题又成了专家学者们讨论的热门话题。如著名华裔科学家，哈佛大学教授丘成桐先生在日前所作的对中国科技发展的建议讲演中，就把我国科学创新问题又与我们的文化传统联系起来，认为中国传统文化过于推崇学以致用,缺少西方的那种求真，求美的精神。那么，这次的科学热是否也象上个世纪的三次大讨论样，轰轰烈烈的总结完，又悄没声儿的结束呢我想，从时间概念上来说，这次的科学热与上个世纪的三次科学大讨论有着很大的区别，因为现在我们已经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切都要按照的规则与国际接轨，然而,我们仍然以学以致用的价值取向参与国际生存竟争，这种传统的生活方式与国际是无法接轨的。也就是说，实用精神与科学精神是无法衔接的。或者说，在国际生存竟争的舞台上，实用精神无法取得生存的主动权。所以，现在我们既没有悄没声儿的保持沉默的权力，也没有向后退却的任何出路，只有为科学创新去改变我们传统的文化环境，或者说，去改变我们传统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道德情操审美趣味和宗教情绪，这才是我们的唯出路。何为科学什么是经世致用确切地说，这是两种文化的含义和内容不同的体现形式，或者说，这是两种价值观念和两种思维方式的不同的体现形式。首先，就科学这个概念而言，它对中国人来说，是个舶来品。冯友兰先生说中国没有科学这是站在文化的角度上下的定义。的确，从文化意义上来说，中国没有产生科学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的文化土壤，所以说，中国没有科学。科学这个概念对西方文化的本质或内容来说，它是指对客体存在量化把握的具体过程。比如，求客观公认的知识，因果必至的道理，多分可靠的规矩，这就叫科学。或者说，对自然万物的无限认识，就叫科学。这种具体的实证过程，就是科学。中国没有这样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因此，中国没有科学。中国式的经世致用，学以致用的实用主义知识，与西方文化意义上的科学知识有着本质上的区别。西方文化的科学知识，求的是具体事物内在本质运动的客观规律，或者说是关于事物内在联系和本质的说明，是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答问题，是对客观问题来龙去脉发展变化的说明。而中国学以至用的知识，求的是客观事物表面现象的知识，求的是眼前利益的实用知识。简言之，科学知识给人类揭开的是事物本质的运动规律，而经世致用的知识，讲的是形而上的运动现象，即人伦日用的实用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