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设计】刑事政策下的犯罪构成研究

或许可以认为，这是结果责任主义在今天以加强人的法治意识提高人的法治观念为目的的另种形式的复活。

虽然在主观归罪和客观归罪下也不是完全不考虑客观危害结果和主观罪过状态，但对定罪而言已无多大意义了。

采用如此定罪的方式，单纯的报复或威慑是最直接的原因，深层次的原因在于对犯罪的认识。

在犯罪产生最初，人们用超自然主义的犯罪观解释犯罪，认为犯罪是邪恶的精神力量恶魔等所引起。

至中世纪时仍把犯罪和其他异常行为归谬为恶魔鬼怪，犯罪是中了邪魔的结果。

由此，对犯罪人的惩罚就是对魔鬼的惩罚，而对魔鬼的惩罚当然可以用尽切方式，认定魔鬼的方法当然不可能也无需具有科学性，或者是凭客观的结果，或者是依主观的罪孽作为认定犯罪的方式就是自然的了。

因此从人类对犯罪现象的认识来看，在现代刑事政策产生之前，古代刑事政策在事实上即已经产生，而且这种刑事政策对人类对犯罪的处理产生了相当的影响甚至是决定性作用。

这种影响或作用归根结底是人类对犯罪现象的认识而致，而在对犯罪现象的科学认识之前这种影响或作用就成为种必然。

在这个意义上，是古代对犯罪认识之刑事政策造就了认定犯罪的主观归罪或客观归罪方式，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刑事政策对认定犯罪的犯罪构成自刑事政策产生始即已具有了决定作用，在古代朴素的刑事政策下，犯罪构成在定程度上成为刑事政策对犯罪进行规范化认识的体现。

至受启蒙思想的影响，人类开始了理性认识犯罪的进程。

在世纪的欧洲，经验科学的方法论渗透到了所有科学领域，刑事政策的思潮是科学主义，自然科学对刑事政策产生了重要影响，进而通过刑事政策渗透于犯罪构成。

在自然科学的影响下，刑事古典学派着眼于外部事实因素，开始从实在的角度认识犯罪行为。

强调行为的物理特征和责任的事实状态，试图建立如自然科学般精准的犯罪成立理论。

在自然科学强调行为的实在性和客观性的前提下，刑事古典学派以行为中心构建犯罪论体系，其犯罪构成也体现了明显的行为中心主义的色彩。

在犯罪构成体系初创时期，提出了行为构成要件该当性违法性和有责性的体系，其将行为置于犯罪成立的第个层次，凸显行为中心主义，并且认为构成要件该当性是纯客观中性无色的，违法性也与行为人的主观因素无关，仅仅是客观的价值评价，其因果关系坚持自然行为论，均表明了犯罪论体系各个要素的自然主义色彩，这种状况的出现其实亦是科学主义刑事政策催生的结果。

由于科学主义刑事政策运用经验科学的方法对犯罪原因进行解释，刑事实证学派故提出天生犯罪人等对犯罪现象认识的命题，强调犯罪先天决定性等观点必然使得对因果关系采自然行为论和构成要件应客观中性之结论，这样行为只是种自然意义上的类机械行为，在行为中心主义体系下，整个犯罪论体系也在科学主义刑事政策下被刑事古典学派塑造成以自然科学的视角来对待的体系，古典犯罪论体系由此发散出科学主义刑事政策的气息和色彩。

然而科学自然主义的犯罪观透露出冰冷僵硬和机械的气质，其缺陷在人文主义刑事政策来临之时便显露无余。

世纪末，尤其是进入世纪以后，新康德主义的兴起使人文主义的思潮迅速发展，从价值上强调人是切的出发点和归宿，人文主义的关怀成为刑事政策的内容。

在人文主义刑事政策的思潮影响下，刑事古典学派认为个性尊严的丧失受压抑以及社会机会的不平等使人走向犯罪。

他们将犯罪构成体系进步发展，认为行为是构成要件的个要素而不是个的犯罪成立条件，构成要件存在主观的要素，不是中性无色的，违法是对社会共同生活所要求的文化规范的违背。

在此种人文主义刑事政策影响下，刑事近代学派主张以行为人为中心建立犯罪论体系，重视违法的反社会性和行为人的危险性，使对构成要件应进行价值判断的观念得以确立。

在违法性的判断上，近代学派的犯罪论体系也摆脱了古典学派的违法性之从客观事实出发的观点，使得对事实和法规范判断不再是仅从客观形式上进行，从而违法性本身获得了价值色彩，超法规的违法阻却事由的出现更是体现了强烈的人权保障之人文关怀。

在有责性判断上的期待可能性的确立，尤其是超法规的责任阻却事由的存在，也使得犯罪论体系具有了浓郁的人权保障之出罪价值，正如大塚仁教授所言，期待可能性正是想对在强大的国家法规范前喘息不已的国民的脆弱人性倾注刑法同情之泪的理论。

至此，犯罪论体系在人文主义刑事政策的影响下得到发展并成熟，而此犯罪论体系中的人权保障价值之人文关怀更是展现了人文主义刑事政策之精神真谛。

由此，大陆法系犯罪论体系的基本结构和格调便具有了人文主义刑事政策之人权保障的精神和内容，通过人文主义刑事政策对科学主义刑事政策的批判和发展，客观色彩的古典犯罪论体系发展至近代具有人权保障色彩的犯罪论体系，犯罪论体系中的科学主义刑事政策的精神内核被人文主义刑事政策的精神内核最终取代，作为犯罪论体系灵魂的刑事政策之精神便以规范的形式在犯罪论体系中延伸，人文主义刑事政策对此做出了最佳的诠释。

至上个世纪后期，社会防卫运动出现，人文主义刑事政策发生分化分解，西方刑事政策的发展进入人道主义阶段，对犯罪预防给予极大关注，讲策之应有回应刑事政策发展到今天，就其原则发展趋势而言，人道主义和法治主义成为其重要的趋势。

刑事政策的人道主义是指对人性尊严的尊重，不允许残酷的和野蛮的刑罚。

在诉讼中将被告人视为正常的人，享有切应有的诉讼权利。

人道主义实际上是尊重人权的要求和体现，对人权的关注要求贯彻于刑法运行的始终，因此作为认定犯罪成立的犯罪构成也自应体现人道和人权的要求。

法治主义是指刑事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应受到法律的支配，而现代刑事政策本来就是在人权观念勃兴的时代产生的，因此本身具有人权保障精神的刑事政策必然要求对之能法定化的法律应是良法和善法，是实质正当和合理的法律。

这要求刑法对个罪构成的规定应该具有实质的合理性。

就刑事政策内容特征来看，非犯罪化和非刑罚化已成为种潮流和趋势。

非犯罪化旨在限制刑罚处罚范围，因此要求在立法上合理界定犯罪圈，将原来作为犯罪行为处理的行为合法化或者仅作行政违法行为处理，非刑罚化要求以刑罚之外的方法代替刑罚进行制裁。

就具体刑事政策观察，轻轻重重轻重结合的刑事政策已成世界性的趋势，在我国则体现为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

刑事政策原则发展之人道和法治趋势应该成为犯罪构成发展的灵魂，犯罪构成的人道化和法治化应成为今后的课题。

犯罪构成的人道化要求犯罪构成蕴含人权保障的内在精神，其本身应具有人权保障的机能和机制，而不应仅是在刑事诉讼的过程中通过诉讼机制解决，在犯罪构成体制之外依诉讼的过程解决罪犯的人权保障，可能会因诉讼程序本身的不完善以及司法者自身的职业素质欠缺而无法真正实现辩护权，如果犯罪构成自身包含着出罪的人权保障机制，则在任何刑事案件中对犯罪的认定都无法回避必须的预先设定的出罪判断。

如此再辅之诉讼过程中被告人辩护权等诉讼权利的行使，刑事司法的人权保障价值才能真正从实体上和程序上得到充分体现。

以此来审视我国的犯罪构成，可以发现，现今我国的犯罪构成只对被告人是否构成犯罪进行判断，而不具备对犯罪人是否不构成犯罪进行专门认定的机制，即没有否定不构成犯罪的出罪机制。

四要件构成体系作为从前苏联引入我国的舶来品，从开始其就完全割断了与我国传统刑事政策的联系，而其对于当下刑事政策发展之人道趋势也没有产生合理的回应。

因此从我国犯罪构成的产生而言，由于先天性缺少人性关怀之人权保障的功能和机制，故在人道性刑事政策勃兴的时代，其缺少人权保障之出罪机制的现状必须被改变。

在刑法语境中，刑事政策之法治化实际上就是刑事政策的刑法化，亦即刑事政策不能直接作为裁判案件的依据，否则会助长法律虚无主义，导致刑事案件惩罚无法规格化和明确化，这是刑事政策刑法化最般和基本的内容。

如果刑法是经由刑事政策而来或者至少刑法条文体现着刑事政策的基本精神，则此时的刑法应该是种良法，其所规定的犯罪构成自然应该体现刑事政策的基本精神和要义，符合良法的基本要求的，不仅个罪构成所依附的法条在形式上合理，在实质上也能符合社会正义的要求。

这应该成为刑事政策法治化的另种解读，但却常常被忽视。

如果以此来观察我国刑法规定的个罪之犯罪构成，可以发现其和良法的要求仍有定距离，如存在最高司法机关违法之解释构成要件过于粗疏等均不符合良法形式之美，对不同对象的保护采取差别待遇公民权利保护滞后等不符合良法实质之善等诸多问题。

刑事政策内容之非犯罪化和非刑罚化趋势应该成为犯罪构成发展的具体方向。

犯罪构成之非犯罪化要求立法上合理划定犯罪圈，将实质上不具有社会危害或刑法对之根本无效的行为排除出犯罪的范围。

犯罪构成之非刑罚化要求在犯罪构成划定的犯罪圈中以非刑罚的方式处理被认为构成犯罪的行为，西方国家的转处易科社区矫正处遇都是犯罪构成非刑罚化的体现。

非犯罪化和非刑罚化并不是两个层面的问题，在非犯罪化后，通过非刑罚化进步限制刑法的打击面，实现轻缓化，因此非刑罚化是对非犯罪化的进步发展，这样实际上犯罪构成的非刑罚化和非犯罪化就可以作同性理解，犯罪构成的非刑罚化就不再是个虚设的命题，犯罪构成的非刑罚化应该得到提倡。

我国犯罪构成的非犯罪化问题近年来似有紧缩的趋势，如司法解释不断扩大些个罪的犯罪圈，以专项斗争形式存在的严打仍声势高涨，死刑适用的范围过宽，刑罚的替代措施几乎为空白等。

作为我国刑事政策最新的发展成果，宽严相济之具体刑事政策如果成为司法实践的指导，犯罪构成应成为其具体的载体，即我国犯罪构成重构的方向应体现宽严相济之具体刑事政策。

般将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理解为刑罚适用时的宽和严。

如果宽严相济之刑事政策对我国的犯罪构成将产生影响，则其不应仅是刑罚适用的政策，还应是犯罪构成应遵循的规格。

换言之，宽严相济之刑事政策不仅应是刑事司法的指导，也应该成为刑事立法的种思路。

从目前的研究来看，存在过于关注宽严相济之刑事政策的刑法解释之司法指导功能而忽视了其对刑事立法的应有意义。

如果在立法上将宽严相济之刑事政策作为种指导思想，除了在刑罚的设定上应宽与严相济之外，更重要的是在犯罪的成立规格之犯罪构成上同样应宽与严相济。

犯罪构成的宽严相济之命题实际上是合理划定犯罪圈的问题，更进步讲是犯罪设定的犯罪化和非犯罪化和谐相济的问题，因此应设定宽